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解冻
1864年，两江总督曾国藩攻下太平天国的都城天京之后，为了安慰士子们的进取之心，他首先想到的就是修整江南贡院，恢复十年没有举行的江南乡试。一时间江南士子奔走相告。
江南贡院建筑不久修好，曾国藩特意在头门外东西两头各添牌坊一座，上书"明经取士"、"为国求贤"八个大字。
乡试于十二月二日正式举行，传统的"秋闱"成了"冬闱"，这在科举史上还是第一次。
这次乡试共有苏皖士子两万余人参加。此次乡试放榜，共得正榜273人，副榜48人，解元名叫江璧。曾国藩得知结果，非常高兴，说"江璧"二字即江南肃清之意，是指长江流域完璧归赵。
1977年年末，废止十年的全国普通高校招生考试在紧锣密鼓中进行。冬天进行高考，这是中国恢复高考唯一的一次。
通过公平竞争改变个人命运，让天下士子为之欢欣鼓舞。这一年全国共有５７０万人报考，高考录取比例29：1。翌年春天，27万余"天之骄子"白日放歌、青春作伴，跨入大学校门，放情拥抱"科学的春天"。
1977年：扔掉锄头，我们报考去！
(一)
1977年的夏天，北京的气温像往年一样的溽热难耐，谁也没有意识到，一场涉及当年570万年轻人命运的决策，如同地下滚热的岩浆，在平静的地表下奔涌翻腾。30年后，当笔者再次审视这段历史时，心底依然萌生出股股暖意，正是这项决策的确立，已经直接影响到包括笔者在内的两亿多年轻人的人生走向。现在各个行业的中流砥柱，因了这项政策，被赋予了振翅高飞、报效国家的机会。让我们拨开历史的尘封的记忆，把镜头摇到三十年前的那个夏天--
1977年６月２９日，太原。由教育部组织召开的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工作座谈会在太原晋祠宾馆召开。主持中央工作的领导坚持"两个凡是"的观点。太原会议前，教育部草拟的关于招生工作的意见，业经中央领导同志审阅，原则同意提交会议讨论。早在１９７１年，由"四人帮"控制，召开了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通过了《纪要》，认为１７年教育战线基本上执行了修正主义路线，知识分子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在这样一个大的政治背景下，试图冲破"两个凡是"的束缚，恢复统一招生考试制度，重新从高中应届毕业生中招生，显然阻力重重。因此，会议结束时，基本维持了前几年的招生规定。
８月４日，教育部向国务院报送了《关于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工作座谈会的情况报告》。提出："今年先在少数高等学校进行试验，以便取得经验，明年推广。""试招人数４０００人至１万人，约占全国招生总数的２％至５％。在随《报告》附上的《关于１９７７年招生工作的意见》中，仍然维持了"十六字"的招生办法。关于文化考查，《意见》提出"重视文化程度"，文化考查方法"采取口试、笔试等多种形式进行，提倡开卷考试，独立完成"。同时提出"不要凭一次考试决定弃取"。招生制度的总体框架并没有受到触动。
(二)
就在教育部报送《报告》的同一天，历经"三下三上"刚刚复出的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在北京主持召开了科学与教育工作座谈会。这次会议是根据邓小平的建议召开的，他要求从科学院系统和教育部所属大学，各挑选15名科学家参加会议。对这些人的遴选，有三个条件：第一，参加会议的人要有真才实学；第二，要有见识敢讲话，能说出东西来；第三，不能跟"四人帮"有关系。当时找有真才实学的人不容易，找跟"四人帮"没什么牵连的人也不容易。但是后来会议就开成了。那时候参加会的好多同志都是"文化大革命"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的，都还戴着这样的帽子，都是知识分子。
会议在人民大会堂四川厅举行。参加会议的科学院系统的科学家有钱三强、张文裕、王大衍、柳大纲、林兰英、彭恒武、邹承鲁等；教育系统有周培源、张光斗、杨石先、苏步青、唐敖庆、史绍熙、查全性等。此外，国务院副总理方毅，科学院负责人李昌等，教育部部长刘西尧、副部长雍文涛等也参加了座谈会。科学院的吴明瑜和教育部的刘道玉，分别代表科学院和教育部组成了会议的秘书组，负责会议的相关事宜。
请欣赏:
请给我换一个看看！ 拜托，快把噪音停掉！我读累了，想听点音乐或者请来支歌曲！
<< Previous Chapter Next Chapte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