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视评论 》 欲望电影：影坛大师阿尔莫多瓦谈电影   》 第5节：生活是一部喜剧(5)      佩德罗•阿尔莫多瓦 Pedro Almodovar

　　问：你总喜欢写一些谈论自己影片的文章，主要是为记者提供一些背景资料。这样做的电影导演不多见。这些文章对你而言是影片的继续，还是影片的延伸？
　　答：不是，我只是觉得应该对影片做一些解释。这只表明一种东西：害怕。这些关于我影片的文章谈的都是重要事情，但不是以直接的方式，把影片与其他元素联系起来。在这一点上，我最拿手，我多少有一点写作能力。我想如果可以写些好的和独家的东西，或许可以写出鲍里斯-维昂①那样非常精彩的小说，或像维尔农-苏尼旺那样的作品。在这些小说中，心灵状态、色彩和修饰结合得天衣无缝，情节压倒了一切。
　　问：当你写剧本时，是先有了电影画面，还是先投入创作，不考虑画面安排和场面调度的问题？
　　答：初稿比较粗线条，主要是构筑情节，合理可信并吸引我。为此只需安排好所有情节元素，写出它们的线性关系。在初稿形成中，我可以知道这个本子是否感动我，就像西班牙语所说的“让我睡不着觉”。就是说你写的这个故事能展开你的联想，不让你昏昏欲睡，因为你已经完全进入到这个故事之中。当我写我喜欢的剧本时，完全能感受到这一点。如果有了这种感觉，我就写第二稿，这时，我添加场景，关于次要成分的文学评论也随之出现。写作时，在写对白之前，我总是先要有对人物的感觉，他们的动机，他们说话的方式的解释要求。这一切都是为了避免理解混乱，也是为了让所有参加此片拍摄的人们得到更多有用的信息，帮助他们工作。这不排除以后的即兴发挥。我在拍摄过程中，会有许多即兴发挥。
　　问：连写好的对白也可以即兴发挥吗？
　　答：是的，但不能偏离它的精神。情节一样，但改动的东西必须保留在人物与他们生活的空间、地点和物品所特有的关系上。这种人物、空间与物品之间的关系，只有在拍摄过程中才能真正发现。
　　问：你还写过一些文字，如《镜子的仪式》。你1975年写成的这个故事是否发表在《国家报》的增刊上？
　　答：没有，这是一部短篇小说，按文学要求所写。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我刚到马德里时经常写这种东西。我真的迷上了文学，写各种类型的故事，希望全身心地投入文学写作，直到我发现了超8毫米摄影机并证实用摄影机写作更容易的时候，我才放弃了写短篇小说和其他形式的故事，改写剧本了。
　　问：你用超8毫米机实现了你的计划，《佩比、路西、邦及其他不起眼的姑娘》是怎样成型的？
　　答：我当时还在电话公司工作，利用晚上和周末拍电影，我结识了一个叫“罗斯-格里亚多斯”的独立剧团，他们在演出之余，开始参与一些更加专业的创作活动。用超8毫米机拍片的后期，我已经具备了与那些真正地下演员合作的可能性，这些演员不仅能演戏，还有丰富的人生经验，如卡门-毛拉①，我是在合作中认识她的，她在“罗斯-格里亚多斯”剧团既当导演，又做演员。我与巴塞罗那也有往来，尤其与一群造型艺术家联系密切，其中许多人是画家，如马里斯卡，他们全都与《蟒蛇》杂志有联系，《蟒蛇》是近二十年来西班牙最好的连环画刊之一。我为画刊写连环画故事，还为之创造了一种图片小说，销售火爆。杂志社请我写一个更朋克、更有攻击性、更肮脏和更可笑的剧本，当时这很时髦。我完成了，取名为《完全勃起》。当时，我还与卡门合演一出戏剧，也是与肮脏有关的东西。就是萨特的作品《肮脏的手》，我也演一个小角色，一个犯罪的共产党员的形象。卡门当时已经大名鼎鼎，她的名字写在戏台上，是这场戏的明星。我们之间的关系完全可以写成一部言情戏，酷似美国三十年代的音乐剧：卡门是明星，我是见习生，一个来自乡下的新人，这位几乎样样都不行的人必须处处表现自己，证明可以扮演一个真正的角色。我们也就成为剧团里的两个竞争对手，但卡门被我迷住了。我们在她的化妆室消磨了许多时光。我看着卡门化妆。女演员化妆是一种仪式，我总是看不够。在她梳头和化妆时，我给她讲我写的故事，我当时很能写。一天我给她讲到我的图片小说《完全勃起》，她很喜欢这个故事，对我说应该把它拍成电影。于是，我重新加以修改，改编成电影剧本，效果很不错，我觉得这很好玩。我原想用超8毫米拍，可卡门和“罗斯-格里亚多斯”剧团的许多演员朋友决定必须放弃超8毫米，改用16毫米机。卡门负责这部影片的资金筹措，重新定名为《佩比、路西、邦及其他不起眼的姑娘》。费利克斯-罗塔埃达在影片中扮演警察的角色，几年后，他本人也做了导演。1991年，他与卡门-毛拉合作，拍摄了《废旧钢铁》，而他早在1987年就拍摄了《杀人的快乐》，这是他的处女作，也是最好的作品。影片根据他的小说《手枪》改编，演员是安东尼奥-班德拉斯和维多利亚-阿夫里尔。卡门和费利克斯给所有朋友打电话要钱。有些人给五千比塞塔，有些人出两万比塞塔，在近一百多位朋友的帮助下，共筹集到五十万比塞塔。我们用这几个钱拍片，剧组成员都是志愿者，几乎都是第一次参加电影拍摄。摄影师在取景时削下了好几个人的头，尤其是在那场著名的全部勃起竞赛时，我只有半个脑袋。拍摄过程非常混乱，而且耗时一年半，1979年开始1980年结束，原因在于我们只有周末和拿到钱时才能工作。我们必须不断地调整，打乱既定计划，以适应每月每星期都在变化的物质条件。我们甚至不敢肯定能否完成这部影片。我还记得，当我们彻底没钱时，我想过我本人出现在我们要拍的场景中，给观众讲影片的结尾，因为讲故事，这确实是我最感兴趣的事情。《佩比、路西、邦及其他不起眼的姑娘》是形式上最不完美的一部影片，但它对我这个电影导演的才能做出了一个公正和准确的评价，对我而言，它是真正的课堂。我们拍片的方式为我提供了巨大独立性，不用遵守电影叙事的规则。在这样的条件下，像衔接这样的问题根本不再是问题。缺钱反而提供了创作自由，这种自由最难得，是在正常拍摄资金保障下根本无法获得的自由。《佩比、路西、邦及其他不起眼的姑娘》缺陷很多，可当一部影片只有一两处缺陷时，它只是一部不完美的影片，当缺陷多到如此程度时，反倒成了一种风格。这就是我在宣传这部影片时的戏言，但我认为这比较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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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人民文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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