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跃进”已然在中国大地开始了。“不为金钱而为共产主义写作”，是大多数作家共同的心声和行为。很多大作家在报纸上公开倡议降低或不要稿费。《喜鹊登枝》正在这时候出版发行，恰恰是赶上第一批降低了稿酬的新书。即使如此，我这本书还是得到每千字十元钱，没有印数稿费，得一千一百元钱。这是我平生拿到的最多的一笔钱。钱到手里以后，欢喜之余，我首先想到了那位给我“生了儿、养了女”的妻子。
节俭，是妻子一直保持不变的习惯，也成了她性格的组成部分。她的这种作风，不仅给儿子有榜样的作用，就是对我也同样有潜移默化的影响。
比如用电，不论是安装上分户电表，还是按灯头数量收费，天色不黑到看不见东西的时候，谁也不准许开灯；事情办完，人走开一小会儿，也得把灯关掉。比如使水，不管公家花水费还是自家花水费，洗筷子洗碗，都得把水打到盆子里，用盆子里的水一遍一遍地清洗，决不允许把水龙头一拧开，哗哗地放着水，拿着碗筷一件件冲涮。吃剩下的菜与饭，从来不肯轻易倒掉，即使已经有点馊味儿，也要放些碱面，重新煮一煮、热一热，全部要吃进肚子里去。衣服更是坏了补，补了穿，一条棉裤的里子起码得由十块各种颜色的旧布片拼凑而成。身边的鞋子只有两双：一双棉鞋，一双夹鞋；破到再不能穿的程度，才肯买新的……
在《河北日报》所在地保定居住的时候，我曾经催她多次，并亲自陪她到商场里转悠了好几趟，她才买了一双廉价的黑皮鞋，扯了一块最普通的花洋布，亲自缝制一件旗袍穿在身上。我为了显着气派一点儿，拍照的时候，把自己的手表摘下来，给她戴在腕子上，把她别扭得胳膊都不知道怎么放。调到北京以后，住进了大楼，楼上还有外国人，妻子仍然保持着农村的生活习惯，不论吃的用的，特别是穿的戴的，依旧十分土气。
为这个，我很不满地对她说，你应该讲究点儿打扮啦！
妻子很不以为然地回答我，身上不光着不露着就行了，整天做活计，穿不出好来。常言说，“笑破不笑补”，破了不补才说明女人手懒。
我郑重地对她说，你如今是首都北京的人！你是中央一级报纸新闻记者和青年作家的妻子！别再土里土气的一副寒酸相，让人家瞧不起！
妻子不再吭声。可是以后她的穿着打扮依旧没有一点点变化。
这一回出版了书，得了这么一大笔稿费，我就盘算着，等到星期天去王府井百货大楼逛逛，让妻子好好地装备一下。
星期天，临出门的时候，我嘱咐妻子多带上点钱，告诉她，到那儿先给她做一身体面的衣服穿。
妻子听了我的话，低头想了想，好似下了狠心般地说，行，反正该换季了。
我们高高兴兴地出了门，坐公共汽车到王府井大街，一直登上百货大楼卖呢绒毛料的三楼。
妻子那天格外兴奋，一上楼就围着柜台转，觉得什么都新鲜，什么都好看，什么都想瞧上一眼。到了立着的一卷卷一捆捆五光十色的毛料子跟前，她的眼睛更不够用似的，睁得大大的，细细观看。
我陪在旁边鼓励她，自己挑吧，你喜欢什么样的，咱们就买什么样的。
她向前跨近一步，指点着说，就这两种。那边那种做上衣，这边的这种做一条裤子。我觉得挺好的。
我顺着她的手指一看，见那料子一种是蓝色的毛哔叽，一种是古铜色的华达呢。我觉得这两种颜色都老气了点儿，她应该做一身鲜亮的衣服穿。我搬着料子捆对她说，这种绿色的做上衣，那边那种花呢的做下衣，不好吗？
她一听，连忙摆手摇脑袋，太艳了，太艳了，做这么一身衣服，我上哪儿穿去？要是穿着回老家住几天，不让人家见了笑掉牙呀！
量尺寸的售货员把妻子选中的料子搬到案子上，计算了价钱之后告诉我，请您先交款，一共七十二块五。没容我开口，站在旁边的妻子惊叫了一声，七十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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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给我换一个看看！ 拜托，快把噪音停掉！我读累了，想听点音乐或者请来支歌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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