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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评论 》 蔡義江解讀紅樓 》
第4節賈假甄真與曹傢舊事(2)
蔡義江 Cai Yijiang
十年浩劫期間,我曾在浙江安吉五七幹校勞動,有一次與陳企霞同志(他當時被江青打成“叛徒”、“大右派”、“反黨分子”,是“專政對象”。晚上,他悄悄過來與我聊天,我們常常談到《紅樓夢》)聊天,他說:“我有一個特別的想法,《紅樓夢》中賈府的內部矛盾,反映了清朝統治集團內當權派跟在野派之間的矛盾。王夫人、鳳姐等代表着在朝執政的當權派,邢夫人、趙姨娘等則是在野的反對派。”他還笑笑說:“我這衹是鬍說八道,別人不會相信的。”但我倒覺得這話極有見地。當然,曹雪芹不是簡單地用小說情節隱寫政治歷史,也不會以某一小說人物呆呆地影射某一真人,否則,他塑造的人物形象就不會有真正的藝術生命力。他衹是發現了封建宗法製大家庭與封建宗法製王朝之間所固有的許多相似之處,於是以其特殊的敏感,出於特殊的需要,有意識地用不同尋常的典型化方法,將兩者的某些特徵綜合起來,溝通起來,雖表面衹寫一個家庭內部之事,其中或以小寓大,或藉題發揮,或指東說西,人物形象、事件,既有其本身獨立存在的價值和真實性,而認識意義又不局限於其本身。就用這個辦法,曹雪芹纔以“兒女筆墨”的形式,寫出了一部十分深刻的“怨時駡世”的小說。太虛幻境石牌坊上的對聯說:“假作真時真亦假,無為有處有還無。”(對聯於第一回與第五回兩次出現,是作者着意強調。)我以為這是作者在提請讀者註意小說的寫法:人物與故事都是真中有假,假中有真的,甄府與賈府正為表現這種關係而設。用假的敷衍,用真的點醒,它們是互為補足的。不要把假的當作真的,真的倒當成假的了。二、通靈玉最後到過甄寶玉手中
那麽,甄府是否始終衹用暗綫,衹在必要時偶爾一提,而不會作正面描寫的呢?光看八十回書,仿佛是如此。裕瑞以為甄寶玉衹不過是賈寶玉的“鏡中影”,實際上作者並不會再另寫一個各方面都相同的甄寶玉,這便是他根據八十回書的印象所得出的匆促結論。如果在小說開始時就作了交代,而中間又幾次提到的甄府和甄寶玉,到故事最終都沒有正面描寫,都不出場,而衹不過是一種傳聞,那麽,從結構藝術說,就成了前有呼而後不應;對甄傢的事先交代和常常提到,都可以從這一角度上說它是多餘的了,因而就不能算是一種完美的結構。而且如果寫甄府僅僅衹為了點醒所寫賈府中省親、抄檢等事,其依據的真事是南巡或抄傢,那是盡可以想出更簡捷的辦法來的,又何必特意再造出一傢,而花那麽多筆墨去交代一個與賈寶玉一模一樣的甄寶玉呢?曹傢顯赫時,那些熱鬧的大事固人所周知,寫在小說中是需要用變了形的幻相示人的;但勢敗傢亡後的種種凄慘情景,知道的人就不會那麽多了,而且骨肉離散,饑寒死亡,在當時是十分普遍的現象,正不妨更多地用真而不必都用假了。所以,為便於寫曹傢真事而設的甄府,也就不妨多寫一點,讓甄寶玉也有機會代替賈寶玉出場,使之更多地表現小說主人公遭遇的真相。曹雪芹正是這樣設想,這樣寫的。這一點,有讀過通部書稿的脂硯齋等人所作的評語可以證實,試看下列脂評:
士隱傢一段小榮枯至此結住,所謂“真不去,假焉來”也。(甲戌本第二回)
甄傢之寶玉乃上半部不寫者,故此處極力表明,以遙照賈傢之寶玉。凡寫賈寶玉之文,則正為真寶玉傳影。(甲戌本第二回)
(賈母生日,問及送禮來的人傢,鳳姐回話時提及“江南甄傢”)好,一提甄事。蓋真事欲顯,假事將盡。(庚辰本第七十一回)
(準備抄檢大觀園,鳳姐喚周瑞傢的等人進來,小說列舉五傢陪房後說“餘者皆在南方,各有執事”)又伏一筆。(庚辰本第七十四回)
從以上一、三條脂評所說真去假來和假盡真顯,我們推知作者寫甄府與賈府是交替的,正面描寫賈府時,不寫甄府,後來寫甄府時,也會暫時將賈府擱置一邊。從二、四條脂評,我們更明確無誤地知道八十回後是要正面描寫甄寶玉和甄傢事的。因為既然說“甄傢之寶玉乃上半部不寫者”,那就等於告訴我們下半部是要寫他的;說有些陪房在南方執事是作者的伏筆,也就可知後來有寫江南甄傢的情節。再結合“蓋真事欲顯,假事將盡”之語來看,也就可以證明我們前面推斷後半部可能多寫真事是不錯的,而且在八十回之後不久就該寫到了。此外,甄士隱註解《好了歌》說:“金滿箱,銀滿箱,轉眼乞丐人皆謗。”脂評特指出是“甄玉、賈玉一幹人”,也可見後來要寫到甄寶玉跟賈寶玉遭遇一樣,也是“貧窮難耐凄涼”和蒙受“世人誹謗”的;而且還不衹是通過旁人之口提到幾句而已,因為那樣由旁人提及的寫法,是在上半部用的。這在脂評看來,衹能算作是“不寫者”的。
說到這裏,就應該提出與我們上一節所說的有關的一個問題了。小說既是石頭所記之見聞,那麽,難道甄寶玉也有一塊同樣的通靈玉嗎?如果沒有,他與賈寶玉不曾見過面,石頭又何從獲悉遠隔千裏的南京之事,又如何能正面描寫甄府和甄寶玉呢?甄寶玉肯定是沒有通靈玉的。否則,賈雨村對冷子興說起甄寶玉種種異常時,為什麽不說呢?而且任何人都沒有說過,可見他是沒有通靈玉的。因此,要由對“假賈”的描寫轉到對“真甄”的描寫,除非通靈玉也隨之而轉移,纔不至於使這部假托石頭所記的小說,在情節結構上前後發生矛盾。這又是曹雪芹在構思全書時,早就安排好了,並且被脂評所證實了的。通靈玉確是由於某種我們尚未弄清楚的原因,而轉到了甄寶玉的手中。小說寫元春歸寧時點了《豪宴》等四出戲,脂評就戲名一一揭示出作者的隱意,其中對《仙緣》一出評曰:
《邯鄲夢》中,伏甄寶玉送玉。(庚辰本第十七、十八回)
還指出:“所點之戲劇,伏四事,乃通部書之大過節,大關鍵。”《邯鄲夢》是馬致遠等人從唐傳奇《枕中記》情節中脫胎而成的雜劇,演鐘離權使呂岩從一枕黃粱中省悟過來而出世成仙的故事。則“甄寶玉送玉”,應是使賈寶玉由失而復得的通靈玉,觸發了他追昔撫今的悲感,並由此頓悟了“萬境歸空”的道理,終至“懸崖撒手”,棄傢為僧。他以前曾幾次發作“癡狂病”,摔玉說:“我也不要這勞什子了!”但都未摔成。這一次大概是真的將它摔掉了。這樣,石頭也就最終完成了它經歷興衰的任務,可以嚮警幻仙子銷號,回到青埂峰下去寫他的《石頭記》了。倘若像後人篡改那樣,賈寶玉是石頭投胎,那麽,小說也就非要寫到賈寶玉死了不可;衹要寶玉活着,哪怕是做了和尚,石頭也是不能提前離世的。曹雪芹當然不會這樣構思。不過,我們還是回過頭來說說通靈玉落到甄寶玉的手裏吧。
石頭的轉移,是出於生活場景轉換的需要。在“傢亡人散各奔騰”之後,故事再也不能衹限於大觀園為背景了,何況事敗、抄沒,曹傢的真事本發生在南京。從現有綫索看,下半部有許多情節都越出了賈府甚至都中的範圍。獄神廟就不是在賈府,“蕓哥仗義探庵”,也不會是探望櫳翠庵,鳳姐有“哭嚮金陵”事,妙玉也流落到“瓜洲渡口”(據靖藏本第四十一回脂評):此外,還有巧姐“遇難成祥,逢兇化吉”的麯折遭遇,諸子孫流散等等,總之,如脂評所說“後日更有各自之處也”(庚辰本第四十六回)。當然,對於這些,石頭毋需都亦步亦趨,衆多事件可以各有各的寫法,詳略亦可不同,但場景變化很大,頭緒紛繁,不像上半部那麽單一,則是顯然的。與其讓石頭依舊挂在賈寶玉的脖子上,使其見聞受到限製,倒不如根據情節發展的需要,讓它變動一下地方,以利於它的深入觀察更好。所以,通靈玉也就有了一些不尋常的遭遇。提到這塊玉的下落的脂評還有兩條:
(正文“襲人伸手從他項上摘下那通靈玉來,用自己的手帕包好,塞在褥下;次日帶時,便冰不着脖子,那寶玉就枕睡着了”一段)交代清楚。塞玉一段又為《誤竊》一回伏綫。(甲戌本第八回)
(正文寫寶玉走至怡紅院的“穿堂門前”)妙!這便是鳳姐掃雪拾玉之處,一絲不亂。(庚辰本第二十三回)鳳姐在怡紅院的穿堂門前執帚掃雪時所拾得之玉,是否即通靈寶玉,尚屬疑案(我以為可能性極大)。如果正是通靈玉的話,它既已被人誤竊(當是竊者本來想偷的是別的東西或一般珠寶),怎麽仍會在大觀園內?莫非剛到手就失落了?它後來又怎樣到了甄寶玉那裏?其間麯折奧妙,尚未找到綫索,不敢臆測。但通靈玉一度失竊,則是確實的。第五十二回中平兒曾私下告訴麝月說,寶玉房中的小丫頭墜兒偷了她的鐲子,已經追回,她怕多事,對鳳姐衹說是自己不小心,在園裏走,“鐲子褪了口,掉在草底下,雪深了,沒看見,今兒雪化盡了,黃澄澄的映着日頭,還在那裏呢,我就揀了起來。二奶奶也就信了。”還說,“那一年有個良兒偷玉,剛冷了一二年間,還有人提起來趁願”等等。對此,有脂評說:“……可以傳姦,即可以為盜。二次小竊皆出於寶玉房中,亦大有深意在焉。”這些話多麽像是為後來通靈玉失竊及掃雪拾玉等更重要的情節先露端倪。儘管那些事的來竜去脈,我們難以必其究竟,但作者這樣讓通靈玉轉移地方,在安排故事情節上的用意,卻可以窺見:那就是他要描寫的某些情節,恰好是寶玉完全不可能知道的——他當時遠離了事情發生的地點;或者與那些人並未有過接觸。寶玉雖然不在,不知道,衹要石頭在那個地點,它仍可以是事件的見證人,這就是作者讓寶玉失玉、他人得玉在情節結構上的用意。
但賈寶玉是小說的主人公,充當觀察員和記者的石頭一直離開主人公是不合理的,所以纔又轉到了與賈寶玉相映射的甄寶玉手中,以甄代賈來寫主人公,而且在轉嚮對江南甄府描寫時,仍不妨帶到都中賈府和賈寶玉,就像上半部中石頭雖在賈府,也不妨“略涉於外事者”,仍可通過第三者提到甄府、甄寶玉一樣,衹不過繁簡重點有所不同而已。此外,我還以為八十回既已寫到甄府抄沒傢事,甄寶玉等人終於也要來到都中,與賈府人見面的。這不但符合曹傢從江寧搬到北京的真實情況,也照應了賈雨村所說“兩傢來往極其親熱的”的話,以及幾次寫到甄府來人送禮問安、商量事情等情節;何況,第七十五回已伏了一筆,說朝廷要將甄府“調取進京治罪”。這樣,遭遇、處境相同的兩傢,更使人覺得似乎可以合二為一了,也許到那時再回想“假作真時真亦假”的話,對其中的含義會豁然開朗起來。
總之,曹雪芹以石頭來代替自己作為故事的經歷者和敘述者,虛構了它與主人公寶玉天生有緣,形影相隨,但又並非一體的微妙關係,通過甄真賈假、此隱彼顯的兩條綫,來寫自己“歷過一番夢幻之後”的真實故事,是根據當時的政治氣候和表達內容的實際需要,經過深思熟慮後所采用的一種特殊的敘述方式和結構形式。它完全是曹雪芹所獨創的,並無先例的(或以為甄、賈寶玉脫胎於《西遊記》中的真假悟空,其實兩者是很不相同的)。瞭解這些,是會有助於我們深入理解作者的藝術匠心和創作真意的。
附:
拙文屬稿既就,友人對我說:“《紅樓夢學刊》有談‘石頭’為小說之敘述者的文章,你見過嗎?”經翻檢,知是香港馬力先生《從敘述手法看“石頭”在〈紅樓夢〉中的作用》一文,載於《學刊》1980年第三輯。馬力先生大作甚為精湛。其中如論及“石頭、寶玉、作者是既可分又不可分的”關係時說:
其可分是因為寶玉是《紅樓夢》故事中人,擔任這個故事的敘述者角色的是石頭,敘述者又不同於它背後的作者。其不可分則是因為那塊頑石幻化為通靈玉,它是賈寶玉的身上物;寶玉的所見所聞,甚至所思所欲,石頭都能感同身受地記錄下來;而在寶玉身上,又寄托着作者的感情和理想。這就會使讀者覺得他們是三位一體的。筆者認為,鬍適所犯的錯誤,是因為他衹註意到其不可分的一面,因此他得出了石頭=賈寶玉=作者(曹雪芹)的結論,提出了自傳說。戴不凡呢,則是衹註意到其可分,但又分錯了。
此說所見極是。如此類者尚多,有文章可讀,茲不煩引。
該文亦有與拙文所言不盡相同之處。如謂“作者嘗試了將作者(寫書的人)和敘述者(講故事的人)分開的寫法。……這樣一來,直接講‘《紅樓夢》故事’的,便不是作者,而是另外一個人——‘石頭’了,作者所講的,不過是‘石頭的故事’而已”。拙見則以為作者並未承認自己是作者(寫書的人),他衹扮演“披閱增刪”的角色(這一點被脂評揭穿了,說他用筆“狡猾之甚”);他假托作者是石頭,因而小說以石頭的立場、口吻來敘述故事,實在未曾將作者與敘述者分開。至於脂評中有時把“作者”與“石頭”分別開來,那是因為他知道真正的“作者”是誰,而“石頭”衹不過是一個虛擬的“作者”。
又該文論“石頭”作為整個故事的觀察者的敘述原則時說:“如果石頭失去了觀察故事的機會,記錄就得中斷。”並以通靈玉被襲人用手帕包好,塞在褥下(第八回)和被鳳姐拿去,塞在自己枕邊(第十五回)為例,說明在類似情況下,石頭已“失去觀察故事發展的機會”。拙見則以為作者在應用這一敘述原則時,有更大的自由。因為我們不應忘記石頭是“通靈”的,它的視聽等感覺能力都超過了常人,所以它仍可以敘述寶玉(石頭是伴隨着他的)並不直接在現場的許多事。比如鳳姐捉弄賈瑞,使他一夜到天亮吃足苦頭,其時,寶玉必不會不去睡覺,則襲人也照例要將通靈玉包好,塞在褥下,以免次日冰了寶玉的脖子。但石頭照樣可以敘述得頭頭是道。如果以為石頭被塞在褥下枕邊,真的就對寶玉如何嚮秦鐘“算賬”“看不真切”,我想,脂評也就不至於說這樣寫是“似自相矛盾”的了;正因為作者一直都描寫石頭能通靈,能聞見常人所不曾聞見的事情,而現在卻忽然故意說“未見真切”,這纔可以說“似自相矛盾”。石既通靈,小說能剖析、描寫寶黛的內心活動(賈瑞正照風月鑒時所産生的幻覺、秦可卿托夢於鳳姐等等也是),以及許多暗中發生的事,也就不足為奇了;毋需認為“除了‘作者觀察’這個基本的觀點之外,《紅樓夢》裏有許多細節的描寫,則是加入了‘作者全知’觀點作為輔助的”。因為在曹雪芹的構思中,石頭的觀察本不同於一般的“作者觀察”,在一定範圍之內,它的“觀察”本身就能達到“全知”,就像《聊齋》之類小說中所描寫的,你剛一轉念,鬼狐就知道了。這種藉性能通靈的觀察者具有某種全知能力,因而可以把第一人稱和第三人稱兩種敘述方式結合起來的描寫法,是曹雪芹所獨創的,同時也是具有中國特色的,並非是所謂“觀點轉換”(Shiftingofpointofview),恐怕同西歐小說中“作者往往混合使用了許多不同的敘事觀點”的情況不完全一樣。
此外,該文還以為“石頭以第一人稱直接介入敘述”的一些插話,“嚴格說起來都是敗筆,破壞了敘述的流暢”,脂評中所說“甄寶玉送玉”,“可能是指這塊玉由甄寶玉把它送回大荒山無稽崖青埂峰的”等等,亦與拙文所述不同。這些問題都是見仁見智,很難有統一看法,正不妨各抒所見。因讀馬力先生大作而知道海外尚有趙岡、陳鐘毅先生、黃錦明先生等紅學專傢在研究這個問題,這也是令人高興的事。
又日本東京大學伊藤漱平教授前不久寄贈所著紅學大作多種,其中《〈紅樓夢〉中甄(真)、賈(假)問題》一文(見《中哲文學會報》第四號)與拙文後一節涉及的方面差近,而伊藤教授大作至為精深宏博。
筆者尚未寫完的《論紅樓夢佚稿》一書中,原擬寫“論甄寶玉”一章。去年夏天,參加首屆全國紅學討論會自哈爾濱回杭經滬,曾晤徐恭時先生,談及這個題目。我把曹雪芹佚稿中必有藉石頭易主而寫甄寶玉及江南甄府的情節的看法告訴徐先生,徐先生以為然,極力慫恿我寫成文章。當時,因蝟務叢集,未能如願。時隔一年,值1981年紅學討論會即將在濟南舉行之際,匆匆草就此稿。實不暇再檢讀海外諸紅學家之著述,多方采納高見以補拙文之不足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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