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耶斯洛夫斯基的电影：双重生命 第49节：结语(1)
Epilogue
帕维尔：人死后剩下什么？
克日什托夫：他做过的事情。
——《十诫，一》
基耶斯洛夫斯基在世的最后几年中，他的论调越来越趋向于悲观绝望。有些是关于这个世界的观点，还有些则关于他自己。在1994年接受法国电视台采访时，他表示：“电影已经失去了它的重要性，在60年代、70年代和80年代初，电影有它的价值。因为当时大家都反对极权制度，即使是在电影接受严格审查的时期，我们说的故事大众都很容易理解。现在，观众已经不知道自己想要看什么，我们拍电影的也不知道自己想要说什么了。”他越来越厌倦电影的制作过程——但值得注意的是选角和剪辑这两块除外：还是在那次电视采访中，他说写剧本是个漫长而又单调的事，寻找外景地显得沉闷乏味，而拍摄也很无聊。“我只怀念剪辑台。”他总结说。
观众从基耶斯洛夫斯基的电影中得到享受，他自己却累得不惜告别这门艺术，这个矛盾很难调和。他曾对达纽西亚·斯多克说：“我拍电影是因为我真的别的什么都不会。这是我以前做出的一个差劲的选择……现在我意识到了，这是个错误的选择。这一行太艰难了：成本高，很累人，相比付出的努力，得到的满足感却少得可怜。”［1］《影迷》中菲利普拍电影时体会到的那种喜悦感此时已经荡然无存。制片人马林·卡米兹曾提到过，基耶斯洛夫斯基身上有种不断折磨着他的自觉性：“我知道他视《红》为他最好的作品，但这也给他带来一个严肃的问题：他还能不能走得更远，继续拍电影是否只会是冒重复自己的风险。这也是我们对他的死所能提出的疑问。”［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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