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你总喜欢写一些谈论自己影片的文章,主要是为记者提供一些背景资料。这样做的电影导演不多见。这些文章对你而言是影片的继续,还是影片的延伸?
答:不是,我只是觉得应该对影片做一些解释。这只表明一种东西:害怕。这些关于我影片的文章谈的都是重要事情,但不是以直接的方式,把影片与其他元素联系起来。在这一点上,我最拿手,我多少有一点写作能力。我想如果可以写些好的和独家的东西,或许可以写出鲍里斯-维昂①那样非常精彩的小说,或像维尔农-苏尼旺那样的作品。在这些小说中,心灵状态、色彩和修饰结合得天衣无缝,情节压倒了一切。
问:当你写剧本时,是先有了电影画面,还是先投入创作,不考虑画面安排和场面调度的问题?
答:初稿比较粗线条,主要是构筑情节,合理可信并吸引我。为此只需安排好所有情节元素,写出它们的线性关系。在初稿形成中,我可以知道这个本子是否感动我,就像西班牙语所说的“让我睡不着觉”。就是说你写的这个故事能展开你的联想,不让你昏昏欲睡,因为你已经完全进入到这个故事之中。当我写我喜欢的剧本时,完全能感受到这一点。如果有了这种感觉,我就写第二稿,这时,我添加场景,关于次要成分的文学评论也随之出现。写作时,在写对白之前,我总是先要有对人物的感觉,他们的动机,他们说话的方式的解释要求。这一切都是为了避免理解混乱,也是为了让所有参加此片拍摄的人们得到更多有用的信息,帮助他们工作。这不排除以后的即兴发挥。我在拍摄过程中,会有许多即兴发挥。
问:连写好的对白也可以即兴发挥吗?
答:是的,但不能偏离它的精神。情节一样,但改动的东西必须保留在人物与他们生活的空间、地点和物品所特有的关系上。这种人物、空间与物品之间的关系,只有在拍摄过程中才能真正发现。
问:你还写过一些文字,如《镜子的仪式》。你1975年写成的这个故事是否发表在《国家报》的增刊上?
答:没有,这是一部短篇小说,按文学要求所写。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我刚到马德里时经常写这种东西。我真的迷上了文学,写各种类型的故事,希望全身心地投入文学写作,直到我发现了超8毫米摄影机并证实用摄影机写作更容易的时候,我才放弃了写短篇小说和其他形式的故事,改写剧本了。
问:你用超8毫米机实现了你的计划,《佩比、路西、邦及其他不起眼的姑娘》是怎样成型的?
答:我当时还在电话公司工作,利用晚上和周末拍电影,我结识了一个叫“罗斯-格里亚多斯”的独立剧团,他们在演出之余,开始参与一些更加专业的创作活动。用超8毫米机拍片的后期,我已经具备了与那些真正地下演员合作的可能性,这些演员不仅能演戏,还有丰富的人生经验,如卡门-毛拉①,我是在合作中认识她的,她在“罗斯-格里亚多斯”剧团既当导演,又做演员。我与巴塞罗那也有往来,尤其与一群造型艺术家联系密切,其中许多人是画家,如马里斯卡,他们全都与《蟒蛇》杂志有联系,《蟒蛇》是近二十年来西班牙最好的连环画刊之一。我为画刊写连环画故事,还为之创造了一种图片小说,销售火爆。杂志社请我写一个更朋克、更有攻击性、更肮脏和更可笑的剧本,当时这很时髦。我完成了,取名为《完全勃起》。当时,我还与卡门合演一出戏剧,也是与肮脏有关的东西。就是萨特的作品《肮脏的手》,我也演一个小角色,一个犯罪的共产党员的形象。卡门当时已经大名鼎鼎,她的名字写在戏台上,是这场戏的明星。我们之间的关系完全可以写成一部言情戏,酷似美国三十年代的音乐剧:卡门是明星,我是见习生,一个来自乡下的新人,这位几乎样样都不行的人必须处处表现自己,证明可以扮演一个真正的角色。我们也就成为剧团里的两个竞争对手,但卡门被我迷住了。我们在她的化妆室消磨了许多时光。我看着卡门化妆。女演员化妆是一种仪式,我总是看不够。在她梳头和化妆时,我给她讲我写的故事,我当时很能写。一天我给她讲到我的图片小说《完全勃起》,她很喜欢这个故事,对我说应该把它拍成电影。于是,我重新加以修改,改编成电影剧本,效果很不错,我觉得这很好玩。我原想用超8毫米拍,可卡门和“罗斯-格里亚多斯”剧团的许多演员朋友决定必须放弃超8毫米,改用16毫米机。卡门负责这部影片的资金筹措,重新定名为《佩比、路西、邦及其他不起眼的姑娘》。费利克斯-罗塔埃达在影片中扮演警察的角色,几年后,他本人也做了导演。1991年,他与卡门-毛拉合作,拍摄了《废旧钢铁》,而他早在1987年就拍摄了《杀人的快乐》,这是他的处女作,也是最好的作品。影片根据他的小说《手枪》改编,演员是安东尼奥-班德拉斯和维多利亚-阿夫里尔。卡门和费利克斯给所有朋友打电话要钱。有些人给五千比塞塔,有些人出两万比塞塔,在近一百多位朋友的帮助下,共筹集到五十万比塞塔。我们用这几个钱拍片,剧组成员都是志愿者,几乎都是第一次参加电影拍摄。摄影师在取景时削下了好几个人的头,尤其是在那场著名的全部勃起竞赛时,我只有半个脑袋。拍摄过程非常混乱,而且耗时一年半,1979年开始1980年结束,原因在于我们只有周末和拿到钱时才能工作。我们必须不断地调整,打乱既定计划,以适应每月每星期都在变化的物质条件。我们甚至不敢肯定能否完成这部影片。我还记得,当我们彻底没钱时,我想过我本人出现在我们要拍的场景中,给观众讲影片的结尾,因为讲故事,这确实是我最感兴趣的事情。《佩比、路西、邦及其他不起眼的姑娘》是形式上最不完美的一部影片,但它对我这个电影导演的才能做出了一个公正和准确的评价,对我而言,它是真正的课堂。我们拍片的方式为我提供了巨大独立性,不用遵守电影叙事的规则。在这样的条件下,像衔接这样的问题根本不再是问题。缺钱反而提供了创作自由,这种自由最难得,是在正常拍摄资金保障下根本无法获得的自由。《佩比、路西、邦及其他不起眼的姑娘》缺陷很多,可当一部影片只有一两处缺陷时,它只是一部不完美的影片,当缺陷多到如此程度时,反倒成了一种风格。这就是我在宣传这部影片时的戏言,但我认为这比较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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