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祖英：谢谢你。每次做这个音乐会的时候，这个过程挺让人回忆，经常让人难忘，经常也是做完音乐会以后，就不太愿意再想了。因为这个过程比较……太熬人了。
杨澜：太熬人，太让人有压力了。
宋祖英：确实是，而且是越做压力越大。
杨澜：我可以揭发一件事吗？
宋祖英：行。
柯蓝：揭发这个词用的。
杨澜：我是说这个压力会有多大。因为我也有幸跟小宋合作，三场音乐会都是我主持的，给我印象特别深的是在维也纳，维也纳那个时候天一直在下阴雨，而且气温的变化非常大，所以我去的时候他们说小宋这两天一直在发高烧。那个时候离演出只有三天了，然后说终于今天烧退了，但你知道刚发完烧的人出了很多虚汗以后，其实体力底气都会有很大的影响。我们在侧台看前半场她在演唱的时候，就看见旁边那个特别晶莹的东西一闪一闪，就知道在流汗，你知道吗？后来从那个电视的屏幕上还可以看出她一直是汗津津汗津津。中间中场休息的时候小宋下来就基本上躺在化妆间的椅子上说我唱不动了，她说真是唱不动了。你从来没有听见小宋说我唱不动，她那天说我唱不动了。徐沛东老师特别有意思，他说了一句特大嗓门，那也不行啊，要死也得死在上边呀。我是说那种压力，我那时候突然我心里就有一种挺心疼的那种感觉，就是说无论你徐沛东老师写的什么曲子，无论李心草那边怎么指挥，无论金铁林老师怎么帮她练，无论拉了多少赞助，无论乐队怎么样，合唱队怎么样，杨澜在前面说了些什么。
宋祖英：对，无论杨澜在前面说得多好。
杨澜：她必须一个人上去，凭这个肉嗓子要把它唱出来，然后要用这个音乐本身去征服观众。这是多大的压力呀！我有时候觉得真挺了不起的。
宋祖英：其实真正在维也纳最后还有一首返场的歌曲，都没有唱，叫什么歌来着，忘了。最后说还有一首还有一首，再返一场唱一个，我说实在唱不动了，唱不动了，不唱了。最后还有一首歌曲是没唱。
杨澜：你觉得这三场对你挑战最大的是哪一场？
宋祖英：挑战我觉得可能还是应该说是美国吧。美国的这场我觉得这边操作起来也不方便一些。面对美国的观众，从我个人角度来讲，我也希望有更多中国的民歌、各种风格的歌曲都能融在、集中在我这个音乐会里头，能多体现一些。所以给自己的压力比较大。选择新作品的比例比较多一点，就是自己给自己压力多一些，就是不像唱那些老歌那么自如。
杨澜：但是你最后唱那个，唱《 美丽的美国 》，是吧？唱那首歌是最后一首歌，她是清唱的。
柯蓝：胆子挺大。
杨澜：真的把下面那个老美唱哭了。其实你唱了三个地方，都是用当地的语言，唱当地的歌，是吧？
宋祖英：对。
张丹丹：哪首歌学起来比较难一点？
宋祖英：我觉得德语可能还是比较难一些。
杨澜：没错，那叫什么玫瑰来着，我记着。
观众：《 野玫瑰 》。
柯蓝：好棒啊你们，真优秀。
宋祖英：还有一首。
观众：《 我是邮局的克丽斯特 》。
柯蓝：我的妈哟。
张丹丹：学的时候难吗？
宋祖英：挺难的。因为从来没接触过德语，原来上课的时候也接触过意大利语，但是呢，在维也纳那边都是用德语，所以就学的德语。
柯蓝：一首德文歌学了多长时间？
宋祖英：那个我学得挺长的，自从定了音乐会以后就开始学。就是哪句学得不合适，完了再倒，完了再唱，完了再倒，就学那个。那个录音机现在还留着。我准备把它永远地保存起来，它为我学德文歌曲，做出了巨大贡献。
杨澜：五十块钱的投资，是非常值得的。
张丹丹：让外国人学唱中文歌，估计也挺难的。
杨澜：但他们就学一句，我来推你嘛。
张丹丹：那是我们湖南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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