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思考 》 天命所归是大国   》 第49节：49      王小东 Wang Xiaodong

　　一、对于西方人的误判导致满心希望取得他们好感的中国人被当众搧了一
　　个耳光
　　最近几年来，中国政府应该说是殚精竭虑地希望通过这次北京举办奥运会来取得西方世界的认可，为此，他们付出了极为巨大的努力。为了获得他们的认可，中国的奥运场馆是迄今为止世界上最好的，恐怕在今后十几年中也很难为别人所超越；为了获得他们的认可，中国发起了一波又一波的“迎奥运、讲文明、树新风”运动，生怕奥运期间国人的行为举止在外国人面前不够“文明”；为了他们的认可，中国才把奥运火炬的传递路线设计得这么长，要去穿越那些欧美国家的大都市，如伦敦、巴黎、旧金山等。令人遗憾的是，后来发生的事情是几乎所有的中国人都始料不及、瞠目结舌的：先是藏独在西藏、甘肃、四川等地制造暴乱，然后就是在伦敦、巴黎等地既包括政客又包括民众的西方人支持藏独、破坏奥运火炬传递的大规模示威浪潮。这等于是当众搧了满心希望取得他们好感的中国人一个响亮的耳光。
　　这里面有许许多多包括官僚和学者在内的中国精英阶层的误判：他们对于这些年中国对西方的外交所取得的成就有所误判，或者干脆说，他们压根就没有看清楚外交的限界；他们对于外国政客、媒体和公众对于他们自己和中国的真实看法也有明显的误判。如果没有这些误判，从抽象的方面说，他们就不应该对于一个奥运会在帮助中国挤进西方人高度排他的俱乐部方面抱以太大的希望；从具体的方面说，奥运火炬传递的路线根本就不应该设计得那么长，也许应该避开那些西方国家的城市。
　　对于这样的误判是需要精英们总结经验的、检讨自己的认知失误的。但无论中国的精英们怎么做，更为重要、更为长远的，是中国的年轻一代知道了中西方关系的真相。
　　二、这一次，中国的年轻一代知道了真相，这将深远地影响到中国与西方
　　的关系
　　这次事件发生后，一位已经结识我十几年的西方朋友找我来谈论这次事件，她十分担忧这次事件后中国人与西方人的关系。她问我，这次事件最为重要和长远的意义是什么？我说，那就是西方人和中国的年轻一代搞坏了关系——今天的激烈冲突会很快过去，而在心底种下的东西会在今后几十年中一直发挥作用。
　　面对这样一种新的中国人对于西方人的认识，怎么办呢？我并不主张中国人把所有的西方人都看成是反华种族主义者。我在前面所提到的我的那位西方朋友就显然不是。她热切地希望中国人能够和西方人和好，她说：你是知识分子，你应该出来做解释工作。我回答说，我会这样做的，但这个工作不可能单方面做，你也要做，我们都做，才有可能。
　　三、这次事件之后，自由派知识分子长期以来反对民族主义的姿态将越来
　　越不得人心
　　在这次事件中，感受到了如此强大的民意压力，中国的不少新闻媒体，乃至自由派知识分子个人纷纷转向表态。我在一些讨论会上看到这样一种现象，不少著名的自由派知识分子在发言之前首先声明：我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但同时我也是一个民族主义者，这是过去从来没有看到过的现象。我们也看到了华人电影演员陈冲在《华盛顿邮报》上撰文反对破坏奥运火炬传递，甚至达赖喇嘛都呼吁藏人不要破坏奥运活动。这无疑是明智的，值得赞赏的。
　　当然，仍旧有不少自由派知识分子坚持原来坚决反对民族主义的立场，有些人甚至坚持被我称之为“逆向种族主义”的立场。在一次有关最近发生的事情的讨论会上，一位大学教授以完全可以被称为恶毒的语言攻击所谓的新老“义和团”，并表示十分担忧中国的民主自由、宪政法制会因为这种“义和团”情绪的高涨而倒退。我在发言中指出：如果真的出现了这位教授所担心的倒退，那么责任在谁呢？西方人当然有责任，但他们是外国人，他们有他们的国家利益，不能要求他们为中国的进步负责，可你们这些非要把“民主自由”“宪政法制”和民族情感、民族利益对立起来的所谓“自由派”呢，难道不是你们应该对此负最大的责任吗？我在你们那里看不到半点自由的精神，看到的是不容民意的表达，把别人都当成傻瓜或恶棍，你们骨子里是彻头彻尾的封建专制主义。我的话得到了一部分自由派知识分子的热烈响应，他们中有的人高喊，这些人是“伪自由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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