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师莫若徒，多年的朝夕相处，悉心体察，慧立、彦悰对老师玄奘的了解，应该说是深入而具体的，也因此，他们才能够在这短短的几行文字里，从体态神情、生活习性、舌辩口才，乃至于修行持戒、修养禀性等多个方面，对老师做了如此精准传神的画像。从这段文字里，我们也可以了解到作为历史人物的玄奘的一些基本情况。
小说《西游记》中唐僧的形象，应该说也依然存留了某些“历史”的真实。如仪态相貌，小说第五十四回《法性西来逢女国，心猿定计脱烟花》，写女王眼里的唐僧：“丰姿英伟，相貌轩昂。齿白如银砌，唇红口四方。顶平额阔天仓满，目秀眉清地阁长。两耳有轮真杰士，一身不俗是才郎。好个妙龄聪俊风流子，堪配西梁窈窕娘。”再如“一坐半朝，身不倾动”的习静坐功，小说第四十六回《外道弄强欺正法，心猿显圣灭诸邪》，写到妖精要与孙悟空比坐禅，孙悟空大为犯愁，唐僧说：“我会坐禅。”孙悟空问：“能坐得多少时？”唐僧说：“我幼年遇方上禅僧讲道，那性命根本上，定性存神，在死生关里，也坐得二三个年头。”
单枪匹马、只身一人，跨越万水千山，行程五万余里，玄奘的西行取经，创造了一个令人难以相信的奇迹。这奇迹本身，为其故事的被神话提供了广阔的想像空间。然而，由历史事实转变为完整的神话故事，却是经过了一个十分漫长的过程。由慧立、彦悰撰写的《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虽然不无夸饰，但在主体上，仍然是历史的陈述。在这一故事进入了民间传说的流程之后，神话化也就同时开始了。晚唐李亢的志怪小说《独异志》里，有一篇《玄奘》，写到玄奘在罽宾国遇异僧传授《心经》，将往西域之际，玄奘在灵岩寺抚摩着松树的枝条说：“吾西去求佛教，汝可西长；若吾归，即却东回，使吾弟子知之。”及去，枝条年年西指，一年忽东回，门人弟子说：“教主归矣！”西迎之，玄奘果还。这个故事，显然就来源于民间的渠道，有着浓郁的民间传说的色彩。
可以说，南宋临安书铺刊刻的《大唐三藏取经诗话》，是玄奘取经故事在民间被神话过程中的一个阶段性的总结。《诗话》里已经有了后来“西游记故事”里孙悟空的原型白衣秀才：“我是花果山紫云洞八万四千铜头铁额猕猴王。我今来助和尚取经。”还有沙僧的原型深沙、白龙马的原型九条馗头鼍龙。此外狮子林、白虎精、女人国等，分别为“西游记故事”中狮陀岭、白骨精、女人国等故事所本。
今其书已经散佚、仅存故事梗概的由元人编写的《西游记平话》，已经具备了今天我们所能见到的章回小说《西游记》的雏形。在《西游记平话》里，所写到的取经缘起、孙悟空大闹天宫、车迟国斗怪，以及西行途中，“初到师陀国界，遇猛虎毒蛇之害，次遇黑熊精、黄风怪、地涌夫人、蜘蛛精、狮子怪、多目怪、红孩儿怪，几死仅免。又过棘钩洞、火炎山、薄屎洞、女人国及诸恶山险水，怪害患苦，不知其几”（朝鲜《朴通事谚解》），在情节上，已经与章回小说《西游记》十分接近。至于保存在《永乐大典》里的平话残文《魏征梦斩泾河龙》，简直就像是章回小说《西游记》里相应的《袁守诚妙算无私曲，老龙王拙计犯天条》一回的缩写作文。由此断定，玄奘取经故事的神话化，应当是在元朝就已经大体完成。
由玄奘取经到章回小说《西游记》，“历史”似乎仅仅成了文学创作的由头。但我们仍然要感谢“西游记故事”，正是它，使得无数的读者知道了“唐僧”。我们可以对作为文学形象的唐僧的种种所为而痛心疾首，但这丝毫不影响作为历史人物的玄奘，他的事迹，千百年来，不仅感动着中国，感动着印度，也感动着整个人类——成为一个典型的“感动世界”的人。
在中国历史上，有以郡望、官名、为官之地等等来指称名人的做法，如诗人谢朓曾官宣城太守，人称谢宣城；诗人韩愈郡望昌黎，人称韩昌黎；诗人杜甫曾官检校工部员外郎，人称杜工部等等。这种做法已经够给人以某种夸张的感觉了，然而，所有这些，与玄奘法师的被称为“唐僧”、以一个时代的“类称”归之个人相比，就显得小巫见大巫，有天壤之别了。以“唐僧”作为玄奘的称号，当然不是玄奘的自封，也不是个别佛教徒的“抬举”，而是历史形成的一个评价，是历史老人量体裁衣，根据玄奘法师对中国历史的伟大贡献，为他所特制的一顶极其合适的桂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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