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在北大开的就是"秦汉诸子"、"汉魏六朝文"等国文课程，但在"整理国故"这个问题上，刘文典更倾向于新派学人胡适的观点。1919年8月，胡适在给新潮社骨干社员毛子水的一封信中写道："现在整理国故的必要，实在很多。我们应该尽力指导'国故家'用科学的研究方法去做国故的研究，不当先存一个'有用无用'的成见，致生出许多无谓的意见。"胡适并不反对整理国故，但强调要用科学的精神去整理。
这个观点，与刘师培等人将国故当做国粹保存的观点，是大相径庭的。在胡适看来，"新思潮对于旧有文化的态度，在消极的一方面是反对盲从，是反对调和；在积极的一方面，是用科学方法来做整理的工夫。新思潮的唯一目的是什么呢？是再造文明"1 。这是胡适第一次正式将"整理国故"作为一个口号提出来，并对之寄寓"再造文明"的厚望，其实现的逻辑顺序是"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
1922年3月21日，北大成立《国学季刊》编辑部，胡适为邀集人，担任主任编辑，其编辑部成员有：胡适、沈兼士、钱玄同、周作人、马幼渔、朱希祖、李守常、单不庵、刘叔雅、郑奠、王伯祥。在此之前，北大出版委员会曾打算编辑出版《北京大学月刊》，并计划出版"国故丛书"、"国故小丛书"。后来，又决定改变计划，改出《国学季刊》、《文艺季刊》、《自然科学季刊》和《社会科学季刊》等四种季刊。
应胡适的邀请，刘文典直接参与了《国学季刊》的工作。"这是一本研究国学的刊物，却以一种崭新的姿态出现：版面是由左向右横排，文章全部使用新式标点。在当时的确使人耳目一新。" 2 这本杂志的创刊号于1923年1月与社会公众见面。
《国学季刊》的《发刊宣言》是由胡适撰写的，这篇文章带给刘文典的是一种"耳目一新"的冲击力。胡适开篇就抨击了一些人的悲观情绪，他说，"我们平心静气的观察这三百年的古学发达史，再观察眼前国内和国外的学者研究中国学术的现状，我们不但不抱悲观，并且还抱无穷的乐观。我们深信，国学的将来，定能远胜国学的过去；过去的成绩虽然未可厚非，但将来的成绩一定还要更好无数倍。"
这三百年的"古学发达史"究竟有怎样的得失呢？在《发刊宣言》中，胡适作了简明扼要且切中肯綮的总结，对自明末到当时的汉学研究成果逐一盘点。他认为，成绩可分为三个方面：一是整理古书，二是发现古书，三是发现古物。而缺点又可分为三个方面：一是研究的范围太狭窄了，二是太注重功力而忽略了理解，三是缺乏参考比较的材料。有鉴于此，胡适提出了他自己关于"整理国故"的三大途径：一是扩大研究的范围，二是注意系统的整理，三是博采参考比较的资料。可以说，这篇文章是胡适关于"整理国故"的系统阐述与理论开发。
读了胡适的《发刊宣言》，刘文典顿时心生感慨："都说胡适之学识渊博、视野宽广，果不其然！"胡适关于"整理国故"的很多言论，可算是说到他心坎里去了，比如在谈到"用历史的眼光来扩大国学研究的范围"时，胡适写道：
整理国故，必须以汉还汉，以魏晋还魏晋，以唐还唐，以宋还宋，以明还明，以清还清；以古文还古文家，以今文还今文家；以程朱还程朱，以陆王还陆王……各还它一个本来面目，然后评判各代各家各人的义理的是非。不还它们的本来面目，则多诬古人。不评判它们的是非，则多误今人，但不先弄明白了它们的本来面目，我们决不配评判它们的是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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