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七 三代以后的帝王与平民
继“诚意、正心、修身”等“内明”（圣）之后，真正转入“外用”（王）之学，便自“齐家”开始。所谓“家齐而后国治”的标榜，是从孔子开始提到尧、舜与周文王、武王之外，在后来的历史上，几年来是绝无仅有的事。不过，讨论“齐家”问题，必须要特别了解，在中国的上古历史上，“家”是聚族而居的群体大家庭，也就是宗法社会的中心代表。用现代话来讲，“家”就是一个族姓社团，并不像二十世纪初期以来，学步西方文化，只有一对夫妻，或加上父母、子女的小家庭。当然，无论为聚族而居，几世同堂的大家庭，或是小两口子的小家庭，总是以父母、夫妻、兄弟、姊妹、子女为主体所组成的。
“齐家”的妇女真伟大
天下、国家、社会的基本单位便是“家”。所谓“齐家”的“齐”，在古代读作持家的“持”，也有读作治国的“治”，同时也包括有维持和治理的两重意义。
如果了解了这个基本道理，可以说，中国两千多年来的儒家理想中的“齐家”，只有在过去朴实无华的农村家庭里，每每可以看见那种“满眼儿孙满檐日，饭香时节午鸡啼”的情况。不过，这样的殷实家庭，一定是有一个有德而有持家之道的老祖母或主妇，作为真正幕后的主持者，并不一定是当家的男人或老祖父的成果。所以我经常说，中国文化中，维持传统的家族人伦之道的，都是历代中国妇女牺牲自我的成果，是母德的伟大，不是男士们的功劳。至少由上古到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还是如此，中国宗法社会的大家族观念，还未完全转变。也许我的所见不尽然，但须要人家再冷静一点仔细去研究，母教，才是天下文化教育的大教化事业。大至国家、民族，小至一个儿女，没有优良传统贤妻良母的教育基础，那就什么都免淡了!
帝王家庭问題多
从东周开始，直自秦汉以下而到清末，每朝每代的帝王家庭，都是有大问题的家庭。甚至可以说，大多数都是一团糟的宫廷，哪里够得上是“家齐而后国治”的标准。所以孔子著《春秋》，第一笔账，“郑伯克段干鄢”，就是记载由于郑庄公的母亲武姜，有偏爱心理所造成的过错。从此以后，所谓春秋时期一两百年间的“五霸”，如齐桓公、晋文公等辈开始，直到战国时期，各国的诸侯君主，大部分都是出生在大有问题的家庭，造成心理不正常的因素，当然够不上讲什么“修身、齐家、治国”的道理了。
战国时期结束，秦始皇的王朝建立，在短短的二三十年间，为中国的历史文明划了一道重要的界限。从此以后，中国才真正步入以一家一姓建立的帝室王朝，长达两千年左右。不过，由秦而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元、明、清，一路下来，除了几个创业帝王，可说是有分量的英雄人物之外，其他的子孙皇帝，我叫他们是“职业皇帝”。因为他们命定出生在现成帝室家庭，生在深宫之中，长养在宫妃太监之手，菽麦不分，完全不能亲自体认民间疾苦。这些职业皇帝，可以说大部分是不懂事的血肉机器人，但他们要想不做皇帝也不可能。如果要求他们讲究“诚意、正心、修身、齐家”之道，岂不是对牛弹琴，白费心力吗？也许我又说错了，据说，牛也会懂得琴声，只是我不懂而已。况且，这些天生做职业皇帝的，其中也真有几个是了不起的人物，不可一笔抹煞。
中国有句古话，“以德服人者王，以力假仁者霸”。简简单单十二个字，就把中国历史文化“王道”和“霸道”的界别说得一清二楚了。假定三代以上，在唐尧、虞舜时代的政治。是“以德服人”的“王道”。三代以下，尤其在东周以后，都是“以力假仁”的“霸道”治权。在古汉语中的“假”字，不完全当作真假的假，假当作“借”字用。所谓“以力假仁”的意思，是说，虽然都是用权力来统治，但也必须借重仁义之道来作号召。明白了这个道理，我们首先提出春秋五霸之首的齐桓公与管仲坦白的对话，便可了解秦、汉以后，一两千年的皇权政治，与“通儒”的知识分子结合的道理。
管仲与齐桓公的精彩对话
在历史上有准确的资料，齐桓公名小白，照旧历史的习惯，叫公子小白，他有个哥哥、叫公子纠。彼此同胞，生在帝王的家庭中，当然，命运注定是有问题的家庭。等于后来历史上的唐太宗李世民，和他的哥哥弟弟争权夺位是同样的翻版。管仲和他的好友鲍叔牙，同时被分别任命辅佐公子纠与公子小白。齐国发生内乱，他两兄弟的哥哥襄公无道，被逼流亡出走。管仲和召忽辅助公子纠逃到鲁国。鲍叔牙辅助公子小白逃到莒国。
内乱平息了，彼此争先回到齐国夺权登位。为了各为其主，管仲在中途争夺战中，曾经拉弓射过小白，正好一箭射中小白的衣带钩上，幸好不死，也未受伤，但那却是致命的一箭。结果，小白和鲍叔牙争先回到了齐国，就继位称齐桓公。鲍叔牙又带兵威胁鲁国说，公子纠是齐国新君桓公的亲兄弟，自己不好处理，请鲁国代为解决。因此鲁国杀了公子纠。鲍叔牙又要求鲁国说，管仲是齐桓公的仇人，有射钩之恨，请你交给我们带回齐国处理。因此，管仲就自请鲁国把他作刑犯，交付鲍叔牙带回齐国。然后，鲍叔牙对齐桓公说，要放过管仲，请他帮忙治国。齐桓公很气恨管仲，并不同意。鲍叔牙说，你不想在列国中成就霸业，那就算了！如果你想要治国图强称霸，你就非用管仲不可，我鲍叔牙是不及他的。
历史上描写汉高祖刘邦，豁达大度。事实上，刘邦还不及齐桓公的胸襟。他因为鲍叔牙的话，提醒他的兴趣，就释免了管仲，甚至把整个政权都交给他办，委任为相，还尊称他叫仲父，等于现代人叫干爸或大爷，因为管仲比他岁数大得多。
更有意思的一段，你看齐桓公与管仲的对话：
管仲说：“斧钺之人也，幸以护生，以属其腰领，臣之禄也。若知国政，非臣之任也。”我是应该被你砍头的罪人，但非常侥幸的，你能原谅放过我，还保全了我的头和腰身连在一起活着，只要你给我一口饭吃就好了。如果要我担任国家的大政，恐怕不是我能胜任的吧!
齐桓公很干脆地说：“子大夫受政，寡人胜任。子大夫不受政，寡人恐崩。”只要你先生肯接受我的委任，担任国家政治的重任，那我一定做得好国家领导的重任。如果你不肯担任重责，我恐怕自己会搅崩了！
你看他说得多么坦白诚恳，所以管仲也很快地答应了。这叫做早已两厢情愿，彼此客气一番，当然一拍即合。好比现在京戏上唱的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都是彼此心照不宣了。历史政治上，有时是很讨厌、很可怕的。但有时，真如儿戏，一场天下大事，只在三言两语，谈笑间决定了全盘的命运。犹如赌徒，挥手一掷，满盘皆赢，但也可能一败涂地。所以古人说：“虽曰人事，岂非天命哉！”但精彩的还在下文呢!
过了三天，齐桓公对管仲说：“寡人有大邪三，其犹尚可以为国乎？”老实对你讲，我这个人，有三样很大的坏毛病，据你看，我真的还可以做大事业，可以担当一个国家的领导人吗？管仲说：“臣未得闻。”我还没有听人讲过你的缺点（其实，管仲这句话是谎话，故意给齐桓公留点面子，保存他的自尊心）。
齐桓公就说，第一“寡人不幸而好田，晦夜而至禽侧田，莫不见禽而后反。诸侯使者无所致，百官有司无所复”。我真不幸，平生癖爱出去打猎，不管白天夜里，喜欢猎捕禽兽为乐。每次打猎，一定要猎获到很多动物，才肯回来。所以使各国来的大使，等了很久也见不到面。政府里的百官和担任公职的人们，没有机会向我汇报请示。因为我只管好玩。不喜欢办公做事。
管仲说，“恶则恶矣，然非其急者也”。这种习惯，坏是很坏，但还不是最重要的关键。
齐桓公又说，第二我很不幸，喜欢喝酒，白天夜里，连续地喝。那些外国使节，根本见不到我的面（省略原文）。
管仲说，这也是很坏的恶习惯，但还不是最关键的。
齐桓公再说，第三我有很不好的禀性污点，非常喜欢女色，而且乱来。因此，在长辈中的阿姑，平辈的姊妹，都有被我污染的，就不能出嫁了（这就是古代大家族社会的阴暗面）！
管仲说，这是坏透了的习惯，但还不算是最重要的关键。
齐桓公听到管仲这样答复，真的奇怪，用一副怪模怪样的眼光，很紧张地问管仲，你说我有这三样很坏的恶习惯，都还可以担当领导国家的大任，那么，还有什么不可以的事呢？
管仲说：“人君唯优与不敏则不可。优则亡众，不敏不及事。”做一个国家主体的领导人，最要紧的不是一个优哉游哉，如果一个君王有优柔寡断、没有智慧、拿不定主张的个性，同时，又不够聪明，碰到事情，反应不敏捷，有这两种毛病，实在不足以担当治国的重任。因为优柔寡断、马马虎虎，使部下轻视，失去崇敬信仰的重心，能干肯干的人才就别有作为了。如果碰到事情，反应不灵敏，缺乏决断，糊里糊涂，那还能做什么事呢?
其实，管仲还不好说，齐桓公，你是一个够聪明的坏蛋，正因太聪明，所以坏处不少。但你能听鲍叔牙主张，放弃了仇视我的心理，说办就办，要我来总理国事当宰相，有决断、有勇气、有气魄，敢放胆一试，可见不是一个笨蛋。尤其胸怀潇洒，豪爽而不自欺，敢于自我批评、自我检讨，说自己的坏处，就不是一般人所能做到的了。
齐桓公一听就说，好的！请你先回官舍吧！过几天，再请你来，我们商量商量办吧！
管仲说，时间是很宝贵的，哪里可以等到明天啊！
齐桓公说，那，你说怎么办?
管仲立即推荐了公子举、公子开方、曹孙宿三位人才，派出去做鲁国、卫国、荆国的大使，先来稳定国际间的紧张局面。齐桓公都立刻照办了。然后又安排了外交、农业经济、国防军事、司法行政、监察等五位大臣，并且对齐桓公说：“此五子者，夷吾（管仲的号）一不如，然而以易夷吾，吾不为也。”我推荐的这五位大臣，每一个都比我强，如果把我换做他们，无论哪一部的事，我是决不干的。“君若欲治国强兵，则五子者存矣。若欲霸王，夷吾在此。”假如你只想把齐国一国政治搞好，国富兵强，只要有这五位大臣就行了。如果你想做到在列国之间做霸主，那就非我不可了。齐桓公就说，都照你说的去办吧！
因此，管仲就使齐桓公在当时的历史上，做到有名的大事。所谓“一匡天下”，一下子就匡正了当时周室衰败的中国王朝；“九合诸侯”，在列强的国际间，九次召集国际会议，安定当时春秋时代的中国天下，达四十多年之久。所以，迟于管仲一百三四十年以后出生的孔子，也很感叹惊佩地说：“微管仲！吾其披发左衽矣。”唉！当时如果没有管仲出来救世救人，恐怕我们早巳沦落做没有文化文明的野蛮人，披头散发，穿光着右边臂膀的番装啰！
廿八、帝王样板齐桓公
三千年前，中国的历史，出现以周朝王室为中心的封建诸侯联邦政治体制，实行土地公有，以井田制度，建立农业经济社会的典范。五六百年后，到了周朝王室的威信动摇，东迁洛阳作为首都开始，便进入所谓东周列国争霸的春秋时代。历史与文化，是分不开的并蒂莲花，从春秋时代，直到战国七雄时期，也就是中国文化所谓百家争鸣，诸子并出的阶段。
从表面听来，诸子百家争鸣，那一定是何等的热闹，非常的有趣。事实上，所谓争鸣，所谓诸子的学术思想，都是围绕着一个传统的中心在转。这个中心，便是“道”，也就是儒、道并未分家，诸子百家也并未分家的天人之际的“道”。尤其重在“人道”。换言之，诸子百家的学说，提出的主张，都是希望人民生活安乐，社会平安。使人人有安乐的一生，有一个圆满欢欣的家庭，有一个富强康乐的国家。
真正的政治家是什么?
所以我平常喜欢开玩笑地说，你们办大学，给学位，随便怎样办都可以。只有两个学位，是绝对无法定位的。一是政治，一是军事，这两种是无法给予什么博士头衔的。因为这两者并不属于专才之学，而是通才之学的范围。你只要看《封神榜》，姜子牙辅助周文王、武王建立了八百年的周室王朝政权，他的坐骑，叫做四不像。最后论功行赏，他一手分封天地神祇，但忘了自己，无可奈何，只好自封做一个“社稷神”拉倒。这是一个最低层起码的小主管，从基层上保护人民土地的土地神而已。真正的政治家、军事家，是通才，是四不像，是社稷神。姜子牙、管仲都是这种人。
同时，我还说，我读了许多中西方有关的政治学的书，还不及中国民间传统流行的十二个字，说的彻头彻尾，清清楚楚。是哪十二个字的真言咒语呢?那就是“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安居乐业”。谁能领导天下国家达到这个目的，就可封神了！尤其有关天人之际的“风调雨顺”啊!换言之，这四个字，包括没有风灾、水灾、地震、旱灾等等的内涵啊!至于人事和人道，统统在后面的两句话中，一望便知，可惜一生也做不到。
但从人类学的角度来看，事实很有趣，我也常把东方和西方文化相互对比，以太阳绕地球一昼夜作比方，却发观东西两方人类历史文化的变化现象，同在五百年之间，必有王者兴，几乎完全有异曲同工之妙。例如我们的历史，到了春秋以后，名王迭起，但有道之士的哲人也应运而生。中国有个齐桓公，配上一个管仲。而在西方，也是名王配名师，凑巧的真有趣。欧洲有个亚历山大，配上一个亚里士多德。印度也有一个阿育王，配上一个优婆鞠多尊者。当然，在这个阶段，什么日本、美国，连个影子还没有呢!
但是，以中国历史的习惯来说，三代以后，所谓历史上的名王，最了不起的，也只能算做英雄，决不是圣人。所谓这些英雄的名王们，也都像我小时候的一位老辈的诗说，“江山代有英雄出，扰乱苍生数十年”，如此而已。他们与《大学》的“明德”外用（王）之学，所渭“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岂只似是而非，可说都是背道而驰的。
齐桓公是什么样的人物?
例如我们特别提出在春秋时期，所谓五霸之首的齐桓公，便是秦、汉以后两千年来，大多数创业帝王的样板。但不管是哪种版本，也都会影响他们所建立的王朝文化历史几百年，直到如今。无论你从唯物史观、唯心史观或其他角度来看，始终错综复杂，讲得不会透彻清楚，岂不玄哉!
现在先让我们来看史称齐桓公的小白这位老兄吧!他天生是一个诸侯王的少子，照现在人用西方文化的习惯称呼，在他少年的时期，当然是一个白马王子。他本来就习惯于豪华奢侈的生活，尤其是他的禀赋个性，凡与“喜、怒、哀、惧、爱、恶、欲”七情，及六欲有关的“吃、喝、玩、乐”、“嫖、赌、招、摇”，可以说无所不为、无所不会。即使他自己不会，旁边左右跟随他的人，为了讨好他，也势必引诱他学会。何况他自己又聪明，又敢作敢为，当然会养成他天不怕、地不怕的个性，根本谈不上什么“知止而后有定”，乃至“意诚、心正、身修”一类的戒条式的学养了。因此，他就变成一个贪玩、贪吃、酗酒、好色、乱伦等恶性重大的世家公子。
但他在心理意识上，会不会有烦恼、有忧患、有悲哀呢?那当然是有的。尤其在王室家族的家庭矛盾、权位争夺的利害斗争上，随时都有烦恼迫人而来。但好在他是一个嗜酒如命的人，平常大多都活在醉梦之间，正如庄子所说：“酒醉则神全。”贪杯耽酒，有时如有道之士的修养一样，容易忘身忘物。
小白齐桓公，就是这样的一个典型人物，他之所以会成为历史上的名王，第一，他具有天生王子的身份，在当时社会政治的大环境中，有了机会，自然是有资格登位称王的。管仲、鲍叔牙纵有帝王之才，在当时的社会政治上，是决不可能自立为王的。第二，他在个人的私生活上，虽然坏习惯的恶性很大，但对于处理大事的关节眼上，他能够识人、用人、信任人。而且还有一个关键性的特长，遇事反应灵敏，决断果敢。这两点，正是管仲所希望找到的一个好老板。第三，他天生有四十年成为名王的好运，碰上鲍叔牙和管仲。
管仲怎么报答鲍叔牙?
如果因人论事，可以说，使齐桓公在春秋时期成功霸业的是鲍叔牙。使管仲能辅助齐桓公而大展才能，成为千古名臣的，也是鲍叔牙。管仲能还报鲍叔牙的，就是临死以前，坚持吩咐齐桓公不可以叫鲍叔牙继任他的相位。因为管仲知道他死了，齐桓公也就完了，如果叫鲍叔牙继承相位，一定死于非命，那他就对不起一生的真正知己了。
大家读历史，都知道千古以来，最好朋友的知己交情，都称赞“管鲍之交”，有通财之义。其实，还都是向钱看的话，根本不懂“管鲍之交”的要点。我们且看鲍叔牙开始推辞相位，力荐管仲的话说：
臣之所不若（管）夷吾者五：宽惠柔民，弗若也。治国家不失其柄，弗若也。忠信可结于百姓，弗若也。制礼义可法于四方，弗若也。执枹鼓立于军门，使百姓加勇焉，弗若也。
齐桓公听了，就放弃仇视管仲的心结。甚至，听到鲁国把他绑起送回来，就亲自出郊来迎接他。但管仲临死前对齐桓公怎样说呢!
鲍叔，君子也。千乘之国，不以其道予之，不受也。虽然，不可以为政，其为人也，好善而恶恶已甚，见一恶，终身不忘。
这就是“管鲍之交”的知己明言，他不希望自己死后，把鲍叔牙一条命送到小人手里的用心了。
今天还须向管仲借镜
在中国的历史上，到了春秋初期，以齐桓公作标题，管仲作内容来讲，管仲的政治哲学，和他的政治体制的实施，可以说就是后来两千年来历史上，帝王政权的大样板，直到现在，同样还有他的权威价值。
第一，是他开始用“姜太公吕望”治齐的方针，发展工商业经济、整顿财政、改变税制，先求利民富国。所谓“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就是千古不朽的名训。
第二，由他手里，渐渐改变了公有的井田制度，让人民有合理的私有财产，做到了民富则国强的目的。
第三，创立全民皆兵、全兵皆农的体制，以治军的制度，编制民间社会。也可说是为后世有乡镇、邻里、保甲，地方自治的创始者。
第四，民富国强，社会形态转变后，必然会产生奢侈逸乐的现象。同时，为了招徕国际商贾的需要，大胆开创了公娼制度，以免社会产生负面阴影，破坏善良风俗。
第五，不但如此，他对于传统文化的“形而上”道的哲学，犹如曾子著《大学》所说的“明明德”及“正心、诚意”之学，乃至“外用”于实际政治理论之间，都有很高明的深度。如果以我的观点来看，后世的儒家理学家们，未必能望其项背。无奈后人都把他身后的著作《管子》，只视为政治学的学术，未免太可惜了!
从他辅佐齐桓公尊王（拥护周室的中央王朝），称霸四十年后，他死了，这个只管亨现成福的齐桓公，第二年也就完了。
齐桓公死后，五千儿子，照样翻版，各自结党争立，彼此攻杀。他的尸体停在宫中床上六十七天，烂了生虫，也没有人来顾问。这样便是身不能修，家不能齐，自己又非治国之才的结果样板。所以《大学》说：“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并非只是戒条式的虚文啊!
不但是齐桓公，我一生亲自看到好几个白手成家发财成巨富的大老板们，死后的状况，儿女们停尸不葬，闹着打官司、争财产，还背地骂爸骂娘的多着呢!因为我看得太多了，更相信孔、孟之教开的药方，是真对症的。可惜我国我民不肯吃药，所以长在病中，只有莫奈他何之叹了!
其实，几个有名的圣哲之教，都是针对医治人性恶习的药方。因为我们的民族性，存在有不仁、不义、不忠、不孝、无信、无耻的老毛病，所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开了“仁、义、忠、孝、礼、智、信”等药方。老子开的，是“慈、俭、不敢为天下先”三味偏方，也可治百病的。印度人历来存在阶级仇视，所以释迦牟尼开了“平等、慈悲”两味大药。两千多年前的西方风气，太过自私狭隘，又加粗暴，所以耶稣开了“博爱”一味单方。不过，现代人看不起老古方，拼命要向唯钱主义，去买新发明的西药吃，实在不知道那些化学剂品的药，今天说对，明天又说不对，恐怕不一定靠得住吧!小心为妙啊!人性，有善恶兼具的根底，去恶为善是健康的人生。蔽善从恶便是病态的人生。可惜人们喜欢以病为乐，因此造成人类史，是一部病理学医案史。所以中西的圣哲们，也只好永远担任医疗的护理工作了。
廿九、身世堪怜一霸君
假如我们把周室王朝（包括春秋、战国）划归中国上古史的末期，那么，中古时期的历史，很明显的，当然以“赢政”王朝“秦始皇帝”作为划时代的开始。这个时期，在中国，正是声名煊赫的“秦政”时代。在西方的欧洲，也正是威名鼎盛的“罗马帝国”时代。
秦始皇的崛起，消灭战国末期的六国，开始建立皇权统一的中国，的确是历史上的大事。但时势造成一个有变态心理的秦始皇，完全是由于阳翟（开封禹县）商人吕不韦的商业谋略所制造成功的结果。例如现代美国式的民选总统，幕后台前，都是大资本商人所制造成功的国体。幕后出钱推出民选总统，台前的政府体制，也完全学习工商管理。伟哉商人，岂可轻视。当然，只有姜太公与管仲，早有先见之明，决不轻视，而且还特别重视呢!其次，便是范蠡和子贡，他两人才是真正下海入流的儒商呢!无人可以比拟。但千万不要忘了，如果全民皆商，恐怕是“国将不国”矣!
一统中国的历史背景
假如我们从哲学的观点来看历史和人事，谁也想不到当时一个无关大要的人物，一件漫不在乎的小事，经过时间的推移，便会形成影响后来一国或天下的历史大事。每个朝代，每个政府，不管如何防范，怎样禁令，都是镇压不住的，这就是历史哲学所谓“虽曰人事，岂非天命哉”的道理了!
东周后期的秦国，在当时，只不过在中国西北高原上，一个文化比较落后的新兴国家。但在春秋、战国时期，五霸争雄，七国互相侵略的战乱中，历史经验给予秦国的教育，便渐渐地乘机壮大起来。秦孝公信任客卿商鞅（卫国人），实行以法治国的法治体制，废弃井田制度，迁都咸阳，变更由周室王朝几百年的政体，实在是一件历史上的革命大事。但只经过二十一年，秦孝公便死了。因为秦国上上下下，不习惯法治的管理，而且废掉习惯已久的井田制度，正如历史所载：“民曰不便”。因此，所有埋怨愤怒的大众情绪，就都集中到商鞅一身了。所以秦惠王即位，便杀了商鞅，但法治的政制仍然未变。
十年之后，整个战国七雄就在苏秦、张仪两个同学手中，彼此更换谋略，用合纵、连横的策略，以国际间相互利害关系，互结防御协定，使战国的局面，暂时安定了二三十年．这便是历史上书生谋国一大奇迹。再后来便是秦昭襄王崛起，自称“西帝”，遣使立齐国的国君为“东帝”，早已目无中央周室的王朝了!不过三十年之间，周代最后王朝，就被秦国所灭。
这个历史过程，由秦孝公到秦昭襄王灭周的时期，先后也不过一百一十年左右，即公元前三百五十九年到二百五十年之间，可以说是真正新兴的秦国鼎盛时期。从此以后，不出两年，便如近代史上太平天国的翼王石达开诗中所说，“贾人居货移秦鼎，亭长还乡唱大风”的时代来临了!与其说秦始皇三十多年前后，是暴君“嬴政”的时代，毋宁说那是“吕不书商号”赢利最成功的时代。
吕不韦的“奇货”投资计划
有关秦始皇嬴政的身世，与吕不韦奇货可居的商业投资计划，这都是史有明文，不必讳言的实事。这件历史的故事，就发生在秦国灭掉周朝的前一年，也就是秦国杀名将白起的当年。
这个时期，秦昭襄王为了谋（战）略上的需要，把太子嬴柱的宠妃夏姬所生的儿子，名叫异人（后来改名叫楚）的，交与赵国做人质。异人虽然是秦国的皇孙，但他是太子次妃所生，也并不十分得宠，所以秦国就随便把他当战略品来用。虽然有人质在赵国，照样无所顾忌地随时出兵打赵国。因此，异人在赵国，是被冷落监视的人，当然很受罪受苦。恰巧吕不韦为了生意到邯郸，碰到了异人。他以一个久经商业资讯训练的敏感眼光，便肯定地说：奇货可居也。这是说异人是一个商场大买卖上的奇货，“屯积居奇”了他，一定可以大发其财的。所以吕不韦便和异人结交做朋友。正在落难中的可怜人，而且随时有被赵国处死的可能，那是多么可怜的处境，现在居然有一个国际上的大商人、大资本家肯和他做好朋友，解决了生活上的困难，当然是高兴极了。
过丁几天，吕不韦就对他说，你的祖父秦王年龄大了，随时会有问题。你的父亲最宠爱的妃于是华阳夫人，但她没有儿子。你的家族同辈兄弟二十多个，你不过是其中的一个，而且并不得宠。你祖父死了，你父亲继位，绝对没有机会把你立为太子，你的前途实在很难说了!异人一听，当然很明白吕不韦说的全是事实。他说，你看我要怎么办才好?吕不韦便说，秦国宫廷中，现在能够提出立哪个做太子的太孙的人，只有华阳夫人才有这个资格，我虽然是小资本的买卖人，但我愿意拿出千金来帮助你，并且我为你先去秦国打通关节，要使华阳夫人肯定立你做皇太孙。异人听了便说，如果照你的计划成功了，我如得到权位，一句话，我便和你老兄同享秦国的一切。
因此，吕不韦先给异人五百金，叫他尽量交际宾客朋友，结识各种人才，等于现在人们的组织人才集团。另外又拿出五百金，叫他去收买那些最名贵的首饰和稀奇古怪好玩的东西。由吕不韦带着这些国际特等名牌的高贵物品，西去秦国。以吕不韦的生意头脑，没问题，到了秦国以后，先找到了华阳夫人的姊姊。当然是先吹牛又拍马，同时又再送重礼。来往于国际间的大商人、资本家谁也不免另眼相看，况且吕不韦又彬彬有礼，“币重言甘”，并不像个暴发户的样子，自然就打通门道见到华阳夫人。于是吕不韦就说，在赵国与异人结交成了好朋友，异人的做人是怎样成功，国际上的知名之士，有学问、有才能的人，都喜欢和他做朋友，真可算是众望所归的贤公子。但他本人，身在外国，昼夜都在思念父亲（秦国的太子）和夫人你两人，常常偷偷地哭泣。这些情形，只有我吕不韦最清楚，所以托我特别到秦国来，代他送上这些东西给夫人，表示他的孝心。说完了这些重要的话，表示自己很忙，就起身告辞了。
出来以后，当然想尽办法，向华阳夫人的姊姊做工作，教她怎样办。因此华阳夫人的姊姊，就进宫对妹妹说：“你在太子身边，虽然是最得宠的妃子，但你并没有生儿子。还不趁现在年轻得宠的时候，在这班后辈的弟兄中，挑选一个前途有希望的做养子，将来年老色衰，可能还有希望做太后．如果等到年纪大了，又不得宠了，再想培养一个有希望继承王位的人，那就没有机会开口了!照我看来，这个异人，被派在赵国做人质，是代表秦国去担风险，回来了，一定是大功劳一件。他人又好，国际声望也很高。而且他知道自己在众多兄弟当中，是并不太被重视的一个。你如果在这个关键时候向太子一说，提出要收异人做儿子，太子一定会答应，那么，异人无国而有国，夫人无子而有子。你在秦国后宫的地位，就到老有靠了！”华阳夫人一听，认为这是最好的办法，于是找个机会，就向太子要求，太子为了爱她，就答应照办，并且由太子和华阳夫人出名，刻了玉符（用玉片刻上字的契约），约定以异人做华阳夫人的儿子，等于是秦王太孙，交给吕不书带去赵国交付异人。吕不韦的计划第一步成功了!等于做生意要收购别人的大公司，他总算拿到初步的草约了。
吕不韦回到邯郸以后，一方面加紧培养异人，亲如兄弟。另一方面，他自己在邯郸找到一个绝色美人，也就是古人说“燕赵多佳人”的顶尖美女，娶过门来做自己的姨太太，很快也就怀孕了。古话说得一点也不错，“饱暖思淫欲，饥寒起盗心”。异人出入吕家，当然很容易就看到吕不韦的新姨太，她实在太美了，所以就向吕不韦要求，将这美女让给他做太太。吕不韦一听，非常生气，“朋友妻，不可嬉”。你这个人，怎么这样无礼，你在患难当中，我救你，还给你想尽办法弄到当秦国的皇太孙。现在你居然忘本，还要打我老婆的主意，我要和你绝交了!当然，异人如失去了吕不韦，自己在赵国不过是一个人质而已，毫无生命的保障，生活的艰难更不用说。在这种情况下，当然只有道歉赔罪，请求原谅拉倒。
真戏假做，最后，吕不韦还是把这位姨太太让给异人做老婆，做为患难夫妻，可以安慰他孤身流落在异国的痛苦，至于生活一切，当然仍由吕不韦照应。不到一年，就生了儿子，取名嬴政，就是后来的秦始皇。接着，秦国又出兵打赵国，包围了邯郸。赵国人要杀掉秦国的人质异人，吕不韦就用很多钱买通看守监禁他的人，放他一家三口逃回秦国的部队里去，那当然就被秦人护送回国。异人就穿着楚国的衣服来叩见华阳夫人，因为她是楚国人。华阳夫人看到异人穿的是楚装，更为高兴，为了纪念故乡楚国，就替异人改了名字叫“楚”（用南方习惯，就叫阿楚了）。
吕不韦的运气真好，更名楚的异人，回到秦国不到六年，灭周朝称西帝的昭襄王嬴稷死了，历史称他为秦孝王。顺理成章地由太子嬴柱即位，不过，只当了三天的秦王也就死了。因此，皇太孙嬴楚（异人）即位，尊华阳夫人为太后，称自己的亲生母亲夏姬为夏太后，起用吕不韦为相国，封文信侯。这样就叫做“封侯拜相”，成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富贵尊荣了!所以我常对做生意经商的朋友们说，无论如何，你也做不到吕不韦的成绩，他只看准一个货色，就投资经营，结果，岂只一本万利而已。但吕不韦真不简单，他还想做千秋的大买卖，要在文化学术思想上变成圣人，想和管仲、孔子比上一比呢!
吕不韦做了秦国的相国，周朝的后裔东周君与少数的诸侯们计划伐秦，秦王使相国率兵灭掉东周，周朝的天下，这才正式转到“吕秦”的手里。因为异人做了秦王之后，史称为秦庄襄王，不到三年，也就死了。所生儿子嬴政十三岁即位，国事都委交相国文信侯吕不韦，叫他仲父。古代的仲字，是第二、中间、其次的代号。这就等于叫吕不韦是二爸爸，客气地说，便是后代所谓的干爸。所以在我们的历史上，有的说秦王朝，是与周朝先后同时亡国，应该称秦始皇为“吕政”王朝。这个问题，在历史学的观点上，也还存在着争议呢!
史称为秦始皇的嬴政，十三岁即位为秦王，纵使聪明绝顶，到底还是一个不成年的孩子，因此，把国家政治的大权，都交给相国文信侯吕不韦去办。这个时候的吕不韦在秦国，是大权独揽，出入宫廷内外，俨然就是一个摄政王。如果以后代历史故事作比例，他犹如西汉末期的王莽，也如满清刚刚入关初期的摄政王多尔衮。不过，吕不韦的后来，并没有像王莽一样，想取汉朝的政权而自做皇帝，也许有这种想法，或者自忖势所不能，或是才所不及。而且他在武功威权上，也不如清初的多尔衮，也只在宫廷中和太后的关系，比多尔衮大有不同。
当他独揽秦廷朝政的十二年之间，极力供养宾客，收罗人才，集中一般读书的知识分子，为他个人出名，合著一部网罗诸子百家杂说的书——《吕氏春秋》，又名《吕览》。这部书以上古儒道不分为主旨，尤其以传统文化中的宇宙物理的五行理论科学作纲要，串连政治哲学的理论基础。书作完成，悬之国门，公布如有人“增损一字”，就赏赐千金，表示比孔子的著《春秋》、刪诗书、订礼乐的气魄还要伟大。这就是古今中外，很多发了财的大老板们，和有了地位的人，最后都想挤进学术文化之林，表示自己并非“不学无术”，意图洗刷只有铜臭和臭钱之讥。如果从心理学的观点来说，正是“自卑感”在作祟，也是人情之常。但这部《吕览》，在后世的学术著作中，仍然有它的价值。不过，把它归入“杂家”之学的范围。
吕不韦的商业政治计划，在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成功。但他只知道权位和富贵的可贵，毫无学养上的“内明”和“外用”的基础。因此，他又彻底地失败，终至于身败名裂，一生很可惜，又很可怜。
秦始皇从整顿宫闱着手
吕不韦自从他的儿子“秦始皇吕政”，十二岁即位做了秦王，他表面上以皇上的干爸之尊，兼为朝廷政府的相国、文信侯，权重一时，就如秦国的宗室大臣，也不敢当面非议。尤其新王的生母皇太后，本来就是吕不韦的侍妾，现在做了寡妇，年龄也不过三十多岁。母子两个，从小在赵国邯郸的时候，本来就和吕不韦是一家人一样，现在出入宫廷，当然毫无避讳。正如史书所载，太后时吋与文信侯私通，那也可说是人情难免的事。
如果这种事发生在乡下普通老百姓家庭，也会招来邻居地方上人的轻视，何况在皇宫之中，左右前后、内内外外，所谓耳目众多，岂能长久瞒得住的，而且儿子秦始皇渐渐长大了，哪有可能不知道的。吕不韦愈想愈不对，但是这个太后，对于男女关系的欲望又很大，在感情上，她又当断不断。所以吕不韦在“舍人”（随身侍从）中，找了一个叫“嫪毐”（读音叫lào aǐ）的人，假装太监，送给太后。结果，太后又生了两个私生子。要求儿子秦始皇封嫪毐为长信侯。嫪毐本是市井无赖，自是小人得志，飞扬跋扈，令人侧目。因此，宫廷中有人看不下去、就向秦始皇告密，这个时候，他也是快二十岁的人了，马上下令逮捕嫪毐。嫪毐知道了就发兵叛变。秦始皇就命相国昌平君、昌文君两人带兵围攻嫪毐，抓住他，夷三族．迁太后于萯（音倍）阳宫（陕西户县），杀了两个私生子。
但秦始皂在处理这件事上，当时始终对吕不韦并无举动。到了第二年，才发布命令，免了吕不韦的相国职务。而秦始皇又说吕不韦侍奉先王的功劳太大了，所以不忍心杀他，罢免了他的职位，叫他离开首都咸阳，到四川去住。
同时，因为这件事的刺激，经过秦廷宗室的提议，旧账新算，决定要驱逐各国诸侯的宾客，不准在秦国从政。这个事件的发生，在历史上，便引出一个年轻的书生李斯，当时他也是在被驱逐之列的外来宾客。为了此事，他写了一篇对秦始皇的劝告书，就是后世所流传的名文——李斯《谏逐客书》。其实，这件秦廷政变的事件，不应该说完全归罪于少年时代的秦始皇。这是秦人狭隘的本土主义作祟，是对秦廷长期任用外来人才担任政要的反弹。趁着吕不韦和嫪毐事件发生，由秦廷宗室大臣的发起，抓机会来打击从各国外来的势力。
像这样的事，是千古以来，政治圈中派系斗争的常事，都由于人性具有极度自我、自私的弱点所形成。例如清代三百年间的政治历史上，始终存在北人与南人之争，学阀权要的门派意见之争，朝廷与外藩的权力之争。当然，不只是中国如此，欧美各国的历史也是一样，归根结底，都是人性阴暗面所造成的结果。
以秦国来讲，自秦孝公开始，起用商鞅、张仪、范雎、吕不韦乃至李斯，凡与秦国逐步富强壮大有关的历史上名臣，几乎都是外宾。秦国朝廷和秦国社会，只是坐享其成。但在浓厚的地域观念上，又始终彼此不服气，因此而形成中央在权力上的派系风暴，这是每个主政者最头痛的事。不但政治圈中，例如现在的商业集团、公司、行号、工厂、店铺，只要有三个人以上的地方，就会出现人事磨擦。好在少年的秦始皇，还算明白，看了李斯的《谏逐客书》建议，就停止驱逐宾客，才使外来的人才不散。因为秦始皇从小跟着父母在赵国长大，而且见惯宾客成群的场合，知道利弊。换言之，当时所谓驱逐宾客，便同现在所谓的裁员，多少也有裁减冗员、减少预算的作用。但在国家的大政上，有时因此而受影响，可能会非同小可。因此，宋代的名臣苏洵，对于这件事的观点，大有感想，便写了一篇文章《六国论》。
秦始皇的性格是如何形成?
正当少壮盛年还只二十岁刚出头的秦始皇，登位不到十年多，就碰上宫廷內部发生重大的丑闻，而且当事人就是生母，和从小跟随长大的仲父吕不韦。大家试想，假定我们中任何一个人是他，不可能不气疯了，也许，就会出家入山，或者造成另一种心理变态或精神分裂。所以他当时把生母（太后）迁出宫廷，住到首都的边远小邑，并且下令对这件事的处置，如有人敢谏者死。那种心理上的矛盾，是很难想象的处境。
但在这样要命的严威中，那些死守中国文化孝道的儒生们，居然还一个接一个来劝谏，因此而被杀掉的，已经到达二十七人。这就是历史上说秦始皇是暴君的第一幕。但正在他暴怒杀谏者的时候，居然又来了一个齐国儒生叫茅焦的人，要求当面见皇帝进谏。秦始皇一听又有一个不怕死的来了，气得暴跳如雷，大叫着：“快拿大锅来，要活活地烹了这个家伙。”茅焦看了现场一眼，慢慢地一步一步走到他的面前说：“臣闻有生者不讳死，有国者不讳亡。死生存亡，圣主所欲急问也。陛下欲闻之乎?”秦始皇听了说：“你还有什么话要说。”茅焦说：“陛下有狂悖之行，不自知耶?车裂假父（指嫪毐，真是难听难受的话）。囊扑二弟（指其母与嫪毐所生的二子）。迁母于雍。残戮谏士。桀纣之行，不至于是矣。令天丁闻之，尽瓦解无向秦者，臣窃为陛下危之。（我该说的，都说完了。）”就自己解开衣服，去伏在砍头的木桩上去。等于说，你来杀吧!谁知道这个时候的少年秦始皇，反而走下宝座来，自己承认错了，并且亲自扶他起来，立刻封他为上卿的职位。并且马上下令车队出发，他亲自驾车，空出左边的大位，去接母亲回宫，还和原来一样亲爱，好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
这也是历史上真实记载的故事。我们可以看出秦始皇的残暴作风，他是怎么形成这种性格的?这与“大学之道”的“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的教育，关系的重点又在哪里?同时也可看出古代知识分子的儒生，那种“择善固执”、“死守善道”的精神。茅焦为什么敢把生死性命当赌注，难道正如现代人的观念，真想拿命来换取侥幸的财富和地位吗?你能否认秦始皇不是有爱生母的孝心，原谅母亲所做的一切过错吗?除非被历史的主观成见固定了。不然，你会发现秦始皇确是一个可造之才，只是环境给他的命运很不幸，自小没有受过良好的教养。这些过错，还是由于吕不韦“不学无术”所造成。
秦始皇的一封亲笔信
但秦始皇对于吕不韦又怎么办呢?他踌躇考虑了一个冬天，到了第二年，罢免了他的职位，叫他到河南去住。吕不韦虽然住在河南不到一年，但各国的诸侯们，还派人随时到河南拜访联络，“不绝于道”。换言之，一个接一个，一国接一国来看他。秦始皇当然随时会有情报，愈想愈不对，愈想愈矛盾，因为他从小跟着吕不韦长大，对于他的才能、作风，甚至个性等，当然很清楚。或者可以说，他也明白自己的身世与吕不韦之间的关系。因为他的生母，是没有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只会懂得享受。母子从小开始，很可能是无话不谈。也许生母对吕不韦是有另一份真情的。所以可以推断秦始皇是心里明白，什么都知道的。秦始皇反复考虑了很久，又怕吕不韦不甘寂寞，另外弄出花样生事，他便亲自写了一封信给吕不韦说：“君何功于秦?秦封君河南，食十万户。君何亲于秦?号称仲父。其与家属徙处蜀!”
吕不韦看了信以后，知道这个儿子，现在是个完全的秦王了，不好惹，怕被他不明不白地杀了不好，还不如自己处理了好一点。因此，吕不韦便自杀了，更了却了秦始皇一桩为难的心事。也可以说，牺牲自我，完成儿子做秦王的事业。不能不说是吕不韦最后的奉献，做了一辈子生意，“天下自我得之，儿子自我失之”，亦复何憾!
大家读历史，对于秦始皇这封简短的妙文，都很容易忽略过去。其实，这封信的内涵，真是妙不可言，由此可见秦始皇的头脑太不简单，也许是吕不韦遗传基因的作用。他第一句话就说：“你对秦国真有什么功劳好处吗?秦国还封你有十万家税收的富有资产，是为什么?”第二句话说：“你和秦国有什么亲族的关系吗?为什么我要叫你干爸?这些你自己都明白，不要我说。你应该老老实实地迁到四川住吧!”在古文，就是这样的五句话，他父子两个，心里都明白了。换言之，秦始皇表明了，“我现在是真正的嬴秦王朝的后代，我是秦王，是主人公。你过去所做的事，真的是想为了秦国吗?天知道，我明白，你还是规规矩矩在四川养老吧!不要再打什么歪主意了”。就是这样，聪明人一点就透，这是真正脱离父子关系的宣告。吕不韦知道自己调教成功的儿子，既能生之，也能杀之，所以他的一切希望都破灭了，年纪也老大了，只有走上自杀的一条路了。
但是，也可说，秦始皇对于没有文化教养的生母，还是很有孝心；对于吕不韦，也是很不忍心。所以也不能一味说他是绝对的粗暴。不然，从春秋到战国，弒君杀父的诸侯王，岂只一两个而已。即如秦朝以后的帝王，派人送一把刀，一瓶毒酒，一条上吊的绳子，命令他自杀的多着呢!但秦始皇对吕不韦，并没有这样做。其故何在，殊可深思也!
灭六国者，六国也
当秦始皇从太后与吕不韦这件内宫事故以后，可以说才正式自己亲政。他的运气真不坏，在十二年之间，消灭了当时仅存的诸侯韩、赵、燕、魏、楚、齐等六国诸侯，在这中间，最有名的历史故事，就是燕太子丹使刺客荆轲刺秦王。但在中国的旧历史的《纲目》上，却写着，燕太子丹使盗劫秦王，不克。秦遂击破燕代兵，进围蓟。这样记载的历史，所谓《紫阳（朱熹）纲目》等，是否合理，很难评论。同时又认为当时的六国，并无大罪，秦要灭掉他们，就是最大的暴政之一。这些就是后儒政治哲学思想的看法和评论，对与不对，随着时代和人类社会的文化演变，也很难说。
其实，燕太子丹与秦始皇小的时候，同时都在赵国做人质，而且是同在患难中的好朋友，当然也认识秦始皇的父母与吕不韦。到了秦始皇即位秦王，燕太子丹又被燕国派到秦国来做人质，但秦始皇并不买账，没有特别礼遇他，只把他当一般诸侯派来的人质看待。因此，燕太子丹气愤极了，就偷偷地逃脱回国来，想尽办法找到刺客荆轲，想用暗杀的手段刺死秦王。这个历史上有名的故事，就是后世中国文化武侠小说的前奏。
如果从一个国家对敌国的角度来说，燕太子丹回国以后，不从政治、经济、军事上发奋图强，来反击秦国，却出此下策，就他本身来说，实在还不及当时的三大公子，如齐公子孟尝君、赵公子信陵君、魏公子平原君，他们还能做救亡图存的工作。也许这就是战国末期的现象，真正到了人才气数已尽，徒使“吕政”孺子成名而已。所以唐代名臣杜牧在《阿房宫赋》里就说过，“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
从此以后，秦始皇统一中同的天下，废弃周代以来的分封诸侯制度，划分全国行政区域为郡县，便于统治。他绝对想不到因此一举，恰好为中华民族的统一，奠定了千秋的基础。其他如北逐匈奴，修筑长城作为边防前线，南收南越等地入于版图，巡游四方各地，在咸阳大兴土木筑阿房宫。甚至在死前两年，做过历史有名的“焚书坑儒”，成为遗臭万年，矢上加尖的大暴政。他在王位二十五年，称皇帝十二年，只有五十岁就死了。三年以后，由他所建立的秦朝也亡了。如果从哲学的文学观点来看，正如宋代词人朱敦儒所吟唱：
青史几番春梦，红尘多少奇才。
不须计较更安排，只管而今现在。
三十、秦始皇治国之道评议
大家不要忘了，我们是为了研究《大学》，因为讲到“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其本乱而末治者否矣”，才衔接“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的道理。因此提到三代以下，所谓“天子”的帝王，几乎没有一个可以够得上“身修而后家齐”。而且自秦、汉以后的帝王家庭（从旧史的习惯，叫做宫廷），都是大有问题的家族，几乎没有一个是正常的“家齐”的好榜样，因此而造成历史上做领导人的帝王们，大多都是变态心理或精神病的人物。所以便引用了齐桓公与秦始皇两个变态心理的事迹，作为参考。不要听到历史，好像在听评书、讲小说故事那么有兴趣，而忘了本题。
奉行秦孝公以来的法治
如果由“齐家、治国”这个观点出发，来看秦始皇的一切，你可能不会跟着史书上的观点，随便叫他是一个暴君了。你可能非常同情他，他是因家庭身世的暧昧，引起心理变态的精神病者，长时压制着内心的痛苦和愤怒，又怕天下人看不起他，所以随时遇事，便会迁怒他人。加上他身居帝王的宝座上，由传统的宗法社会赋予他权力，社会人群不得不尊奉他为天于，自然就使喜、怒、哀、乐任性而为，变成一个骄狂自负的帝王了。至于他的治国之道，因为他本身根本缺乏儒道或他家文化的教养，可以大胆假定的说，他是完全传习了吕不韦的大商贾习气而来。现就他治国之道，只提出两点简略地来谈。
一、严刑峻法。秦国的传统，在战国前后的一百多年以来，从秦孝公采用商鞅的建制，建立用“法”治国开始， 一直到秦始皇时代，并无变更。这个时期的欧洲，也正是罗马帝国和“罗马法”建立的阶段。一个国家社会，只讲究法治的结果，也可以使国富兵强，处处有规律、有准则。但是整个社会人民，就变成缚手缚足，处处寸步难行，动辄得咎，随时可能触犯刑章，变成罪人。而且偏重用“法”治国，法埋的逻辑愈严密，执行的弊端愈多。因为社会随时在变，人事也随时随地在变，法律规定也会随时随地增加。因此，立法执行的政府，变成无情的机制网。领导国家的帝王们，位在法律之上，自有特殊的裁决权，即使不是暴君，也不得不变成暴君了。任何一个大小的领导者，必定是众望所归、众怨所集的焦点。例如号称现代民主法制的美国，也正走入法律繁多的弊病，“律师”变成美国人民咒骂祸害的代名词了。所以老子说：“法令滋彰，盗贼多有。”他希望的“无为”之治，是无法规的自治。所谓：“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是无条例的自律。孟子也说：“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专讲法治，最后使立法执法的人，自己也走不通了。历史上说秦始皇以“严刑峻法”治国，所以速其灭亡。其实，秦始皇懂得什么法不法的，他只是奉行秦国祖宗以来的法治，加上他个人的迁怒于人的暴行而已。
焚书坑儒事件的真相
就“焚书”来说，秦始皇是把周青臣的恭维，和淳于越的争议，命令大臣们会议。结果，承相李斯特别提出“史官非秦纪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都烧了。李斯当时是权倾一时的首相，又是儒者荀子（卿）的学生，所以秦始皇采取他的意见，就下命令写了一个“可”字。你说他是独断独行吗？如果现在依法平反，该判“焚书”之罪的是李斯和楚霸王项羽。而且当时所烧的书，是指私家藏书。但博士官有的藏书，集中在咸阳宫中，后来被项羽放一把火，连同阿房宫也一起烧了。但苏东坡却认为“焚书”的罪过，应该由荀子来负责，因为李斯是荀子的学生。
至于“坑儒”呢？在秦始皇统一中国称皇帝的时候，不但设有“博士”官职，录用来自诸侯各国的儒生们，其他在咸阳做官或吃闲饭的“宾客”还有不少人。“坑儒”的事件，发生在他死前两年，那时阿房宫也早修成了，他天天沉湎在酒色之中，自我逃避，自我麻醉，就是朝廷中的大臣们，要找他请示也很困难，不知他在哪里。他既怕死，又想寻找长生不老的药吃。那当然是百病丛生，精神很不正常的人了。照现在来说，糖尿病、高血压、前列腺肥大等，甚至还有莫名其妙的多疑和恐惧症。所以他在宫中，看见从外面经过的丞相车队卫兵很威风，心里很不高兴。过几天，丞相的车队卫士减少了。他就怀疑当天跟随身边的人，泄漏他的状况，统统都拿来杀了。
偏偏在这个时候，有儒士侯生、卢生两个人，互相谈论。背后讥笑他，并且不想为秦国做事，就偷偷逃走了。秦始皇知道了，勃然大怒说：“诸生或为妖言以乱黔首（老百姓），使御使按之（按就是查办）。”历史真实的记载，便是如此。为这件事，他大发脾气，叫执法的“御史”，依法查办，也并没有说立刻要杀人。但“诸生转相告引，乃自除犯禁者，四百六个余人”。可是，一班在咸阳的儒生们，为了表示自己清白，自写坦白书、悔过书，有的还密告他人。一个牵连一个，又互相告密，因此构成犯法的，共有四百六十人，所以弄得他更暴怒了，下令把他们统统活埋了。千古以来的书生们，都是“眼高于顶，命薄如纸”，平常喜欢高谈阔论，批评说理，滔滔不绝。一旦有事，大都便推过别人，自卸罪责。这也是世情之常，令人不胜悲叹的事！
由于这作事，虽然他没有下令要活埋天下的读节人，但确实使人很震惊，引起知识分子和一般人们的反叛情绪。因此，他的大儿子扶苏也看不下去，便来对他说：“诸生皆诵法孔子，今以重法绳之，臣恐天下不安。”谁知秦始皂听了，反而更加大怒，立刻下令外放扶苏，派他到上郡（延安）蒙恬所管的军区当监军（政治部主任）去了。就这样种下祸根，他死后，太监赵高假造他的遗命，要扶苏、蒙恬自杀，提早促成亡秦的后果。这就是秦始皇后期精神变态到了最严重的时候，造成所谓暴君暴行的由来。
郡县为中央的“分公司”
二、设置郡县。自三代以下，以及周朝分封诸侯建国的制度，都是从宗法氏族的传统而来，长达千年以上。所谓中国上古的分封诸侯，并不同于西方文化的部落封建，这是大有差别，不可混为一谈的。而且在周、秦时期，所谓“国”字，就是地方政治单位的名称，也并下完全同于后世“国家”的概念。历来都说周朝初期分封诸侯，号称八百之多，究竟诸侯有国的数字有多少，现在很难考证核实。但在周朝所封的诸侯，并非完全是“姬”姓的家族，不像秦、汉以后的帝王们，非同姓不封王的作风。因为“姬周”建国文化的精神，正如孔子《春秋大义》所标榜的，是以“兴灭国、继绝世”为宗旨。所以当时封建的诸侯，有的是找出尧、舜以前的故国，对于人民有建功立德的后代来封侯建国的，例如炎帝的后代等。甚至把革命以后的殷朝后代，也照样分封为诸侯，决不是后世那一套赶尽杀绝的做法。这就是上古宗法社会。重视“孝”道的观念而来。我要“孝”顺我的祖宗，你也要“孝”顺你的祖宗。我要尊重我的族姓，你也要尊重你的族姓。上古人口不多，人民生活的经济来源，都靠农业生产。尽管分封诸侯各国，但农业生产的土地，仍属中央王朝所公有，只是规划为“井田”制度，达到共有共亨的目的。诸侯各国，相安无事，同奉中央王朝的周室为共主。
社会的发展，促使历史的演变，到了春秋时期，中央王朝共主的周室威望渐衰，诸侯恃强凌弱，互相吞并。尤其是传统文化精神衰落，所谓“春秋两百四十二年之间，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臣弑其君，子弑其父，屡见不鲜。战伐侵攻，不可胜数。”如果是为上代复仇复国而战的，还勉强可说是正义之战，只有二桩，其他都是仗势欺人的侵略战争而已。因此，到了战国时期，包括秦国就只有七国在互争雄长了。
秦国是周室王朝中期所封为西北高原上的诸侯，历史文化的根基不深厚，又是新兴的诸侯之邦，为了争做雄长的霸主，就须引进外邦有文化的人才来治国建国．并且眼见自秦岭以东的各国诸侯，沉湎在老套守旧的办法，社会散漫，政治也不见得高明，因此，自秦孝公开始，就采用“法治”的主张，放弃“礼治”、“德治”的传统，专重功利为主的做法。
恰巧在秦始皇十三岁即位那一年，韩国想用办法把秦国搞成民穷财尽，使他再也无力向东用兵。便派了一个搞水利工程，名叫“郑国”的人，到秦国去做间谍，设法说动秦国发展水利，打开泾河引进灌溉。工程到了一半，被秦国发现是韩国的阴谋，要杀了郑国。他便说：“你们现在要杀了我，没有关系，其实，我已经做到报国有功，因为你们为了做水利工程，没有出兵打韩国，等于我使韩国迟亡了几年。不过，你们要知道，这个水利工程做好了，便是你们秦国子孙万世的利益啊！”因此，秦王没有杀他。工程完成，使秦国增加四万多顷的农业生产土地，改善环境，经济增长，国家社会更加富有。但也可说使秦始皇开始对建筑工程有了认识和兴趣，所以后来要建造咸阳宫殿，建筑史无前例的“阿房宫”了。
至于秦始皇灭六国之后，改天下为郡县的建制，推翻千年以来的传统，为后世中国留下大统一的大业、并非秦始皇有特别过人之处，那是因为他自小跟随吕不韦长大，耳濡目染，懂得大商贾的经营方法。等于现代人明白商业管理，中央是个母公司，是有绝对表决权的控股公司。天下各路的郡县，是子公司（分公司），只听总（母）公司的决策来执行业务。秦始皇懂得吕不韦的经营手法，所以决定改“封建”为郡县。例如明代的朱元璋，因为当过和尚，所以建立明朝的官职，有的是完全照寺院里僧职称呼和做法，如“都察”、“都监”，乃至封僧官为“总统”、“统领”等，都是禅门丛林制度设立的名称。
但话说回来，秦始皇改建当时中国的天下为三十六郡，郡置守。丞相李斯的建议，也是很有力的道理。李斯认为，“五帝不相复，三代不相袭”，“周封子弟，子孙甚众，然后属疏远，相攻击如仇雠，天子弗能禁”等理由。
秦始皇才说：“天下苦战斗不休，以有侯王。赖宗庙（说是靠祖宗的保佑）天下初定，又复立国，是树兵也。而求其宁息，岂不难哉！”因此，决定改制，但是，须要再交“廷尉”（中央执政的大臣们）会议通过，才付执行。
由此来看历史的经验，要求政治和社会习惯的转变，是很不容易的事。可是，所有的暴君，却成为改变历史的革命者，只不过坐享改革成果的，并非他本身而已。
张良一席关键性的盘算
当秦始皇死后三四年，轮到楚（项羽）汉（刘邦）相争未决的时候，郦食其对刘邦建议，再来分封六国的后人，必定可以得到天下人的拥护。刘邦听了，认为很对，马上叫人快速刻铸大印，就要叫郦食其代表他去分封六国的后人为王了。刚好张良进来，刘邦正在吃饭，就顺便告诉张良这件事。张良就说：
臣请借前箸（借用你的筷子当算盘），为大王筹之（为你盘算）。汤武封桀纣之后者，度能制其死生之命也。今大王能制项籍之死命乎？（一）武王入殷，发粟散财，休马放牛，示不复用。今大王能之乎？（二）且天下游士，离亲戚、弃坟墓、从大王游者，徒欲望咫尺之地。今复立六国后，游士各归事其主，大王谁与取天下乎？（三）且夫楚惟无疆，六国复挠而从之，大王焉得而臣之乎？（四）诚用客谋，人事去矣！
刘邦一听，立刻吐出嘴里的饭，大骂说：“竖儒，几败乃公事，令趣销印。”这两句古文，如照现代话坦白地说：“他妈的，这个穷酸的书呆子，几乎把老子害惨了！听他的话去办，我的大事就完蛋了！快点，快点，把那些封侯的印给我毁了！”
由于这件历史的故事，你就可以知道，当时的人们，对于习惯已久的分封体制，是多么难以忘情啊！后来刘邦打垮项羽以后，建立汉朝的政治制度，以及官职名称和法律，大体上都是直接沿用秦朝的一套。再经过几代以后，才慢慢地有所改变。甚至到了现代，我们如果去查宗族的家谱，就会发现，注明最先的祖宗，来自颖川郡、南阳郡等地名，那就是照秦、汉旧制行政区域的专称，由此可见宗法氏族社会，对统一国家、团结民族坚强作用的价值。但宗法氏族，不是种族问题，这可不能混为一谈。“治国”犹如“齐家”一样，你想改变自己家族们生活的旧习惯，也是很不容易的事，须从本身的“修身”开始，以身作则，有耐性，有方法的慢慢转化才行。何况“国家”是许许多多“家族”的组合体呢！
三一、历代帝王修身齐家有几人?
在我们的传统文化中，任何人读了《大学》的“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名言，都会为之首肯，认为是有道理。即使现代，美国式的民主社会，当他们要选举总统的时候，就会要求候选人的人品和家庭夫妇关系等，没有污点或缺点。这便是东方西方，“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道德要求。你看人性是多么的奇怪，世界上每个人都会要求别人是好人，是圣人。但对自己的行为，就会有许多理由可以原谅自己，辩解自己。等于人人手里都有一把标准尺、有一天秤，到处衡量别人，是不是够得上圣贤的尺码和分量。但对于自己，就很少称量了！
“修身”从自我批评做起
就如我们现在，讲《大学》，评历史，大胆放任批评古人，要求严格。说来惭愧，我们自己本身呢？那就很难说了。不过，你们也经常听过我的自我批评，如我一生，只有两句话，“一无所成，一无是处”，如此而已。大家喜欢研究《红楼梦》，我是不太内行，不过我最同意作者在《红楼梦》开头的几句话：“负父母养育之恩，违师友规训之德。”实际上，这两句话，就如我的自白一样。其实，读懂了《红搂梦》，就会真知“修身、齐家”的重要，也可了解人性的缺点和优点。
由“修身、齐家”讲起，我们必须要明白，它的重点，就在自我的“修身”。身不修、家不齐而奢言治国、平天下，不是不可以，只是“偏中偏”，很少能够做到“偏中正”。为什么孔子特别推崇尧、舜？他的重点，应该是在“修身”。别的不说，你只要看我们过去传统文化教育，所注重宣扬的“二十四孝”，就可明白了．二十四孝里的人物，都是发生在有问题的家庭。所以老子说：“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如果家庭没有问题，大体上说，个个不算太坏，就没有什么孝不孝的问题存在了。仁义的道理也是一样，假如人人自爱，尊重自己，同样的，也尊重别人，爱护别人，那还要说什么仁义不仁义呢！
大舜孝感天地平天下
就以“二十四孝”来说，榜上桂头牌的第一个人，就是姚舜。大舜出生在一个最有问题的家庭，父亲顽固而且粗暴，几乎是毫无爱心的人。母亲（有说是后母）更糟糕，她是一个泼辣而嚣张的女人。他有一个弟弟，不务正业，游手好闲，而且是很自私，占有欲甚强的个性。但是世界上的父母，大多数都有偏心。他的父母，又特别偏爱小儿子，并不喜欢大舜。生在这样一个家庭中，所谓“动辄得咎”，没有一天的好日子可过。但是大舜丝毫没有怨恨，挑起一家生活的担子，尽量对父母孝顺，对兄弟友爱，结果，还是被父母赶出家门，只好自谋生活，去做陶器来卖。当然，这样的人，这样的家庭，自然会被别人当故事，当笑话来谈论。因此就被帝尧知道了。经过考察，决心想培养他，就把自己两个女儿嫁给舜。慢慢叫他办事，一步一步地提升他。但他的弟弟看了眼红，又贪图两个嫂嫂的姿色和家势，就想办法要谋杀大舜，故意要父母叫他凿个水井，准备在他工作中活埋了他。总算大舜知道弟弟的用心，在打井工程中，横打一个出路，没有被活埋了。但他对弟弟仍然没有仇恨的心理，不只原谅，而且照样对他友爱如初。
古代的历史记载，文字简练，而且没有花边资料的描述，不过经过的大要，都已有了。记叙大舜是从这样的家庭环境出生，还能“修身”“而立”，做到“齐家”。后来帝尧把他放在政治中心去历练，叫他担任过各部不同的工作，最后授命他总理国政。实际上，后来帝尧在位的政绩，大多都是大舜的功劳。这样，经过了二三十年，帝尧老了，快到一百岁了，才让位于他。而在大舜担任国政的时候，他的母亲也老了，眼睛失明，看不见东西，或许是白内障之类的病。那时，医药并不发达，大舜就亲自抱着母亲的头，自己用舌头来舔母亲的眼睛。据说，“孝感动天”，他母亲的眼睛，居然被他舔好了。
不但如此，后来帝尧死了（但有的旧史说他并没有死，他修道去了），姚舜做了三十多年的国家元首，也已活了一百多岁。他一边提升大禹总理国政，一边又自己出巡南方，过了湖南，到广西，据说，就驾崩在九嶷山J那里（旧史又有记载，说他也学帝尧一样，入山修道去了）。因此，两位帝后娥皇、女英便亲自到南方来寻找大舜的下落，结果都死在湖南，据说也成神了。后世所谓的女神“湘妃”，相传就是大舜的两位帝后（称娥皇为湘君，称女英为湘妃）。
由于这个历史故事所记载的反映，处于有大问题的家庭父母、兄弟、妻子之间，不但没有反面坏的结果，反而存有正面的“修身、齐家”，乃至“治国、平天下”的好榜样。所以孔子极力尊崇尧、舜，并非只为尧、舜开创文化的德政而已。可是，在周、秦以后，我们历史上历代帝王的家庭，及其自身的榜样，又是如何呢？也许那几个最好的开国之君，还都是齐桓公坏习气一部分的化身。至于那些不好的，和职业皇帝们，除了少数几个之外，更不足道矣!
三二、刘邦打天下而不能“齐家”
自秦始皇以后，我们的历史，由分封诸侯的体制，改变为一个统一文化与文字，统一政治体制为郡县，所谓“书同文，车同轨”的东方大国。这个时候，正当公元前二百二十年前后。讲到这里，使人联想起现代历史的故事，当在推翻满清以后，所谓民国初年到抗日战争的阶段，阎锡山在山西修建的铁路，故意采用狭轨，不和全国铁路的轨道相衔接，仍然抱着“战国诸侯”和《三国演义》的思想。距离秦、汉两千年后的中国，还随时出现“战国”时代“车不同轨”的作风，你看，这有多么大的讽刺意义。
但我们现在不是研究历史，只是讨论中国文化大系中的儒家心法。因此，讲到“修身”与“齐家”的问题，引用到历史上历朝历代为天下主的第一家庭（族）。如果再做详细的叙述，那就变成讲历史小说了。但是，历史的人事问题，不正是《大学》內涵的反证吗？
我们的历史，从来以汉、唐开国为盛世。宋、明其次，元是蒙古族当家。清是满族当家，都要另当别论，实难要求过严。而且我在前面讲过，除了以历代开国之君为主题之外，其余的都算是“职业皇帝”，能够守成的已经不错，大多更不必要用《大学》的尺度来讨论。不过，话也不能以偏概全。在职业皇帝当中，也还有几个可算是出类拔萃的人物，“虽不中，亦足观也矣”！
从刘邦的“龙颜”说起
以开国的帝王来讲，例如汉高祖刘邦，除了历史上赞许他是“隆准龙颜”、“豁达大度”八个字以外，应该说还有四个字，便是“知人善任”的长处。至于什么是“隆准”，是说他鼻子长得挺拔，鼻头特别大一点，犹如相书所说，“一鼻通天，伏犀贯顶”而已。这样的人多的是，我一生也见过几个乞丐和出家的和尚，都是“隆准”，并不能因鼻子大，就可当皇帝。“龙颜”嘛，谁见过？就算古画上的“龙”吧！那副尊容，除了很有威武以外，也并不特别，平常人也有的是。用这“隆准龙颜”四个字来称赞刘邦，完全是古人写历史的大手笔、妙文。因为没有什么特别好说的，当了皇帝，总要说他有特别过人之处才对。等于后世的什么“龙凤之姿，天日之表”一样的句广，极其谄媚的笔墨。
我年轻时，有一个会摸骨看相的朋友，我常对他说，你赚了别人的钱，又在骂人，坏透了。假使你敢说我是有特别的骨相，或是“龙行虎步”、“虎背熊腰”，我非揍你不可。那是你明明在骂我是个禽兽，是个动物嘛！但是，他说，老兄，我是规规矩矩照书本上来的，那些历代的英雄帝王们，不都是很喜欢这些恭维吗？看来，你是一定做不成英雄了！我们彼此哈哈大笑拉倒。至于说刘邦“豁达大度”，这一点，比较起来，可以承认，拿他前比齐桓公，后比唐太宗李世民，都有点相似之处。但也必须看看反面的文章。例如范增对项羽说，刘邦居山东时，贪财好色。现在到了咸阳以后，居然不贪取财货，又不掳掠美女，看来，其志不小，你不对付他，将来你必失败在这个人手里。后来，果不出其所料。
我想，《史记》与《汉书》，你们都很熟，尤其是司马迁写《史记》的高祖、项羽“本纪”，也是大家最喜欢读的大文章，因此，我不需多说。
“豁达”背后的身世和性格
汉代开国之君的刘邦，他出身的家庭和父母，可以说，本来是一个殷实务农的人家。只有刘邦，在这个家庭中，素来就“不甘淡泊”、游手好闲、好说大话，在他家族的眼中，是一个不管家人生产，使父亲兄弟们不大喜欢的人。不过，这样的人，在每个地方、每个乡村中，都随时会出现。刘邦算是有“智、力、勇、辩”的那一类型，环境往往不能约束他的。偏偏是他运气好，吹牛说大话，吹到了一个外地来的大财主的女儿吕雉做妻子（这个大财主，历史上只称他吕公。但有说在《相经》上，记他名吕文，字叔平）。东方西方人类的文化，过去历来同样是重男轻女，所以详细记载她的资料并不多，只把重点记录在她当皇后以后的事。其实，你仔细研究，在刘邦做亭长，送囚犯，放囚犯，躲在芒砀山沟里，直到与沛县的秘书萧何、曹参联络，取得县城，称“沛公”起兵，他的妻子吕雉，都是知情参与其事的。所以后来做了皇后，设计杀韩信，是两夫妻的同谋。刘邦死后，故意请张良吃饭，是她设计促使张良早死。
关于这一点，有人对我说，于史无据。我说，你不了解道家的“辟谷”，当然不明白，张良当时已修到可以“辟谷”不吃饭。功夫到此，忽然强迫他吃肥腻的食物，不但功夫尽失，甚至不死也要大病一场。世界上的知识太多，当然有所不知。可是吕后有人教她，因此，一饭之后，即致张良于死命，并非历史上的奇事。
当时，在秦始皇实行“严刑峻法”以治国的时代，而且役使民工，不给酬劳，建造皇宫等工程，弄得民不聊生，到处逃亡避祸。在刘邦的家乡沛县，忽然从外地迁来一家财主吕公，等于是沛县一桩新鲜的大事。刘邦不过是一个区区的亭长，并非声名显赫的人。他在吕公过生日做寿的时候，自己一个人空手走来祝贺，在吕家的宾客签名簿上，大书送贺礼的礼金万金，然后就大模大样的自己坐在首席吃喝起来。因此有人报知主人，吕公会看相，他出来一看，大奇刘邦这个样子，而且敢大胆冒充阔老，就和他结交，准备把大女儿嫁给他。当然，吕老太婆是反对的，认为这种吹牛说大话的人靠不住。似因吕公的坚持，也无可奈何。当时的婚姻，都是由父母做主，儿女本身很少有自由发表意见的机会。
“骄纵”的吕后实在不简单
不过在这个历史的故事上，可以看出吕后是出身财主家庭的大小姐，不免有“骄纵”的习性，配了一个刘邦这样的丈夫，“豁达”对“骄纵”，倒也情投意合。但对她的身世，刘邦总不免会礼让她一点，不一定是怕老婆，只能说总有一点自卑感，这也是人之常情。况且吕后是个聪明人，从结婚以后，便一直参与外事。历史上说，当刘邦放了囚犯，逃亡在芒砀山泽之间，只有吕后知道他在哪里，常常送饭给他吃。暗地也有人问她，你怎么会知道他躲在那里？她就说，刘邦人在哪里，哪个地方，就有云气罩着，只有我看得出来，所以知道他在那里。这是“欺人”，还是“自欺”，姑且不论，但可知道她是参与同谋的。如果照近年来社会上流行迷信气功的话，就会说，那里有磁场，我会知道。
平常读历史或看小说，最奇怪的事，从来在历史和小说的节骨眼儿上，几乎很少提到金钱和经济的事。例如说《三国演义》吧！刘、关、张三人结拜，要起义，经费哪里来？其实，《三国志》已有说明，是中山大商张世干、苏双等，“赀累千金，贩马周旋于涿郡。见而异之，乃多与金财”，刘备才有资本招兵买马。曹操起兵的经费来源，据《三国志》所载，是“散家财、合义兵，将以诛董卓”。但另如《世说》所载，“陈留孝廉卫兹，以家财资太祖（曹操），使起兵，众有五千人”。大概古代文人自命清高，不喜欢谈钱，一谈钱，就俗气了。其次，许多武侠小说，甚至爱情小说，也很少提到钱和经费来源。那些侠客，都豪气干云，上酒店，吃饭馆，非常阔气，既不做工，又不经商，钱从哪里来？难道做了侠客，都有“呼风唤雨，撒豆成钱”的本事吗？至于爱情小说，更不用说了，爱情就胜过馒头和面包，还谈什么钱呢！
我们因为讲到刘邦和他妻子吕后的家世，可以大胆的假定，当刘邦在草泽中，收聚流亡起兵时的初步资财，是靠吕后娘家的资助。所以打下天下，当了皇帝以后，不但在感情上，是习惯性的敬畏老婆三分，在利害关系上，吕后始终是可以“颐指气使”，俨然是站在“老板娘”当家的惯例上做事。因此形成汉朝三四百年的天下，始终是受“女主”和“外戚”所左右的家族政风。从形而上哲学的观点上讲，大自天下国家的政治，小至家庭个人的处事，真正的善恶是非，是因时因地为准，很难下定论。因为时间和空间的转变，是非善恶，也有所颠倒。但只有因果的定律，是绝对肯定的，乃至唯物世界的一切科学法则，也不能违背因果律的原则。
尤其刘邦和吕后，在家庭夫妇关系上，非常玄妙，历史上的记载，也并没有为他隐饰。刘邦与项羽的战争，所谓大小几十战斗，刘邦都是打败仗；最后一战，项羽乌江自刎，都归功于韩信的战略成功。当刘邦在彭城打了败仗逃走，项羽就俘虏了刘邦的父亲“太公”和妻子吕后，作为人质。后来便是历史上最有名的故事，项羽与刘邦面对面在战线上谈判，项羽绑着刘邦的父亲“太公”说，再不投降，我就烹宰了你的父亲。刘邦装着很轻松地说，“吾翁即若翁”，“则幸分吾一杯羹”。我和你本来是好朋友，我的父亲，就是你的父亲。你如果烹了他，请你分一碗肉汤给我喝！这种无赖的作风，项羽是很看不起的，结果还是放了太公和吕后。
有一个人，叫审食其，从沛县开始，就为刘邦、吕后做管家的总务，过去官称的职务叫“舍人”。当太公和吕后被项羽掳去做人质的时期，审食其也一直跟随吕后做人质的副件。历史上只用一个字，“幸”于吕后，便知道了。事实上，他就是吕后的情夫。后来刘邦当了皇帝以后，还封审食其做“辟阳侯”。侯爵不是小官，张良有大功，也不过是“留侯”的侯爵。所以后人有诗说，“汉王真大度，容得辟阳侯”。
一直到刘邦死后，吕后专政，审食其与陈平同做丞相。吕后想把刘家的天下变成吕家的天下，审食其可以说是参与其事的。最后，吕氏夺权的力量垮了，由刘邦另外一个儿子刘恒即位，就是汉文帝，也没有处置他，只把他罢免了相位，他还能老死在家中。这个审食其，也可算是历史上的奇人奇事，岂不是俗话说的“有福之人不要忙”吗？
史书给刘邦的短评
世界上最使人乐意拼命追求的东西，便是钱财和权位，但使人最容易堕落到丧心病狂的，也便是钱财和权位。证之历史上古往今来，上至帝王将相，下而平民老百姓，本来在贫贱的时候，还是一个平凡的好人。如果运气好，忽然发达了，就完全变了一个人。就以我个人的一生，见过也经过现代史上几次大风大浪，看到的接触到的人物各行各业也不少，对照历史的经验，可以说始终不因得意、失意而变更人品的，实在不多见。
如果以汉高祖刘邦来说，他本来就是一个没有文化基础的人，自起兵统将以来，直到做了皇帝，他那种“漫不在乎”的“豁达”个性，变得并不太大。只是从经验汲取失败的教训，对人对事的见识增加，心机就更深沉了。
历史上，对他的一生，很坦然地说：
初，高祖不修文学，而性明达。好谋能听，自监门戍卒，见之如旧。初顺民心，作三章之约。天下既定，令萧何次律令（顺势大略修改秦法）。韩信申军法。张苍定章程（定度、量，衡准则）。叔孙通制礼仪。虽日不暇给，规模宏远矣。
但对于文化教化，自秦政以后，刘邦并无建树，还属于草昧初创的格局。
当刘邦建立汉朝做了皇帝，在位的六七年之间，吕后还能自制，并没有作出想夺取政权，过于跋扈嚣张的举动。只为儿子刘盈做太子的事，求张良的指教，请了“商山四皓”来保驾，使刘邦放弃了另立一个宠妃戚姬的儿子如意做太子的意图。
刘邦与吕后之间的钩心斗角
等到刘邦一死，他的儿子刘盈即位为惠帝，她就设法毒死了如意。又把他的生母戚姬斩断手足，挖去眼睛，弄坏她的听觉，迫她吃药变成哑巴，再把她放在厕所里，叫做“人彘”。叫自己的皇帝儿子刘盈来看。刘盈是个好心人，看后大惊大哭，就病倒了，对他的母亲吕太后说：“这不是人做的事。我虽然是你的儿子，恐怕不能担任皇帝治理天下了。”因此，就故意服食刺激性欲的兴奋剂，天天在宫中玩女人，不大理会国政。勉勉强强在位七年，只有二十岁就死了。这个时候的吕太后，还不到五十岁的人。在历史上，就由她开始有太后“临朝称制”的创举，也可以说，由她专制独裁了八年，大量起用娘家吕氏的兄弟子侄辈，掌握军政大权，预备把汉朝的天下，换刘家成吕家。
由于这个历史真实故事，你可了解到夫妇家庭在权势利害的关系上，就会变更心志，换了一个与平常正常人格不同的心思。从爱情变成仇雠，由仁慈变成凶残，甚至亲生父子之间、母子之间，也会变做仇人。当然不只是女性如此，男性也会有同样情况。这种情形，岂只在权势富贵中心的帝王家族，即使在三家村里，有一两亩薄田的农家，也随时随地可见的。
所以在战国末期，几乎与孟子先后同时的大儒荀子（卿），就对“人性本善”的观点并不同意，认为“人性”天生是“恶”的，须要教化学养才能使它从善。因此，他对曾子、子思秉承孔门遗教，认定“人性本善”的说法，大加反对。所以由他教出来半途退学的学生李斯，受其影响很大，后来帮助秦始皇厉行“严刑峻法”的暴政，是从确信“人性本恶”的基本立场出发。历史政治的背后，始终是受一种哲学思想所排演的活剧。因此，宋儒苏东坡也认为李斯的罪过，是该由荀子来负责的。其实，关于人性的本来，是善或是恶，乃至不善不恶，非善非恶的问题，几千年来，东西文化始终还争论不休，我们这次不讲这个专题，姑且不论。
现在，我们再回过头来，只讲汉朝初建的刘家媳妇吕后，由她从小骄纵个性开始，到了她的中年，丈夫刘邦打下天下做了皇帝，自己也跟着成功做了皇后，正如刘邦对他自己父亲说的：“当年你都说兄弟们成器，你看我不会生产弄钱，管家里的事，很不高兴。现在你看我比兄弟们，为刘家可赚得多吧！”说得他父亲“太公”很不好意思。这个从有钱的“吕家”嫁过来的大小姐，那种心情，比起刘邦，更是志得意满，不可一世了。但她是聪明人，担心的是自己只有一个儿子刘盈，依照传统宗法社会的惯例，理当做太子，将来好做皇帝，管理这个刘家天下的大财富。偏偏刘邦又特别宠爱另一个妃子戚姬，还想把她所生的儿子如意立为太子。这对她的威胁太大了，真是又气又恨。总算想尽办法，最后请教张良，请来“商山四皓”保住了儿子做太子的职位。但由于这个刺激，造成她的恐惧、怨恨、妒嫉等错综复杂的心理变态。加上她正在女性更年期前后，由生理影响而促使心理变态。
所以刘邦一死，她就更加慌张，儿子又小，朝中和刘邦一起打天下的大臣还不少，不一定都靠得住，尤其对她也不一定服气，自己势孤力单，怎么办？当时那个宫廷局面，是太紧张了，只有哭。幸得张良有个孙子名“辟强”的，虽然只有十五岁，但见解聪明，犹如他的祖父，他为丞相陈平出主意说：“太后现在最怕的是你们这班老臣，那即位做皇帝的儿子又小，如果你们把她娘家的兄弟都封了重要职位，她心里就比较踏实，就好办了。”因此，吕氏娘家的兄弟们，就一举把握了朝政。后来所形成的那种“政治心理病变”也是够可怜的。
其实，她和刘邦一样，都是很有潜在机智的人，真是汉初一对半斤八两的活宝。当刘邦生病要死的时候，她找来医生为他诊治，刘邦就对她大骂说：“吾以布衣提三尺剑，取天下，此非天命乎？命乃在天，虽扁鹊何益？罢之。”刘邦为什么不肯接受吕后请来医生的治疗？他为什么又再三要改立太子，可以说，他深知吕后，其志不小，太不简单。由此可见，他们夫妻在权势上的利害冲突早就存在，你看是多么复杂。
为刘汉后代的悲剧奏了序曲
所以他的后代子孙汉武帝刘彻，想立他所爱的钩弋夫人的儿子弗陵做太子，就很忍心地赐钩弋夫人自杀。然后他问左右，外面的人们，怎么评论这件事。左右对他说：“人言立其子，何去其母乎？”刘彻听了说：“然！是非尔曹愚人之所知也。往古国家所以乱，由主少母壮也。女主独居骄蹇，淫乱自恣，莫能禁也。汝不闻吕后邪？故不得不先去之也。”这就是刘邦、吕后两夫妻钩心斗角的反弹，留给他的子孙汉武帝忍心杀爱人的历史经验谈。
再看吕后的聪明，比刘邦也差不到哪里去。当她临朝称制，等于做了八年的女皇帝，临死以前，告诫兄弟吕禄、吕产说：“我崩，大臣恐为变，必据兵卫宫，慎勿送丧，为人所制。”可见她也早有先见之明，真也不简单。只可惜她的兄弟比她差太远了。但她们夫妻的故事，在西汉、东汉两朝的末代，变更剧本，始终反反复复在重演，非常可悲可叹。由此看来历史与人 生，再三反思，便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教育学养的原则，是有多么重要啊！既有先见之明，知道人心难测而必有变，难道就没有其他方法可以“齐家”、可以“治国”吗？
三三、慈惠爱人的汉文帝
到了汉高祖刘邦死后，吕后临朝称制，这中间前前后后二十年，除了汉室王朝宫廷在内斗以外，刘汉王朝初期的政治、社会、文化教育等方面，都没有什么特别的建树。总算天下不打仗了，全国人民可以喘一口气。汉朝真正奠定立国基础的，应该是从汉高祖的小儿子刘恒开始，照旧历史的称呼，叫他汉文帝，这个阶段，正是公元前一七九年到前一五八年。
刘家汉朝的天下，经过吕后夺权一幕以后，当年追随刘邦打天下的老臣们，大多已经亡故。只有丞相陈平、太尉周勃等少数几位恪守宗法社会传统的旧规，商议在刘邦亲生的儿子中，另选一个来继位。因此，研究的结果，认为刘邦的中子代王刘恒最为合适。他就是后来历史上所认为的宽厚、仁慈、节俭的好皇帝。在汉朝的政治上，刘恒和他的儿子刘启汉景帝，被公认推崇为“文景之治”的仁政好榜样。其实，刘恒与他的父亲刘邦，在一起过着宫廷生活的时间不长，而且也没有得到刘邦的好好教育。何以后来他能成为一个汉代开创守成的好皇帝？他除了命运以外，还有是得力于母教的影响，才有后来的成就。
得力于母亲的教诲
汉文帝刘恒的母亲姓薄，她原来本是南方的吴国人。在秦政的末期，天下大乱，魏豹自立为王。他听汉初一位看相的名女人许负说过，薄姬有贵相，将来贵不可言。因为许负善相的名气很大，她也相过吕后，所以魏豹就迫使薄姬的母亲，把她送进魏王的內宫。后来魏豹战败被俘虏了。她也成为战利品的俘虏，归到汉王所属的纺织厂里做织布等工作。一个偶然的机会，刘邦看见了她，就很喜欢，把她提升到内宫来，作为自己的妃子，封她为薄姬，生个儿子就是刘恒。可以想象，她很会自处之道，所以没有像戚妃一样，被吕后忌妒痛恨。刘邦当了皇帝，刘恒只有八岁，就被封为代王。现在河北省西北部和山西省北部一带，就属于当时“代”的管辖范围，算是北方苦寒的地带，而且是北方边防匈奴的前线要塞。
薄姬母因子贵，抓住机会，认为儿子太小，封王守边疆，不放心，恳切请求刘邦要跟着儿子去代北。其实，她早已看透汉室的宫廷，矛盾太大太复杂，又怕吕后会谋害她的儿子，所以想远远避开。边防要塞虽然苦寒危险，但比起在宫廷中的危机，就平安得多了。她的聪明，正合于孔子所说，“贤者避世，其次避地”的道理。事实上，她是有文化程度、有教养的一位贤母，她喜欢读《老子》，对老子的道家哲学有认识，懂得谦退为上策。因此，她达到了愿望，跟着儿子刘恒到北方，成为代王的太后。但却没有想到她的儿子后来居然做了皇帝，她也正式被尊封为皇太后。事实上，汉文帝刘恒的一生，受母教影响很大，他以黄（帝）老（子）之道的学术思想治天下，正当天下人心厌乱思治的时候，全国上下，需要休养生息。他力守老子所教的“三宝”法则：“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因此，才贏得后来历史上有名的“文景之治”的美誉。而且，也可以说，汉代刘家的天下，到他手里，才是真正奠定汉朝根基的开始。刘邦提三尺剑，于马上取天下，不能在马上治之。他的儿子刘恒，却能以道德文治守天下，才能建立了一两百年的西汉王朝。所以在他死后，大家议定他的谥号，够得上称一个“文”字，因此被尊称为“汉文帝”。
两封信就化解了两场兵灾
当汉朝大臣们决定迎接代王刘恒来京的时候，他还只有二十三四岁，不免心里有所顾虑。经过与他的部下等会议讨论，郎中令（秘书长）张武意存顾忌，认为“汉大臣习兵多诈，愿称疾毋往”。但中尉（主管军事的）宋昌提出四点理由，认为应该去。因此，他就带了宋昌、张武等六个高级部下直达长安。到了西安城外渭桥边，汉朝的大臣们都出来接驾、跪拜称臣，但刘恒的作风不同，他不但不以准皇帝自居，而且还不以王子的身份自重，亲自下车向大臣们答拜。这个时候，重臣周勃就起来对刘恒说，要求单独向他汇报几句话。宋昌马上就说：“所言公，公言之。所言私，王者无私。”周勃被宋昌顶得没有办法了，只好跪着把玺符（皂帝的大印信）呈上。但刘恒接过印信，还说，我们大家到了城里官邸再商量吧！
当然，最后还是他即位做了皇帝。他登基时的第一道命令，就是“大赦天下”。第二道命令，“定振穷、养老”，“令四方毋来献”（即通知各地不要向皇帝奉献任何宝物）。但在那个时候，长江以南，还有一个在广东的南越王赵佗，他是河北真定人，和汉高祖刘邦，都是同时起兵的人，因为不满汉朝的内政，自己要独立称帝，情况相当严峻。你看汉文帝怎么办，他一不动兵，二不震怒，只是以后辈身份，写了一封信给赵佗，就使赵佗乖乖地收兵称臣了。（有关这封信，我在讲《老子他说》时已经发表说明，那时还引发当代一件大事，也真有趣，将来再说吧！）后来对于长期侵略入寇北方的匈奴，他也是写了一封信给匈奴，得以暂时和平相处。至于“减轻刑法”而除“肉刑”等等，都是被后来历代所歌颂，引为政治的好榜样。
所以历史上对他的定评，大致都说，“慈惠爱人曰文”，又说：
汉兴，扫除烦苛，与民休息。至于孝文，加之以恭俭，专务以德化民，是以海内富庶，兴于礼义。断狱数百，几至刑措。至于制度礼乐，则谦逊而未遑也。
这些评语，其中说到他的时代，他能做到使司法公正清明，几乎做到很少人犯重大的刑事案件。至于重兴文化的工作，他自己也认为还没有做到。因为他只有四十六岁就死了。但他的母亲皇太后还健在。他死了以后，人们更钦佩敬重他俭朴的道德，说他在“帝位二十二三年间，车骑服御，无所增益。有不便，辄弛以利民。尝欲作露台，召匠计之，值百金”。他说：“百金，中人十家之产也。吾奉先帝宫室，常恐羞之，何以台为！”史书又记载他：
身衣弋（黑色）绨（厚茧丝袍）。所幸慎夫人，衣不曳地，帷帐无文绣，以示敦朴为天下先。张武等受赂金钱，觉，更加赏赐，以愧其心。专务以德化民，是以海内安宁，后世鲜及之
。
贾谊堪问唯鬼神
讲到这里，使我联想到小的时候读书，先生们教读古文贾谊《过秦论》、《治安策》。又读李商隐吊贾谊的名诗：
宣室求贤访逐臣，贾生才调更无论。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
对于贾谊，寄予无限的同情和惋惜。也认为汉文帝不用这个人才，真是失策。
后来自读历史，读《史记》、《汉书》，加上人生的各种经历，才发现并不如此。贾谊生在汉文帝的时代，青年有才，也有远见。但在那个时候对汉文帝所提的意见，他实在不能接受，也无法采用。譬如一个平民，在万分艰难中发了大财，变成了一个大富翁、大企业家。但他刚死，家庭有大变故，这个家族事业也岌岌可危。但这个儿子在危急中刚刚接手当家，要在艰难紊乱中安定整理家族事业，只能求于安稳中振兴旧业。明知还有许多很严重的隐忧存在，但在这个阶段，是不能用大刀阔斧来变更它的，否则，会牵一发而动全身，整个事业前途会受影响，甚至前功尽弃。这种情形，只有身在其位，担当重任的人自己心里有数。不是像贾谊一样，少年书生，充其量只在这个大家庭做小职员，冷眼旁观，看出毛病，就希望少老板要照他的意思办就行了。古往今来，一般的有才有学的青年知识分子，犹如贾谊一样多的是。唐代李商隐的处境，更不如贾谊，但自命不凡，所以写了这首名诗，他不是吊贾谊，其实，是在自怨自艾。
汉文帝呢？他看过贾谊的文章，也很欣赏他的才华，但也知道他的空谈理想是行不通的。因此，即使找他来谈谈哲学的形而上问题，问问他对于鬼神问题的看法或许谈得起劲，直到半夜；但有关苍生社稷的事，汉文帝心头明亮，自认为比他清楚得多了，没有什么好说的。千古文人，大都如此。好在大家都不是文人，像我一样，更是一文不名的不文之人，就无所谓了。
汉武帝、元帝文化政策的流弊
当汉文帝执政做皇帝的阶段，还没有刻意宋做重兴文化的事业。直到他的孙子汉武帝时期，才开始作复兴文化的措施。而汉武帝受公孙弘、董仲舒的影响，“罢黜百家，一尊于儒”，便开始扼杀“诸子百家”开放思想的发展了。尤其到了汉元帝时代，完全确定以偏重儒家学术思想为主，才形成汉儒以注疏、训诂、考据为重的“汉学”。这个阶段，距离秦始皇焚书坑儒和项羽的火烧咸阳，已有七十多年了。可见革命性的破坏打倒旧传统是比较容易，但要重新建立文化，想做继往开来的大事业，就不是那样简单了。这也正合了传统文化的句名言：“上有好者，下必甚焉。”而贪财好色，好酒使气容易，好文就不比好财好色那么轻易了！汉元帝偏好儒家，并非罪恶，但心有所偏，正违反了《大学》所说的，其心已不得其正的过错。尤其不知《易经·系传》所说“道并行而不相悖”的传统儒家的精神文明，因此，可说使周、秦以来中国传统文化的散失，以及西汉王朝的衰亡，也正是从汉元帝手里开始。
总之，我们为了讲到《大学》的“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的一节，就插进来引用历史上帝王家庭大多陷于“家不能齐”的事实，作为说明。因此，不知不觉耽误了很多时间，而且说了许多有关历史事迹的废话。如果再来讲历来一朝一代的历史，那就离题更远了。所以，先到这里煞住为妙。况且研究历史，不免容易引发感慨，尤其要把经（四书、五经）史合参，鉴古明今，就更加吃力下讨好了！到这里忽然想起清代诗人张问陶（船山）《读史》的一首诗，可以借用暂时作一结论：
一编青史太陈陈，上下千秋笑转轮。
治乱凭天如有数，安危注意恐无人。
只闻叔世多豪杰，不信深山有隐沦。
叹息典谟三五册，万年难遇此君臣。
有关张船山这首诗，只要把起首两句和最后两句合为七绝，也就足够说明古往今来的历史，都是古版今印，但有人事的不同，内容大体上都是轮回旋转，翻来覆去差不多。他说除了《尚书》上所保存的有关尧、舜、禹等三五篇上古流传的好榜样以外，如果后世要想再碰上那些圣帝贤相，恐怕是永远的梦想，难以成为事实了！（诗中所说的典谟，是指《尚书》的尧典、舜典、大禹谟、皋陶谟、益稷谟等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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