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评论 》 王汝梅解读《金瓶梅》   》 《金瓶梅》是一部奇书、哀书(1)      王汝梅 Wang Rumei

　　《金瓶梅》成书问世，至今约四百年。批评家作家对这部作品的评论，以脂砚斋评点《石头记》（即《红楼梦》）为界，可分为前后两个二百年。脂砚斋之前的二百年，是把它与《三国》、《水浒》、《西游》作比较、相比美，称它为四大奇书之最。脂砚斋之后的二百年，是把它与《红楼梦》作比较，因而有《红楼梦》是暗《金瓶梅》、脱胎于《金瓶梅》、继承发展《金瓶梅》之说。的确，曹雪芹的创作继承发展了《金瓶梅》开创的艺术革新成果，从而攀上了古典小说艺术的顶峰。在脂砚斋之前，二百年的《金瓶梅》批评，主要是围绕三个问题进行的：《金瓶梅》的特点、作用和地位；创作上的别开新路与人物塑造；作者的遭际。
　　《金瓶梅》是一部奇书、哀书 《金瓶梅》（明万历词话本、明崇祯绣像本、清康熙张评本），在明末清初得到众多文人学士的赞赏。在明代，以欣欣子、屠本畯、袁宏道、谢肇淛、薛冈、冯梦龙、沈德符为著名。在清初以宋起凤、李渔、张潮、张竹坡、和素为代表。到乾隆年间，曹雪芹的至亲好友脂砚斋指出《石头记》创作“深得金瓶阃奥”，宣告了前二百年《金瓶梅》评论的终结。《金瓶梅》以恶霸、富商、官吏西门庆的家庭生活为中心，上联朝廷、官府，下结盐监税使、大户豪绅、地痞恶棍，展开人物之间政治、经济、两性关系的描写，广泛真实地暴露了明代后期官场的黑暗、政治的腐朽、变态人物灵魂的丑恶。作品中的人物不再是活动在山寨、天宫或战场上，而是在家庭、在闺房、在筵宴、在店铺、在码头、在妓院。作者以清醒的目光，洞察市井生活，冲破封建传统观念，直面惨淡的人生，加以如实的毫无讳饰的描绘。《金瓶梅》大约与李贽《童心说》，同在嘉靖、隆庆间产生，二者有异曲同工之妙。《童心说》主张去假存真，反对粉饰，反对虚假，反对“存天理灭人欲”。《金瓶梅》总体形象、主导倾向与李贽的主张相同，都意味着对丧失了必然性、合理性的腐朽封建制度的亵渎和冲击，曲折地反映了资本主义萌芽条件下市民阶层的心理情绪，是在反理学、反复古、重视民间文艺这一进步思潮下的产儿。对《金瓶梅》揭露现实、直斥时事的特点，评论家们是察觉到了的。但在他们的历史条件下，还不可能正面肯定这一内容特点。他们认为内容上“无关名理”（谢肇淛《金瓶梅跋》），“于修身齐家有益社稷之事无所有”（和素《金瓶梅序》）。“此书诲淫”（袁小修《游居柿录》），“不及水浒传”（谢肇淛《金瓶梅跋》），因为《水浒》可以冠“忠义”，而《金瓶梅》是亵渎和暴露。另一方面，他们又称赞作者为“慧人”，作品为“新奇”（袁小修《游居柿录》），积极搜求抄本，不惜重资购买，热心刊刻、评点，说明他们思想进步，眼光锐利。在长篇小说空前繁荣的明代后期，小说已被提高到与“六经”、“语孟”、《孝经》同等地位的条件下，批评者虽然注意到书中有淫秽描写，内容上揭露现实，但并未随意否定或干脆置之不理。他们借用和发挥传统的诗教说，一致肯定《金瓶梅》的惩戒作用。欣欣子《金瓶梅词话序》主张乐而淫、哀而伤，对正宗诗教“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温柔敦厚”加以反叛。同时有说这部百回小说“无非明人伦，戒淫奔，分淑慝，化善恶，知盛衰消长之机，取报应轮回之事，如在目前始终”。袁宏道认为：“胜于枚生《七发》多矣”（《与董思白》）。薛冈说此书“颇得劝惩之法”（《天爵堂笔余》）。东吴弄珠客云“盖为世戒，非为世劝”（《金瓶梅序》）。和素说“一百回为一百戒”（《金瓶梅序》）。张竹坡通过评点，想“洗淫乱，存孝悌”（《第一奇书》评语）。他们在艺术上赞赏的同时，从作用上这样肯定，帮助了这部巨著的刊印与流行。对《金瓶梅》地位、特点深入一步的研究，是从冯梦龙开始，到张竹坡、和素达到了新的高度。其核心思想是把《金瓶梅》与《三国》、《水浒》、《西游》作比较分析，先提出奇书这一概念，而后认为《金瓶梅》是四大奇书中的佼佼者，因而有《第一奇书》之称，实际上肯定《金瓶梅》是长篇小说的极峰（在《红楼梦》之前）。题署张无咎述（可能是冯梦龙假托），得月楼刻本《（绣像）平妖全传》叙云：“小说家以真为正，以幻为奇。然语有之：画鬼易，画人难。”认为《西游》幻极，不逮《水浒》。《三国》不足者幻，不是作者才艺不能幻，而是势不得幻。指出《西游》、《三国》写神魔写历史的作品，在反映现实生活上的局限。他看来，只有《金瓶梅》之类作品才兼有真幻之长。他把《金瓶梅》与《水浒》并举，认为“《金瓶梅》，另辟幽蹊，曲中雅奏”，“可谓奇书”。《金瓶梅》不同于《西游》的幻极，又不同于《三国》的不足幻。奇，不是指故事情节的曲折离奇，而是指通过艺术幻造艺术想象而创造出的虚实统一的艺术真实。《金瓶梅》的现实主义成就，大大促进了小说艺术思想的发展。李渔、张竹坡进一步总结《金瓶梅》等现实主义作品的艺术经验，提出创作要以作家阅历为基础，“一一经历过，入世最深”（张竹坡《第一奇书》评语），又不要求事事亲身经历。李渔明确阐述了艺术幻造在小说戏曲创作中的重大意义。他说：“幻境之妙十倍于真，故千古传之能以十倍于真之事。”（《闲情偶寄?声容部》）李渔、张竹坡都阐述了幻而能真、幻中有真，真与幻、虚与实之间的辩证关系，确立了现实主义小说戏曲艺术观念，打破了视小说为正史之余、国史之辅、“羽翼信史而不违”（修髯子《三国志通俗演义引》），把小说视为历史附庸的旧观念。就是在这种思想基础上，李渔赞同冯梦龙的“宇内四大奇书”之说（见清两）衡堂刊本《三国志演义序》）。差不多与李渔同时，宋起凤推崇《金瓶梅》为“晚代第一种文字”（《稗说》）。之后，张竹坡评点时，直接称名为《第一奇书》。和素则称之为四奇中的佼佼者（《金瓶梅序》）。他们一致给《金瓶梅》这部现实主义巨著以最高的历史地位，说明在长篇小说取得巨大成就基础上，文人学士们对小说艺术认识的加深，对《金瓶梅》成就的深刻理解。张竹坡具体感受到作者对黑暗现实作真实描写时表露的愤恨之情，认为作者有愤懑、有感慨，所以他有时又说《金瓶梅》是暴露世情之恶的泄愤之作。张潮在《幽梦影》中，从《金瓶梅》描写西门庆等人物乐极悲生，宋惠莲等人物的悲剧命运角度，又称《金瓶梅》是一部哀书（称《水浒》为怒书，《西游》是悟书）。把《金瓶梅》视为“淫书”，主张禁毁的论调，在明末清初文坛上不占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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