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金莲、李瓶儿、庞春梅等均是被侮辱、被蹂躏、被伤害的妇女，但同时她们也以毒辣的手段欺压别人。她们的行为和遭受都体现了封建社会的罪恶，她们的生是可耻的，她们的死亦是可耻的，都是受封建制度毒害的结果。作品在艺术上的主要特色，首先是对人物性格刻画得鲜明生动，如西门庆的骄横、手眼通天；吴月娘的和顺、庸弱；潘金莲的刻薄、泼辣；李瓶儿的温柔、精细等等，其次是细节描写得很成功，许多描写都具有社会意义。仅就语言来看，是爽朗而泼辣，足以表现人物性格的特征。
总的来说，《金瓶梅》的艺术成就是显而易见、不容抹杀的，写作笔法完全是一种朴素、白描、写实的笔法。在朴素的写实中，使人物形象真实生动、活灵活现，揭示出真实、复杂的社会矛盾和动人的生活情趣。它在许多方面都标志着中国古典小说发展的一个转折，影响深远。
但是，这部书还有其严重的缺点，有时对所描写的丑恶现象尚持有欣赏的态度，书中的大量庸俗色情描写使人无法接受和理解，甚至包括一般学士或专业研究者。所以，这部书自问世以来四百多年间争论不休，屡遭非议。
第一，因为《金瓶梅》中有大量色情镜头、淫秽描写，在大的方面或小的方面均有三四十处的性描写，不管作品刻画人物也好，推动情节发展也好，或者揭示某种事物高潮也好……毕竟被读者误会，终究在相当程度上损害了作品的美学价值。
第二，作者千方百计地掩盖自己的真实姓名和创作动机，迫使读者（特别是研究者）无法了解真相和进一步研究。
第三，因为《金瓶梅》，被为政者和社会上列为“淫书”、“禁书”。清代时政府就明令禁止与销毁，20世纪斥之为“一部自然主义的小说”、“反现实主义的书”，从民国迄今各级图书馆列为“禁书”而深锢，从老百姓至一般大学生都阅读不到，就是学者、专家研究亦比较困难。
第四，《金瓶梅》的内容除严重色情而外，暴露有余，批判不足，以“宿命论”、“循环轮回”和“因果报应”等等封建陈旧腐朽之说，迷乱人心，这就造成了以瑕掩瑜了。
在20世纪中，把《金瓶梅》贬为“自然主义的小说”或“反现实主义小说”的论断尚未解决。例如：“其实，就该说《金瓶梅》是一部自然主义的作品。自然主义的倾向贯穿于全书，并非次要的方面。一部一百回的大书，从头到尾在精细地、不厌其详地描写人物的兽性，如果说这还不是一部自然主义的作品，试想自然主义的作品究竟该是一个什么样子呢？”（许可：《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一瞥（上）》）老作家姚雪垠在《歧路灯》的序中说：“《金瓶梅词话》纵情描写淫秽行为，成为全书的主调……被视为淫书，不可能对长篇小说的发展产生更好的推动作用。”刘大杰先生指出：《金瓶梅》“是一部自然主义的小说”（《〈中国文学发展史〉批判》）。这些说法多么像是明代人的“诲淫”、清代人的“淫书”的声音和观念啊！
其实早在20世纪20年代，鲁迅先生就发表了《中国小说史略》一书，在中国早期的小说史第十九篇和第二十四篇辟有“人情小说”专题，把《金瓶梅》列为“明之人情小说”之首，把《红楼梦》列为“清之人情小说”之冠，不无深意。张竹坡已有“世情书”之称，鲁迅先生明确提出：“诸‘世情书’中，《金瓶梅》最有名。”鲁迅先生对略其全貌，专注猥黩，因予恶谥的“淫书”作了具体的历史的分析：“而在当时，实亦时尚”，“作者之于世情，盖诚极洞达”，“同时说部，无以上之”，“著此一家，骂尽诸色，盖非独描摹下流言行，加以笔伐而已。”给了《金瓶梅》以全面而科学的评价。
其后，俞平伯在《读〈红楼梦〉随笔》中指出：“《水浒传》、《金瓶梅》、《红楼梦》三巨著实为一脉相连的，而《红楼梦》跟《金瓶梅》的关系尤为密切。”确系的评，苏曼殊在《小说丛话》中亦说过：“论者谓《红楼梦》全脱胎于《金瓶梅》，乃《金瓶梅》之倒影云，当是的论。”郑振铎先生在《中国文学研究》上册《谈〈金瓶梅〉》中指出：“《金瓶梅》是一部很伟大的写实小说。”吴晗先生也说：“《金瓶梅》是一部现实主义的小说。”“以《金瓶梅》为王世贞作的都是后来一般的传说”，他指出《金瓶梅》写到的事，“都明显地刻有时代的痕迹”。他通过对太仕寺马价银等大多发生在万历朝的史实的考证，明白地判定：“《金瓶梅》是万历中期的作品”，“《金瓶梅》的成书时代大约是在万历十年到三十年这20年（公元1582—1602年）中，退一步说，最早也不能过隆庆二年，最晚也不能晚于万历三十四年（公元1568—1606年）。”他经过对《金瓶梅》的社会背景的考察，认为小说抓住社会的一角，以批判的笔法，暴露当时新兴的官僚势力、商人阶级的丑恶生活。吴晗先生的上述论断，闪烁着历史唯物主义的光辉，至今仍是颇具说服力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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