金融股票 》 貨幣戰爭   》 第5章      宋鴻兵 Song Hongbing

　　美國為什麽壓迫人民幣升值？
　　讓歷史教育我們
　　1960年代後期，深陷越南戰爭泥潭不能自拔的美國政府，面臨國際收支赤字、財政赤字和通貨膨脹的巨大壓力，與歐洲、日本大打“貨幣金融戰爭”（德國政治傢施密特語）。雙方唇槍舌戰，互相指責，國際金融貨幣局勢異常緊張，運轉20多年的布雷頓森林體係時刻有轟然倒塌的危險。美國批評歐洲和日本不承擔國際收支調節的義務，蓄意製造國際經濟的不平衡（學術術語是“非均衡”），要求歐洲和日本采取措施改善美國的貿易失衡；歐洲則抱怨美國不負責任，挑起越南戰爭，巨大的軍費開支觸發財政赤字和相應的國際收支赤字，肆意擴張貨幣讓歐洲飽受通貨膨脹之苦。最激烈的是法國總統戴高樂將軍，他破口大駡美國以鄰為壑，宣告美國國際收支赤字是“不流眼淚的赤字”！美國政府反唇相譏，當時的美國財政部長康納利甚至有點兒幸災樂禍：“美元是我們的貨幣，你們的麻煩”！
　　沒過多久，1971年8月15日，尼剋鬆公然摧毀布雷頓森林協議，宣佈他“最全面的新經濟政策”。針對國際金融、貨幣和對外經濟關係，他引述多次發生的貨幣危機，指責“投機者業已發動針對美元的全面戰爭”，他已經命令美國財政部長，“暫時中止美元與黃金或其他儲備資産之兌換，除非要求兌換的數量和條件符合貨幣穩定和美國的最高利益。”他同時宣佈美國對所有進口徵收10％的附加稅，旨在“確保美國産品不會因為不公正的匯率而處於劣勢。當不公正的匯率消除後，附加稅亦將取消。”尼剋鬆強調：“確立公正匯率的時刻已經來臨，以確保主要大國之公平競爭。美國參與國際競爭，一隻手卻被束縛住，這種狀況再也不能繼續下去了。”
　　美國政府單方面毀滅國際貨幣體係，是20世紀世界經濟歷史最重大的事件之一，人類從此跨入浮動匯率主導的時代，影響所及，至今塵埃未定。
　　讓我們從經濟學邏輯簡要分析一下三位政治傢的論點，目的是要回答：美國為什麽要摧毀布雷頓鬆林體係？
　　戴高樂是對的。美國的貿易赤字或國際收支赤字的確是“不流眼淚的赤字”，美國無需為此憂心忡忡，無需為此流淚。原因很簡單。二戰之後，美國成為全球政治、經濟、軍事的絶對主宰者，美元成為與黃金並駕齊驅的國際儲備貨幣。戰後初期，美國對歐洲、日本重建的巨大援助，讓美元成為全球經濟幾乎唯一的硬通貨，地位遠遠超過黃金。各國為應付國際結算、穩定匯率、對外投資等等多種需要，必須大量儲備美元資産。根據國際經濟學著名的古諾定律，儲備資産供應國（美國）必定是國際收支赤字，否則無法嚮世界其他國傢供應美元儲備。美國的國際收支赤字，其一，反映了美國對世界經濟金融貨幣的主導，美國是全球經濟規則的製訂者和監管者，其二，世界其他各國儲備美元資産，對美國而言，就是巨大的鑄幣稅收入，其三，衹要其他國傢願意儲備美元資産，很大程度上，美國就可以大搞財政赤字，因為其財政債券必定有人購買，那就是說，世界各國為美國的財政赤字融資或掏錢，其四，美國大搞財政赤字或貨幣擴張，通貨膨脹的後果很大程度上有世界其他國傢共同承擔。易言之，美國國際收支赤字對美國絶對是利遠遠大於弊，對世界其他國傢則是弊大於利。戴高樂說是“不流眼淚的赤字”，正確而精彩。
　　康納利也是對的。美元的確是美國的貨幣，是我們的問題。根本原因何在？乃是我們生存的世界，是一個美元本位製的世界。所謂美元本位製，就是世界各國的儲備資産、貿易和國際收支結算、匯率乃至貨幣政策，都要與美元挂鈎。二戰以來，美元占全球儲備資産、國際結算比例、外匯交易比例、全球流動性資産比例均在80％以上，許多國傢的貨幣匯率，都是直接或間接與美元固定。以日本為例，日本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國民生産總值曾經達到美國的70％，日元應該成為世界主要通貨之一，至少日本的主要貿易夥伴，應該有較多的日元儲備，貿易結算應該主要用日元計價。其實不然，日元今天根本算不上是一個世界貨幣，占世界儲備資産的比率微不足道。日本與美國、歐洲之間的貿易當然主要不會以日元計價，但日本與亞洲各國，尤其與韓國、中國的貿易是日本主導，按道理應該以日元計價，事實是：日本與這些國傢之間貿易的90％都以美元計價。即使與韓國之間的貿易，美元計價的比例高達88％。
　　美元本位製决定了美國是當今人類金融的絶對壟斷者。紐約華爾街是世界主要金融中心，美國投資機構决定着世界金融市場每時每刻的走嚮。想想高盛、摩根斯坦利、花旗等等國際金融巨無霸吧！它們呼風喚雨，無所不能；它們與美國政府密切合作，承擔着美國國際金融外交的重任；它們憑藉巨大的、無限的資金勢力，掌控着全球每個角落的金融活動；它們獲得金融行業最高端、最巨額的利潤。這就是美元本位製的本質。其他各國無法回避，衹有努力尋求美元本位製下的生存空間。“美元是我們的貨幣，你們的問題“，誠哉斯言！
　　尼剋鬆大錯特錯。其一，他將美國當時面臨的經濟睏境歸咎於歐洲和日本，斷言是對方采取不公正匯率與美國競爭，實在是彌天謊言！衆所周知，自1944年布雷頓森林協議簽字之日，各國匯率就是相互固定的。根據經濟學的簡單邏輯，各國匯率一旦固定，其産業競爭力就取决於生産力的此消彼長，與匯率沒有關係。1960年代後期，美國相對日本、歐洲競爭力下降，是歐洲、日本經濟快速復興的必然結果，與匯率根本扯不上關係！當然，玩弄或操縱匯率，短期內的確可以獲得些微的價格優勢。然而，歷史經驗一再證明：操縱匯率獲得價格優勢實在是曇花一現，因為對方國傢可以以牙還牙，也將匯率貶值，誰都不是傻瓜！真正的競爭優勢自然是生産力的較量。
　　其二，為對抗歐洲、日本所謂不公正的匯率競爭，尼剋鬆對所有外國進口徵收10％的附加稅，愚蠢之極，實乃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各國相互之間的貿易形態，主要取决於各國相對的比較優勢和國際産業的分工格局，徵收進出口稅、操縱匯率，某程度上的確可以影響進出口需求，卻無法從根本上改變國際産業的分工格局和各國相互貿易格局。事實證明：尼剋鬆的10％附加稅，最終受損失的是美國消費者和美國整體經濟。
　　其三，尼剋鬆意在迫使歐洲（當時主要是西德）、日本改變匯率（即迫使日元、馬剋升值），以改善美國的貿易或國際收支赤字。歷史事實無情地批駁了尼剋鬆的奇談怪論。1971年8月15日之後，日元、馬剋一路升值，美國的國際收支赤字並沒有改善。
　　為什麽美國要摧毀布雷頓森林體係的固定匯率制度？因為轉嚮浮動匯率，美國實在是一舉多得。其一，鑄幣稅急劇增長。今日全球3.8萬億儲備資産，美元資産占80％以上。其二，美元儲備資産以天文數字劇增，極大地拓展了美國資本市場的規模、廣度和深度。其三，美國聯儲之貨幣政策，對世界各國之貨幣政策具有更加強大的影響力。
　　當然，尼剋鬆不是經濟學者。他的决策主要源自美國財長喬治?舒爾茨。舒爾茨是弗裏德曼的弟子。弗裏德曼又是浮動匯率最有名的鼓吹者。面對歷史，他們應當無言以對。
　　公開的秘密和陽謀
　　然而，舒爾茨－尼剋鬆的“匯率操縱－不公正匯率”謬論卻為後來美國政府繼承下來，成為打擊或遏製其他國傢經濟金融發展的重要藉口和有力武器。1980－90年代的首要目標是日本，今天的首要目標則是中國。
　　“尼剋鬆衝擊”之後，石油危機接踵而至，美國經濟陷入前所未見的滯脹睏境，1970年代成為極度睏惑或被耽誤的10年。相反，日本企業界勵精圖治，精心應對石油危機衝擊，以“輕薄短小”的産品創新策略，大舉占領世界市場，到了80年代初期，日本在許多製造業領域大有取代美國、凌駕世界之勢，“日本第一“的呼聲響徹全球。歐洲則走嚮經濟貨幣一體化道路，重心是歐洲內部經濟金融整合。美國與日本的貿易摩擦遂成為1980年代國際經濟金融舞臺上的重頭戲。
　　事實上，自1971年8月15日美國摧毀布雷頓森林體係、日元與美元之匯率開始浮動之後，美日之間的貿易摩擦、尤其美國針對日本進行貿易製裁威脅，一直是决定日元匯率走勢的關鍵力量（此乃麥金竜等許多學者多年研究的結論）。到了1980年代，“日本第一”聲浪高漲，美國對日本的壓力隨之急劇放大。美國除了要求日本自願限製出口、美國單方面對日本進口實施配額、選擇性徵收附加關稅之外，主要就是要求日元大幅度升值，否則就要動用著名的“超級301條款”，對日本對美國貿易實施全面嚴厲打壓。此乃1985年廣場協議出臺的背景。
　　廣場協議的關鍵條款要求日元大幅度升值（當然也包括歐洲主要貨幣如馬剋相對美元大幅度升值）。美國的基本思路是要藉此遏製日本産品的全球擴張，遏製日元成為世界主要儲備貨幣。表面上的理由當然是解决美日之間的貿易不平衡，與今天美國壓迫人民幣升值的藉口並無二緻。
　　美國、日本的决策者可能沒有想到：日元升值和繼續大幅度升值的預期，對日本經濟的最大危害不是削弱日本産品全球出擊，更沒有解决日美之間的貿易不平衡。最大的危害是升值預期徹底改變日本國民和企業的投資預期和投資方向，很快誘發日本房地産、金融、股市的巨大泡沫（泡沫形成時期是1986－1989年，正在廣場協議之後），短期瘋狂之後是資産泡沫（房地産、股市）的徹底崩潰，日本銀行壞帳堆積如山，企業現金流和資産負債表（財務狀況）急劇惡化，日經指數從最高接近五萬點狂跌到接近一萬點。自1990年起，日本經濟就一蹶不振，從此陷入長達十多年的衰退泥潭。與此同時，美國經濟憑藉“供給學派經濟學”的基本理念，放鬆管製、削減稅收，一路高歌猛進，1990年代更是迎來信息科技革命，將日本經濟遠遠甩在後面。想當年（1980年代後期），日本GDP曾經超過美國的70％，儘管日元升值100％以上，今天日本的經濟規模卻衹有美國的30％多。相對實力的轉換，何等劇烈！怎能不令人觸目驚心？又怎能不引起嚴肅經濟學者、歷史學者的深刻思考和反省？
　　不僅如此，每當美國要“修理”日本時，無不繼續拿日元匯率低估說話。衹要美國高官威脅要對日本進行貿易製裁，日元就應聲升值，因為市場早已習慣美國的伎倆。日元長期升值預期就永遠揮之不去。日本利率長期維持極低水平、貨幣政策、財政政策對刺激經濟活動毫無幫助（儘管財政債券已達天文數字），經濟學者稱日本經濟陷入罕見的“低利率流動性陷進”而無法自拔，皆拜日元匯率長期升值之賜。
　　說美國壓迫日元升值是為了遏製日本經濟的全球擴張，是為了遏製日元成為世界主要貨幣，是為了防止日本經濟規模與美國抗衡，國內許多學者不同意，說那不過是象我這樣的人故意危言聳聽，製造的“陰謀論”。自然，說美國壓迫人民幣升值是為了遏製中國快速持續穩定的經濟增長，毫無疑問也是陰謀論了。然而，美國為什麽要無休止地壓迫日元升值？他們提出的表面理由（解决美國貿易赤字）不僅理論邏輯上不成立，而且被事實無情地駁斥。其他相關的次要理由也完全站不住腳。那麽，我要問：美國藉助匯率升值打壓日本經濟金融、削弱日元地位，難道不是美國最高國傢利益所决定的基本戰略嗎？
　　聚光燈終於轉嚮中國。歷史好像真的常常重演。今天美國壓迫人民幣升值的理由和做法與指責歐洲、打壓日本的策略幾乎完全相同。理由依然是解决美國貿易赤字、緩解國際經濟不平衡，做法自然是貿易製裁。當年威脅日本是“超級301條款”，今天威脅中國是“27。5％”的懲罰性關稅！
　　對於美國壓迫人民幣升值的各種說辭和可能理由，筆者曾經從嚴格經濟邏輯的角度，予以詳盡剖析（參見拙作《不要玩弄匯率－一位旁觀者的抗議》），此不贅述。美國強壓人民幣升值的真正原因，我早就說過許多遍：美國迫使人民幣匯率升值和浮動，旨在全面控製中國金融貨幣體係，旨在遏製中國快速持續穩定之經濟增長，旨在遏製人民幣成為區域性國際貨幣。
　　其實無需我多嘴，這是美國的國傢戰略，是公開的秘密和陽謀。美國國務院、頂級高官、主流媒體多次宣稱：今日遏製中國崛起之主要戰場衹有兩個，一是全球能源（主要是石油）戰場，一是金融戰場（先將你完全納入美國主導的全球資金流動體係）。白紙黑字，清楚絶倫。美國不是不允許其他國傢發展和增長，而是不允許其他國傢凌駕於美國之上。其他國傢的發展和增長必須納入美元本位製體係，要受美國的掌控。
　　金融外交 國之大事
　　2005年7月21日“人民幣匯率機製改革”，人民幣從此走上緩慢升值或浮動之路，顯然是受到美國強大壓力之結果，當年11月美國財政部《國際經濟和匯率政策報告》對此有明確而詳細的說明。迄今為止，人民幣升值幅度超過5％，對中國經濟的負面影響已經相當明顯。主要表現是：股市暴漲（尤其是金融地産股漲幅驚人）、房地産價格持續上升（儘管國傢出臺多項抑製房價的措施）、外商直接投資增速大幅放緩（今年衹有2％）、貨幣政策完全失效（儘管多次加息、提高準備金率、發行央行票據）。
　　目前中國宏觀經濟調控最關鍵、亦是最睏難的問題，就是要迅速穩定人民幣匯率，消除匯率持續大幅度升值的預期。控製所謂流動性過度不是關鍵問題（央行負責官員多次講：當前控製流動性過度是决策者的主要課題），因為中國經濟流動性過度是“假象”。實質經濟並不存在流動性過度。股市、房價暴漲看似是流動性過度，背後原因卻是人民幣升值的預期。
　　不幸的是，儘管人民幣已經走上緩慢升值之路，美國卻不會善罷甘休。剛剛舉行的首屆中美戰略經濟高官會議，“焦點之焦點”竟然還是人民幣匯率。12月20日美國財政部最新的《國際經濟和匯率政策報告》，重心還是壓迫中國大幅度提高人民幣匯率靈活性。
　　面對強大壓力，中國政府要妥善應對，誠非易事。然而，我們無需聽從美國人勸告，更不能屈服美國政府的壓力。我們必須站在中國最高國傢利益的角度，沉着應戰，審慎决策。
　　其一，中國必須理直氣壯地以經濟學的理論邏輯和大量歷史事實（數據），詳盡剖析美國壓迫人民幣升值的各種似是而非的理由。個人以為：中國經濟學界和决策界對匯率問題的錯誤認識是導致决策錯誤的重要原因。自2002年以來，國內好些學者和負責官員，緊隨美國之後，附和人民幣升值和浮動，他們的言論皆經不起邏輯的論證和事實的檢驗，謬論無疑，卻依然大行其道，令人悲從心來！
　　其二，中國必須迅速確定人民幣匯率政策的基本原則，比如繼續將人民幣匯率穩定到8人民幣對1美元或7。8人民幣對1美元的水平。目前所謂“小步快跑”的升值策略大錯特錯，衹會進一步強化人民幣持續升值的預期，加重中國經濟潛在的危機因素。一旦升值預期改變，後果就是資産價格泡沫破滅和金融危機。
　　其三，必須認識到，依照目前中國金融開放的程度和自身經濟、尤其是金融市場發展的階段，中國維持人民幣與美元的固定匯率不僅是最佳選擇，而且做得到。維持人民幣與美元的固定匯率，不是我們要依賴美國，衹不過將世界最主要儲備貨幣做為貨幣政策的基準。維持人民幣與美元的固定匯率，有利於中國貨幣穩定、貿易增長、外商直接投資、國際結算、以及中國國內資金嚮海外投資。最大的風險是美元不穩定，然而這是最小的風險。因為美國不大可能重蹈1970年代的錯誤，肆意擴張貨幣，大搞通貨膨脹，讓美元動蕩不寧，這對美國自身毫無益處。
　　其三，中國必須妥善管理外匯儲備。中國外匯儲備超過1萬億美元，好些人說外匯儲備過多，圍繞中國究竟需要多少外匯儲備，學界還有一番爭論。其實問題的關鍵不是外匯儲備多少，而是如何管理。過度依賴購買美國國債顯然不合適。中國應該抓住時機，大量購買石油、貴金屬（包括黃金）礦産、森林等資源，分散外匯儲備資産的投資風險，同時適當增加歐元等貨幣資産為儲備資産。龐大的外匯儲備不僅是巨大的經濟資源，而且是重要的金融外交工具。
　　其四，中國必須慎重把握金融開放的力度和節奏，尤其是金融市場（外匯、股票、衍生金融工具）開放的力度和節奏。重心是要抵擋國際“熱錢”或投機資金的忽來忽去。中國金融業和金融市場還非常不發達，監管能力非常落後，完全無法承受國際熱錢的投機性衝擊。最重要的是：中國完全不需要國際熱錢炒做，需要的是真正興建企業、解决就業、引進先進管理和技術、提升中國技術水平和積纍人力資本的實質投資（外商直接投資）。
　　其五，中國必須高度重視金融外交。首先要組織高水平的學者、嚴肅認真研究美國如何利用金融手段掌控全球經濟，研究國際熱錢或投機資本如何能夠摧毀一國金融體係，研究華爾街和華盛頓之間的密切合作關係，探索美元本位製下的生存空間和生存技巧。其次，中國要培養和選派一流金融人才到國際金融組織（比如世界銀行和IMF），代表中國利益，闡釋中國觀點，密切關註美國政策取嚮，與美國經濟金融决策層官員交朋友。美國為監督中國人民幣升值和金融開放，專門設立金融特派員辦事處，常駐北京，中國為什麽沒有相應的舉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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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中信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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