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5月30日，新当选的参议员聂鲁达，在议会发表就职演说。他是诗人议员，但并非诗人选出来的议员，所以聂鲁达将要在议会中发出的声音代表的是支持他站到演讲台的那些矿工们。十四岁在当时最进步的学生刊物《光明》杂志以笔为旗，猛烈抨击现实黑暗的那股少年意气、激情和勇气又回来了，聂鲁达发表了一篇慷慨激昂、掷地有声的战斗檄文。他说他曾经到过世界很多地方，在印度他亲眼目睹了延续几千年的贫穷。但是在北方矿区他看到的是更加悲惨的现实——没有房子，人们挤在用烂纸壳儿、破铁罐儿、碎石块儿等垃圾中淘出来的东西箍成一个个窝棚，有时一个这样的窝棚里甚至要挤十四个人。有人下矿了，有人回来了，人们就这样轮班在这些窝棚里睡觉。那些破草垫子被称为“热床”（Cama Caliente）。图85聂鲁达质问议员们，这是为什么？为什么工人们如此贫穷？是他们笨吗？是他们懒吗？他直截了当地回答到，不！不是！工人们的贫穷决不是你们说的那些原因，而是封建制度残余和阶级分化的结果。难道这样的不公正还要持续下去吗？工人们创造财富，却从不曾占有财富。他们挖煤，采矿，造船，盖房，造纸……我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都离不开工人的劳动，没有他们，就没有智利，就没有我们的生存，然而他们却一无所有，每天都面临着死亡的威胁。同时，聂鲁达没有忘记自己诗人的身份。他说，人们总是对作家们说，别担心人民，别从月亮上下来，这个世界不是你的王国。但是，诗人难道不是人民中的一员吗？诗人难道能在民不聊生面前闭起双眼，而继续在心里搜寻美和艺术的诗句吗？在演讲的最后，聂鲁达还代表智利诗人向几个星期前攻入柏林的苏联红军致敬，热烈欢呼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在望。 聂鲁达激情澎湃、充满战斗力的演讲振奋了许多意欲改变现状的进步议员的精神和士气，但也遭到保守反动派的攻击。他们指责聂鲁达不按程序演讲，违反宪法。他们的非难不但没有使聂鲁达退缩，恰恰相反，没多久，他就以更加鲜明的方式表达了自己坚定的立场和选择——1945年7月8日，在圣地亚哥考波利坎剧院，当着七千多人的面，他庄严宣誓，加入智利共产党IX。对于聂鲁达来说，这决不是什么一时心血来潮、不是要做骇世惊人之举，不是投机取巧赶时髦的举动。对于他来说，入党是非常自然的事情。他曾经说：“奇怪的是，我怎么这么晚才成为共产党员。”在西班牙内战中，共产主义者向他展示了当代革命的巨大力量，改变资本主义旧世界，建立一个正义公平光明的新社会的能力。他看到，正是共产党在内战造成的混乱中试图维持秩序，在惨无人道的战争中，试图体现人道。从那时起，他就自认为也是其中的一名战士。“尽管很久以后我在智利正式入党时才拿到党证，但我认为，早在西班牙内战期间，我就明确以共产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了。有很多事情加深了我的信仰”。当他看到西班牙内战期间，法西斯主义者满街横行，滥杀无辜；无政府主义者加深混乱，制造无序；只有共产党人是建立起一支抵抗意大利人、德国人、摩尔人和长枪党的军队的惟一有组织的力量。同时，他们又是坚持抵抗和进行反法西斯斗争的精神支柱。在那种情势下，聂鲁达必须选定一条路。这是在那个悲惨时代的黑暗和希望之间做出的抉择。22他不认为入党是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情，巴列霍、阿尔贝蒂、埃尔南德斯等一班兄弟都是共产党员，他说：“既然抗议和揭露不公正、非正义就是共产党，那我就该当仁不让”。他说，永远不为这一决定而后悔。 但是，他的决定使他遭受迫害，敌人把他当做智利共产党领导人记上黑名单。从此他无论到哪里，都经常会有秘密警察如影随形。自由派、无政府主义以及中立派的诗人们把加入共产党看做是他一生中最大的污点，最不明智的选择，看做是他诗歌艺术的巨大的摧毁性力量。有人甚至认为，自从他成为了共产党员，诗人聂鲁达就死了，从此世界上存在的只是个幼稚激进的左派政治家。但是聂鲁达从不在意种种类似的不理解和责难，他坚定地走自己的路，坚定地站在智利大地上，站在那片土地上最广大的人民群众一边。他要为他们写诗，要歌颂他们的美德和品格，要讲述他们的历史和现实，要走出原来徘徊其中的无理性和消极的圈子，要重拾现代主义业已摒弃的人道主义理想，要让诗歌中再现从前被遮蔽被剔除的人和世界。经过漫长的美学探索，经过残酷的生活磨砺，他觉得自己终于找到了人生和诗歌的目标——他为诗歌而活着，而他的诗歌，将为人民而活着。他要成为人民的诗人。如果他的诗不能为人民所倾听和认同，如果他的诗不能表达人民疾苦，不能成为捍卫人民自由与尊严，呼唤民主与和平，支持正义与公平的武器，他宁愿扔掉笔，再不写下一行诗句。在聂鲁达看来，如果在人民疾苦面前，闭上眼睛，或沉默或假寐，或只去描写温暖的床榻，歌颂盛开的鲜花，那么诗歌将失去力量，将走向死亡。 [返回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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