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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史 》 揭秘清宫悬案：正说清朝十二帝 》
嘉庆帝颙琰(5)
阎崇年 Yan Chongnian
（3）有人说是为解决君权与相权的矛盾，是和珅“权高震主”。嘉庆说：“朕若不除和珅，天下人只知有和珅而不知有朕。”他甚至怀疑和珅蓄意谋反，所以要杀掉和珅。当相权威胁到君权的时候，君主必然采取行动。从嘉庆的先祖来看，皇太极继位之后，幽禁了二大贝勒阿敏、三大贝勒莽古尔泰，大贝勒代善屈从，皇太极得以从四大贝勒“并肩共坐”到“南面独坐”；顺治亲政后，追罪死后的摄政睿亲王多尔衮；康熙亲政后，擒拿辅臣鳌拜；雍正登极后，杀了隆科多和年羹尧；乾隆继位后，也采取了一些措施。所以，嘉庆执掌朝纲，
必然惩办权相和珅。
不过，嘉庆对和珅的功绩和才能还是肯定的。嘉庆十九年（1814年），在和珅被杀15年之后，清国史馆将编修的《和珅列传》（稿本）送呈嘉庆审阅。嘉庆见记载简略，只记录了和珅的一堆官阶履历，很不满意。他朱批道：“和珅并非一无是处”，他“精明敏捷”，任职30年，还是做了很多的事。只是和珅贪鄙成性、怙势营私、狂妄专擅、贪婪专权，才不得不加以重罚。
《清史稿·和珅传》记载：“仁宗（嘉庆）尝论唐代宗杀李辅国，谓：‘代宗为太子，不为辅国所谗者几希。及即帝位，正其罪而诛之，一狱吏已办。’盖即为和珅发也１这说的是唐代宗诛宰相李辅国的史事。《旧唐书·李辅国传》记载：李辅国，出身卑贱，年少被阉，相貌丑陋，粗通文字。在太子东宫是一个喂马的太监。安史之乱中，他力劝太子即帝位。肃宗即位后，升为太子管家。后来官运亨通——任开府仪同三司、郕（chéng）国公、兵部尚书、博陆郡王。肃宗死后，代宗即位，尊为尚父、司空兼中书令。《新唐书·李辅国传》也记载：代宗既嗣位，不愿大张旗鼓地杀李辅国，只差遣侠者，深夜将其刺杀之，割下头颅扔到溷厕中。但代宗仍对此事保密，刻木代其首以葬。嘉庆对和珅的处理，很像唐代宗对李辅国的处理，就是不愿深究、不想把事情搞大，而是作为个案处理。
但是，和珅的问题已不仅仅是个案，而是成了社会现象，可以叫做“和珅现象”。和珅这样一个出身“少贫无藉”、乡试不中的生员，由普通的宫廷侍卫，32岁成为军机大臣。以后更是青云直上，富贵常葆，登峰造极。这个问题值得研究。“和珅现象”的出现是老年帝王专制的必然。乾隆自诩“十全老人”、“十全武功”，意骄志满，倦怠朝政。他喜欢阿谀逢迎，那就必然滋生和珅这样的人。高阳先生认为，和珅的问题“高宗至少要负一半的责任”。这话说得还不够。严格说来，“和珅现象”的责任在乾隆皇帝，和珅是乾隆朝君主专制腐败机体上的一个毒瘤。当时，乾隆皇帝身边有四种人——后妃、太监、皇子、朝臣，后妃不能代他处理军政要务，太监不能陪他和诗品画，皇子太近怕其“觊（jì）觎（yú）大位”，大多朝臣又不会像和珅那样曲意逢迎。因此，和珅有着后妃、太监、皇子、直臣既不能取代，也不可或缺的独特作用。乾隆皇帝对他既喜爱又依赖，自然遇事会替他撑腰。当时，大学士阿桂同和珅不合，状元出身的王杰，也不买和珅的账。陈启元《庸闲斋笔记》记载：一天，和珅在军机处拿着一幅石墨画轴，王杰说：“贪墨之风，以至于此。”和珅指着王杰的手说：“状元宰相手果然好。”王杰说：“这手只会做状元宰相，不会要钱，有甚么好处？”后王杰告老还陕西韩城乡里，嘉庆送他的诗有“清风两袖送韩城”句。但是因为乾隆的缘故，嘉庆《平苗图》他们拿和珅没有办法。和珅在朝20余年，未尝一被弹劾。他稍见端倪，必设计除之。前面讲的曹锡宝弹劾不成反遭谴责就是一例。
嘉庆惩治和珅案没有株连，也没有扩大化，这是嘉庆的聪明之处；但他只把和珅当作个案处理，而没有把“和珅现象”当作制度性的弊端去解决，进行制度性的改革，这是嘉庆的平庸之处。
危机四伏
嘉庆处理完和珅事件后，又面临着一系列的社会危机：如南方的白莲教，京畿的天理教，东南海上的骚动，采矿的封禁，钱粮的亏空，八旗的生计，鸦片的流入，河漕的难题等等。但是嘉庆都把上述问题作为个案看待，他没有也不可能从制度上去加以解决。比如，平定白莲教之后，嘉庆曾作诗道：
内外诸臣尽紫袍，何人肯与朕分劳？
玉杯饮尽千家血，银烛烧残百姓膏。
天泪落时人泪落，歌声高处哭声高。
平时漫说君恩重，辜负君恩是尔曹！
这首诗，中间两联——“玉杯饮尽千家血，银烛烧残百姓膏。天泪落时人泪落，歌声高处哭声高”，表现了嘉庆儒家仁爱的理念。仁者爱人，嘉庆作为一位“仁君”来说是够格的，作为一位皇帝来说是可贵的。嘉庆有很好的儒学修养，他的文学、诗歌、书法、文章都是可以的。这一点比明朝的正德、嘉靖、万历、天启等皇帝都好。举两个小例子：
（1）大理寺卿杨怿会受召对。时值盛暑，掀帘见嘉庆摇扇挥汗；进入，跪拜。嘉庆把扇子放在一边，不复用。询问甚详。良久热甚，“上汗出如雨，卒不用扇”。
（2）嘉庆二十二年（1817年），普免天下钱粮，各省欢腾。安徽民欠银300万两，巡抚姚祖同怀疑上报数字不实，令府道州县削减十分之四。各地苦之。上闻，朱批云：“损上益下，朕之愿也。存心刻薄，有伤政体。”姚大惭，以原册600里加急报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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