断代 》 大宋帝國的滄海桑田：宋朝那些事兒   》 商羨官官羨商      周膺 Zhou Ying

　　許唐目不識丁，卻以財富多稱雄邊郡。後來，他到開封、洛陽，看見進士們進進出出很體面，私自感嘆：“生兒子當如此啊１他便不再經商，在睢陽（今河南睢縣一帶）定居下來，娶李氏的女兒，生許驤。許驤長得風骨俊秀，許唐自我安慰說：“我的願望能實現了１當地有個戚同文設館教經術，許唐讓兒子拜他為師。看見許驤13歲便能詩善文，許唐傾其傢産助兒子四處尋師請教，廣結名流。許驤廷試中甲科，與呂蒙正齊名，終於做了大官。
　　據《湘山野錄》記載，大官僚石曼卿飲酒過人，對朋友秘演說：“我俸祿清薄，不能盡興痛飲，同僚還來搶我的酒，真是無可奈何呀１秘演說：“過幾天，我叫個酒主人來。”這個錢多有義氣的“酒主人”，叫牛監簿，常對秘演說：“我雖薄有資産，但出身賤微，難近清貴。很想結交些名流，請你給我引見。”石曼卿見了牛監簿，問他住在哪裏，牛監簿說在繁臺寺邊。石曼卿就說，繁臺寺十分可愛，好久沒登臨了。牛監簿馬上接上去：“如果想登閣，我備些菜在閣上迎候。”石曼卿、秘演同登繁臺寺閣，解衣寬帶，高聲放歌，飲至日落。石曼卿醉後高興地說“此遊可記”，便用毛筆題詞：“石延年曼卿同空門詩友老演登此。”牛監簿說：“微賤之人，有幸侍陪，也請挂個名。”石曼卿握筆想了一會兒，對秘演說：“捧硯用事可不可以？”秘演同意。竟題“牛某捧硯”。
　　周朝末年有了土地的兼併，商業開始興起。司馬遷在《史記》裏便總結說：“用貧求富，農不如工，工不如商。”（《史記·貨殖列傳》）但是直到唐代還崇尚門第，九品士庶待遇各不相同。仕者祿秩即厚，有功者有封邑之租，可以蔭及子孫，所以可不與小民爭利。商人自然沒什麽社會地位可爭，還是居於“士、農、工、商”四民之末，甚至被視同囚徒、奴婢。封建王朝奉行“令賈人不得衣絲乘車，重租稅以睏辱之”，“市井子孫亦不得仕宦為吏”（《漢書·食貨志》）的政策。商人非但不大能依靠封建特權來謀取財富，還要備受官府以及大小官吏的敲詐勒索。但是唐代封邑開始實行計邑給絹，而無實際上的邑土。到了宋太宗時，經濟權利盡收之於官府，士大夫須得兼營農桑之業才能贍養家庭。宋代商業吸納和聚積財富的能力進一步增強，商人資本迅速膨脹，社會生産所達到的水平對大力發展商業提出了要求，而傳統農業基本上已發展到極點，以致開封城內“資産百萬者至多，十萬而上比比皆是”（《續資治通鑒長編》捲八五《大中祥符八年十一月》）。古時候士的後代方可為士，而這時候不經商便讀不起書，大有商人之子才能為士的勢頭。所以“今之所謂錢者，富商巨賈、閹宦權貴皆盈室以藏之”（《宋史·楊萬裏傳》）。在商業的猛烈衝擊之下，大批官吏席捲其中，商人與他們的聯繫日益增多，交往日趨頻繁，對立的關係漸漸轉為相互依賴、利用的關係，等級界限逐步淡化。越來越多的人把商業看成“本業”，把商人看做“同是一等齊民”。葉適公開說選拔人才不能把商人排除在外。朝廷不僅實行“通商惠工”政策，不禁富商大賈輿服，而且允許商賈中的“奇才異行者”（《宋會要輯稿·選舉》一四之一五）應舉。
　　有了“奇才異行者”應舉這個口子，許多農工商之傢便捨其舊為士。仁宗朝宰相富弼的女婿馮京，出身於商傢，考了狀元入仕為官。但是，與熟諳仕道、有傢學淵源的士大夫相比，商人科舉入仕仍處於不利的競爭地位。恰好宋朝的財政一直缺口很大，便使賣官鬻爵“生意”十分興旺。北宋中期即達高潮。“其富民猾商捐錢千萬，則可任三子。”西北六路，“許納三千二百緡買齋郎，四千六百緡買供奉職，並免試註官”（《宋史·范仲淹傳》）。徽宗時買官的每年以千計，形成“此流遍滿天下，一州一縣，無處無之”（《宋會要輯稿·職官》五五之三九至四○）的局面。宋時民間有“三千索，直秘閣；五百貫，擢通判”（《麯洧舊聞》捲一○）之說。
　　買官畢竟有個數量上的限製，不少商人在此路不通時，便以結交權貴來謀求政治地位或發展生意。歐陽修在《尚書戶部郎中贈右諫議大夫曾公神道碑銘》中說，地近京師的壽州“諸豪大商交結權貴，號為難治”（《歐陽文忠公文集》居士集捲二一）。陸遊《渭南文集》捲二《上殿札子》載：“吳蜀萬裏，關徵相望，富商大賈，先期遣人懷金錢以賂津吏，大舶重載，通行無苦。”
　　許唐棄商羨官的故事，表面看是商人想就官之高，實際上反映了那個時代商人的自信：錢能得官。牛監簿弄個“牛某捧硯”，人格上是矮了半截，石曼卿討酒喝不也是政治的低眉？政治的絶對權威在這裏已發生了動遙與許唐、石曼卿比起來更不含蓄的故事，在那時比比皆是。仁宗時，身為館閣清貴之職的凌景陽娶酒店富人之女，吏部侍郎孫祖德“娶富人妻，以規有其財”（《宋史·孫祖德傳》）。哲宗時，許州陽翟縣蓋漸傢資巨萬，有三女，“有朝士之無恥者，利其財，納其仲為子婦”（《宋會要輯稿·刑法》三之四五）。商業對社會的影響，漸漸使官僚政治的傲慢減少，預示着傳統農業經濟的主導地位要發生變動。以中央集權為特徵的專製政權，是建立在農業經濟基礎之上的。商業經濟的大規模介入，不僅使經濟走嚮多元，也使政治權力分化。商人幹政，優點是增強了政權的經濟管理和民主意識，缺點是腐蝕了官吏。如果撇開這種優缺點，單就商業與商人階層的興起而言，即說明中國政治有了一種更加合理的新的內在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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