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朱利安给我打了电话，告诉我他安全到达了，正在和小野洋子、肖恩还有很多其他人待在位于达科他大厦的公寓里。房子外面早就挤满了成百上千的人，但是屋子里面，肖恩还不知道父亲已经死了。在洋子觉得时机成熟可以告诉他之前，每个人都必须装成若无其事的样子。朱利安的声音听起来非常疲惫，他告诉我，是约翰的助手弗雷德?西曼到机场去接的他，并且对他非常好。听到有人在照顾我的儿子，我的一颗心才稍稍放下了一些。
在威尔士，生活还得继续。我们的酒吧不能关门，还得靠它来维持生计。而且在这个忙碌的时节，丈夫和安吉也不能缺少了我，所以我们只得照常营业。我每天继续打扫卫生、烧饭、招呼客人、照顾妈妈……麻木地做着一切，还常常走神。要想继续生活就必须收起悲痛，但是关于约翰的消息占据了各大媒体的头版头条，他的音乐在排行榜上的位置不断攀升。关于他，关于我们在一起的日子，以及我们曾共同分享过的点点滴滴不断地涌上心头。我收到了几百张慰问卡片，有的来自约翰以前的熟人，还有的来自那些喜爱他和他的音乐的人，这些卡片多少令我感到了一些安慰。在那个圣诞节前的时节里，我的心始终空落落的，儿子不在身边，婚姻处在危机，我被痛苦、心碎和失落所淹没。这个令我充满激情地爱了这么久的男人怎么就这样走了呢？他活力四射的生命和独一无二的创造力怎么能就这样被一个疯子的子弹夺走了呢？他怎么能在两个儿子都非常需要他的时候就丢下他们不管了呢？
第二章 “你好，我叫约翰”
对年轻人和任何拥有梦想的人而言，20世纪50年代末是一个“黄金时期”。
残酷的战争早已结束，战后的萧条也已过去，国家公共服务水平在慢慢提高，年轻人变得朝气蓬勃并且无所畏惧。机会和梦想的明媚春光似乎已经取代了40年代的艰辛和萧瑟。英国在庆祝重生和自由，梦想、希望、创造的时机已经成熟。
1957年9月，我开始在利物浦艺术学院学习。这一年我刚刚18岁，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好运。前一年，父亲在与肺癌做了一番痛苦的斗争后不幸离世。两个哥哥离开了家，母亲和我在经济上十分拮据。父亲十分担心我们的生活，临死前，他说希望我外出工作帮助母亲，而不是上大学。虽然我很难接受大学梦就此破灭的前景，但还是答应父亲我会找份工作的。
当时，妈妈什么也没说，但她知道大学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父亲去世后，她对我说：“亲爱的，你必须念大学，我们会筹到学费的。”于是她出租房间以补贴家用。妈妈在主卧室里满满当当摆了四张床，四个年轻的电工学徒也很乐意共住一个房间。从那时起，家里更像是一个公寓了，厕所前总是排着长队，我必须黎明时早早起床，才能第一个用到。尽管这样，我还是对母亲充满了感激，并暗下决心不让她失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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