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景名胜 》 万里长城纵横谈   》 第四编 民族融合(7)      董耀会 Dong Yaohui

　　四是经济和文化的发展。社会秩序的安定以及因寺庙建筑用工、蒙古上层招募耕垦、屯田的发展和“闯关东”“走西口”等，大批中原农民来到塞外，促进了大漠南北与东西的农牧业和手工业空前发展，经济结构发生很大变化。康熙中期，内蒙古南部的一部分牧民从游牧转向半农半牧生产，农业有了相当发展，河套、西剌木伦河流域、东北、新疆以及蒙古一些地区大批农田开垦出来。灾荒之年，内蒙古所产谷物“京师亦常赖之”。长城以北的手工业在清朝也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皮革、靴帽、毡制品、柳编织品、首饰、金银制品、马具、酿酒、榨油、粮食加工等手工业也都有一定规模的发展。金、银、铜、盐、碱、煤等采矿业和森林采伐业都有较大发展。木材、口盐、碱大量运销中原各地，活跃的商业贸易往来于万里长城一线。清朝“旅蒙商人”迅速发展，到18世纪末、19世纪初，已达20余万人。中原和江南的绸缎、布匹、茶、烟、粮食、金属器具、陶瓷制品、供佛用器等转运至大漠南北的东自黑龙江中下游，西至乌里雅苏台、科布多，又将各种畜产品、貂皮等野兽裘皮、贵重药材、牲畜等运销长城以南各地。商业的繁荣、商路的开辟与延伸，促进了长城区域城镇的发展。北京是全国的贸易中心，其他除宁夏(银川)、库伦(今蒙古乌兰巴托)、归化城(今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张家口之外；漠南的多化诺尔、八沟(平泉)、建昌(塔子沟)、乌兰哈达(赤峰)、集宁、百灵庙；漠东的呼伦布雨尔(海拉尔)、胪滨(满洲里)、卜奎(齐齐哈尔)、墨尔根(嫩江)；漠北的恰克图、乌里雅苏台、科布多；长城西部地区的秦州(今甘肃天水)、兰州、西宁、哈密、乌鲁木齐等都是重要的商业城镇。长城以北的文化获得了发展，汉文被满、蒙古、达斡尔等族广泛学习和使用，出现了康熙、乾隆等书法家；曹雪芹、尹湛纳希等文学家；明安图等科学家；留下了呼和浩特金刚座舍利宝塔天文图刻石、承德避暑山庄和外八庙建筑艺术群等。
　　会盟是怎么回事?
　　1691年五月份，清康熙皇帝为了加强长城以北的边防和对喀尔喀蒙古的管理，在多化诺尔即现在的多伦与内外蒙古各部贵族进行了会盟。当时乌兰布通战役刚结束，康熙皇帝就亲自主持内外蒙古克图王公大会，土谢图汗、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等都到会。康熙帝检阅了八旗兵，会上通过几项决定：一是规定喀尔喀蒙古须遵行清朝的法令；二是给喀尔喀蒙古王公以汗、郡王、贝勒、贝子等爵号，取消原有的济农、诺颜等名号；三是在外蒙推广旗盟制度，在喀尔蒙古设立35旗；四是正式承认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格根为外蒙古大喇嘛，确立他的宗教地位。这次会盟改善了喀尔喀蒙古各部与清政府之间的关系，也使清王朝对漠北地区的管辖得到加强。
　　么说外八庙是民族大团结的象征?
　　在承德避暑山庄的北面和东面，依次排列着11座庙宇，呈众星拱月之势，环列在山庄外围。其中第一座溥仁寺建于1713年，至1780年建成须弥福寿之庙共历时66年，由于这11座寺庙中有8座朝廷派驻喇嘛，由理藩院发放银饷，因此，习惯上人们称之为外八庙。这些庙宇吸收了汉、藏、蒙古、维吾尔等族艺术文化特点，造形奇特，富丽堂皇。实际上，外八庙的修建，是当时清朝帝王政治活动的产物，是联系边疆各少数民族，团结少数民族上层人物的政策体现。清初，正是清王朝上升时期，到了康乾时代，虽然在政治上稳定了中原，巩固了清王朝的政权，但与边远少数民族间的隔阂还没有完全解决，于是清王朝对蒙古、西藏、新疆各民族采取了团结与怀柔的政策。如达什瓦尔内迁按达庙，土尔扈特部万里东归与普陀宗乘之庙，到班禅六世朝见乾隆等，都是这一政策的生动体现，从而增强了各民族对清王朝的向心力，消除了历史上长城内外民族间的对峙状态，维护了民族间的团结，巩固了国家的统一。外八庙是康乾时期民族大团结的象征。
　　扈特万里回归是怎么回事?
　　土尔扈特是厄鲁特(卫拉特)蒙古四部之一，明末从今新疆塔尔巴哈台地区徙居额济勒河(今俄罗斯境伏尔加河)下游。遭沙皇俄国欺凌达一个半世纪，沙俄一直以武力进攻、威胁利诱等手段，妄图吞并、制服土尔扈特人。土尔扈特人始终顽强抵抗并保持同祖国的密切联系。1771年1月5日，不堪沙俄凌辱的土尔扈特人为了维护民族生存，在渥巴锡率领下，毅然踏上重返祖国的征程，他们沿途冲破俄军围追堵截，渡过乌拉尔河，冲破哈萨克和巴什基尔人的拦阻，历尽千辛万苦，历时近8个月，行程万余里，于当年7月17日抵伊犁河畔，悲壮征程胜利完成。乾隆于长城脚下的木兰围场召见渥巴锡等四位首领，又在避暑山庄万树园赐宴，亲写“土尔扈特部归顺记”和“优恤土尔扈特部众记”碑永志。土尔扈特万里回归，谱写了各民族心向祖国和民族团结的光辉篇章。
　　西口”的说法是怎么形成的?
　　“走西口”是指清代山西、陕西等地的破产农民，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冒禁翻越长城，到内蒙古西部地区去谋生的一种活动。清朝初期，长期镇压农民起义和抗清的斗争，客观上造成了北方长城以内生产的极大破坏，各地田地荒芜，屋房残破，人丁流亡。所以大批的山西、陕西、甘肃和部分河北的破产的农民、战败的农民起义军，或“携男挈女”，或孤身一人，千百成群，背井离乡，由杀虎口等处冒险越长城，“走西口”，去归化“觅食求生”。流民从土默特向西，或向蒙民租地垦种，或入大漠私垦，形成了“走西口”的迁徙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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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人民教育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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