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第一次北伐时，魏延建议率精兵五千出子午谷，奇袭长安，“则咸阳以西，一举可定也”，孔明却认为此非“万全之计”，太过“冒险”，而未予采纳，这正是他应有的作风。至于挥泪斩马谡所表现出来的“拘泥于法”，也有几分是他的拘谨性格所使然。
孔明身为丞相，却事必躬亲，连会计账册都自己查核（躬校簿书），当时杨就曾进谏：“为治有体，上下不可相侵。……一旦尽欲以身亲其役，不复付任，劳其体力，为此碎务，形瘦神困，终无一成。……今明公为治，乃躬校簿书，流汗终日，不亦劳乎！”孔明虽感谢他的忠言规劝，但还是无法完全改变他这种习性。笔者认为，孔明之所以要事必躬亲“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并非想“大权独揽”，而是同样出于“谨慎”这个根深蒂固的性格问题。
如果我们能承认，“谨慎”乃至“拘谨”，是孔明人格的核心样貌，那么就较能理解他的政治立场，“迷恋法统”可以说是此一拘谨的投射。
他的这种性格，也有助于我们了解“历史的孔明”何以会让刘备“三顾茅庐”？《出师表》说：“臣本布衣，躬耕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孔明在南阳时与徐庶等人交往，常自比管仲、乐毅，有人因此说既然自比管、乐，又为什么说“不求闻达”呢？这显然是在“说谎”或者“面冷心热”。但若从他基本的人格面来考虑，一个拘谨、戒慎的人，通常也不是豪迈、主动的人，自比管、乐是心中炽热的理想，可惜“心热脚软”，孔明无法像豪迈不拘的李白一样上万言书，大剌剌地说“生平愿识韩荆州”般，向他的“刘荆州”毛遂自荐。
用现代术语来说，就是孔明不会“自我推销”，难以“主动站出来”，“积极开拓自己的人生”，而只能被动地等待刘备的慧眼来认识他这个“拘谨的英雄”。这也是笔者认为，在“三顾茅庐”这件历史公案里，孔明所具有的“真正心态”。
天意、时势与英雄
陈寿在《三国志》里说：“诸葛亮之为相国也，抚百姓，示仪轨，约官职，从权利，开诚心，布公道……循名责实，不齿虚伪，邦域之内至于终，咸畏而爱之，刑法虽峻无有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劝戒明也。”
这样的褒语来自“敌国之臣”的史笔，殊属难能可贵。孔明的确是中国历史上难得的贤明宰相，也留给后人无限的景仰与怀念，民间百姓透过《三国演义》去认识“文化的孔明”，这个孔明有着接近“神”的思想与性格，乃是三国时代的第一号英雄人物。他的无法“匡复汉室，还于旧都”，完全是碍于“天意”。在六出祈山后，司马懿受困于上方谷，孔明夜观天象，悲愤地发现自己的“将星欲坠，阳寿将终”，而以祈禳之法，“谨书尺素，上告穹苍，伏望天慈，俯垂鉴听”，增加他一纪之寿，则他必能“克复故物，永延汉祀”，“非敢妄祈，实由情切”，但最后魏延踢倒了延命灯，孔明不得不“弃剑而叹”，吐血而死。
读者读到此处，不掩卷太息者几希！虽然大家明知这个“文化的孔明”乖离历史，是虚幻的，但大家还是喜欢这样的一个“孔明”和他的“英雄悲剧”。这种“英雄悲剧”固然彰显了孔明“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高风亮节，但其实也反映了一个文化执拗地放纵它的奇想时，尴尬收场的困境：像孔明这样一个不世出的能人异士，怎么无法“匡复汉室”呢？答案只有一个：荒谬的“天意”。但这也是一个荒谬的答案。
“历史的孔明”确实是个难得的贤相，但要走出文化的迷雾，我们必须“硬起心肠”以较现代的眼光来透视他的思想与人格。从以上对他思想与人格的分析，笔者认为，孔明虽是三国时代的“英雄人物”，但基本上，是一个“时势造出来的英雄”，而非像曹操般属“创造时势的英雄”。这个“英雄”，用现代术语来说，是个“体制内改革者”、“右派的保守主义者”，而他的“坚持法统”与“汉贼不两立”立场，正是他这种思想与人格的总结。外在的环境与内在的心性，决定了他的格局和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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