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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灵魂不知疲倦不舍昼夜地追着张爱玲的影子飞，从上海到香港，再从香港回上海，一直飞进重重迷雾里去——海上的雾太大了，不仅有海雾，还有硝烟。此时的上海已经沦陷，阴云弥漫。我的灵魂飞在天上，时而清晰，时而迷茫。幸好有断续的胡琴声为我引路，有“克林克赖”的电车线为我引路，有静安寺的钟声和百乐门的乐曲为我引路，还有那清渺的第一炉香，和第二炉香……
1942年五月，张爱玲回到了上海，炎樱跟她一起。
由于战争，学业未能完成，那两个奖学金和“毕业后免费送到牛津大学读博士”的许诺也成了太阳下的彩虹，看着七彩夺目，却走不进去。
从香港回来，爱玲对上海人的第一个印象就是白和胖。在香港，广东人都是又黑又瘦的，像糖醋排骨，印度人还要黑，马来人还要瘦；上海人却是粉蒸肉，饱满浑圆，肥白如瓠，简直随时可以上报纸做代乳粉的广告，每一个都是长不大的孩童。
她不由微笑，把学业未完的烦恼暂时放到脑后。
仍旧住在爱丁顿公寓，只是从五楼搬到了六楼；仍旧是每夜枕着电车回家的声音睡觉，每早闻着咖啡馆的面包香起床；仍旧跟姑姑住在一起——和姑姑在一起，即使是租的房子，也是家，有种天荒地老的感觉。
一切都和离开前一样，连面临的问题也是一样——嫁人，抑或工作。不然，何以为生？
钱，仍是生活中头件大事，最磨挫人志气而不容回避的。
这时候才觉得三年大学里学到的知识其实派不上什么用场，如果她要工作，仍然只好做女店员、女书记员，最好的也不过是做个女教员，或是女编辑员。
或者可以写文章，从前不是给《大美晚报》投过稿，也获了成功么？写什么好呢？自己最熟悉的好像便是电影，大学里最经常的记忆就是同炎樱两个到处去看电影，连战时也不放过。也罢，就写电影吧。
于是她开始拼命地写稿，用英文，写影评，投给《泰晤士报》，评的是《梅娘曲》、《桃李争春》、《万世流芳》、《新生》、《渔家女》、《自由魂》、《秋之歌》、《两代女性》、《万紫千红》、《回春曲》……
写这种小文章，简直不需要构思创意，只是随笔写来就好，那是她自小最喜欢的营生，嬉笑怒骂皆成文章，简直再轻松不过了。
天下最轻松最可爱的工作，莫过于做一件自己喜欢的事情而还可以把它换成钱了。所以后来张爱玲在《童言无忌》里写着：“苦虽苦一点，我喜欢我的职业。”
有一天弟弟子静来看她，姐弟三年未见，见了，却也不觉得怎么亲热，仍是淡淡地招呼。在他，是觉得这个姐姐已然遥远，同自己不再生活在同一屋檐下，甚至不在同一片天空下，三年不见，她好像更瘦了，也更高了，长发垂肩，衣着时髦，十分飘逸清雅；在她，则是因为觉得抱歉——当年母亲收留了她而拒绝了他，使她觉得仿佛欠了弟弟什么，面对他就仿佛面对债主，有种不知如何的拘泥和窘缩。
她沏了一壶红茶，切了块从楼下咖啡馆叫的五角星形蛋糕，同弟弟两个分着吃，有一搭没一搭地说些闲话。多半只是子静在说，她只是听着，心里风起云涌，表面上却只波澜不惊。
他说：“父亲还是老样子，抽烟片，抽得很凶，家里也很紧张，越来越紧。”
爱玲点着头，并不搭腔。
子静搭讪着问：“姑姑今年有四十岁了吧，还没打算？”
爱玲淡淡地笑笑，仍不说话。
子静又问：“你有妈妈的消息吗？”
爱玲脸上闪过淡淡忧郁：“姑姑说，妈妈去新加坡后，开始还有一两封信寄来，后来太平洋战争爆发，就再没消息了。”她没同他说母亲去香港的事，因为不愿意他问得更多。
子静也是担忧，然而忧伤于他从来都是不深刻的，所以很快又转了话题：“姐姐最近看了什么电影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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