绮达失败了。当她准备好杏仁和咖啡在阳台等着牛虻的时候，她就已经意识到，情人要离开了。绮达看不穿那些牛虻散播的种种烟雾，却本能地知道蒙泰尼里比琼玛对牛虻更重要。既然不能得到爱情，就只有离开。临走前，她用底层人直接的办法，戳穿了牛虻的虚伪：
"你从来没有爱过我！"
"只把我当成一个妓女--从旧货店买的一件花衣裳！"
"……还是一些钱的关系"。
牛虻被刺痛了，他马上将这种痛苦转化成一种基督受难的精神：
又是一记耳光！他还有丝毫的骄傲--些许的自尊吗？他当然忍受了一个人所能忍受的一切，他的心曾被拖进烂泥之中，并遭路人践踏。他的心灵没有一处未被烙上受人轻视的印记，没有一处未被落下受人嘲笑的痕迹。现在这个吉卜赛姑娘，他在路边捡来的姑娘--甚至连她都握着鞭子。
然后他像一个落魄的男人一样，扑到琼玛的怀里，自怜自爱地说：
上帝的手是沉重的。
对于传言的主要制造者牛虻而言，他当然希望所有人的目光都聚集在传言本身，而不是背后的故事。但有些事情是无法预料的，他病了。在这场痛苦的大病之中，几乎所有的人都看到了他是怎样的意志坚定、刚强不屈，和玩世不恭的讽刺专栏作家牛虻简直判若两人。
两种截然相反的表象结合在一起，非常容易让人怀疑他是一个心怀异志的家伙。
牛虻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办，他要向蒙泰尼里和上帝复仇，而不是在这儿担当一个传言的主人公。任何一种可以暴露他内心的行为，都很可能让他被当局抓住把柄，使他的复仇计划付之东流。
他改变策略，迅速开始补救工作。他告诉琼玛他在南美的种种痛苦遭遇，让琼玛将精力放到了感慨和怀念亚瑟身上；他诚实交待，他是"红带会"而不是"短刀会"的成员，让那些革命同志重新去整理思路；他甚至提前行动，伪装成一个害死儿子的老农，去试探蒙泰尼里的底细。
一切都表明，他要开始行动了。
就像所有的传奇故事一样，牛虻成为了悲剧的主角。他像他自己意料的那样，成了一个真正的殉道者，成了传奇的一部分。当他死亡的消息传遍大江南北的时候，许多人会为之叹息不已，许多人会将他的故事四处传唱。
那个带着牛虻诀别书给琼玛的监狱看守或许会觉得，这是一个真正的好人，虽然他是罪犯，但他的确待人很好；琼玛会一辈子活在自己的回忆悔恨之中，如果她有孩子，她肯定会告诉他们这个令人伤心有怀念的故事；马尔蒂尼从厌恶牛虻到追随牛虻，他叙述出来的故事，肯定另有不同；格拉西尼那些君主立宪派人士，肯定会对牛虻加以评论。出于政治见解的不同，他们或许会说牛虻是一个死活不信上帝的人士。他们会感叹地说，其实，革命并不一定要这么惨烈；而加利那些玛志尼的党徒，则可能大肆宣扬牛虻是青年意大利党的一个无比坚定的革命战士，是无数像牛虻这样的人，才换来了后来的玛志尼为首的罗马共和国，尽管这个共和国只坚持了5个月。
等到了20世纪初的时候，苏联作家奥斯特洛夫斯基又在自己的书里给予了牛虻很高的肯定。苏联电影《牛虻》也在暗示大家，牛虻是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虽然他生活的时代还没有马克思主义，但他的确就是一个伟大的先驱。当这部电影拍成之后，苏联人还亲自去伏尼契的家中为她放映了一次。
牛虻知道这些吗？他是无神论者，肯定不会知道。但当他四处传播关于他的种种传言的时候，实际上他已经成为了传奇制造流程中的一部分。女作家伏尼契开了一个头，然后牛虻完成了第一部分。第二部分留给了那些传播者继续发挥。
出于某些政治上的原因的，第三部分来到中国大陆。在一个文化管制极其严格的年代里，《牛虻》安慰了无数情感丰富又有文化需要的青年人。他们从亚瑟的长相谈到琼玛的外套，从宗教的仪式说到牛虻的精神，从革命往事研究到恋爱的手法，几乎无所不谈。在向别人转述的时候，每个人都各取所需添油加料。当他们向自己的孩子传播的时候，传奇变得神乎其神，慢慢有些不可思议起来。
当我母亲每次想到牛虻的时候，她迅速将这个故事和她生活的城市联系起来。在这座落后无知的苏北小城里，她只能靠自己的想象来实现追求自由的梦想。她给自己制作了苦难，然后相信自己就是牛虻。
从这个时候开始，传奇就变成了神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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