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当南唐国势式微、每况愈下之时，中原五代中的最后一个王朝，即取代后汉的后周，经过太祖郭威的锐意改革，政通人和，国富兵强，为统一天下奠定了基础。不幸的是，郭威壮志未酬，便于后周显德元年，南唐保大十二年（公元９５４年）溘然病逝。他的养子、晋王柴荣即位，做了后周的第二代皇帝，是为世宗。
这时，柴荣正值奋发有为的中年时代，他不愿在历史舞台上扮演谨守先帝遗业的太平天子角色，而要做一个荡平割据、重整山河的风云人物。于是，他怀着“十年开拓天下，十年养百姓，十年致太平”紒紥矠的雄心，着手谋划统一大业。但从何处入手，却举棋不定。他连续多日，为先北后南，还是先南后北的进军方略所困扰。
一日，放朝之后，柴荣把宰相范质、王溥、李谷等重臣留下专议此事。他说：“朕观历代君臣经邦定国之道，深感治国平天下着实不易。朕近来亦常为此事烦恼，难安寝食。更使朕不安的是，自后唐、后晋以来，叛将悍臣，篡窃频仍。南唐、后蜀、契丹、北汉诸邦割据，迄今尚无归顺中州之意。朕昼夜熬煎，苦乏良策，拟命朝臣为统一天下献计献策，各呈《为君难为臣不易论》和《开边策》两篇，供朕择善而从，不知诸位意下如何？”紒紦矠范质等人异口同声拥护此举，柴荣遂命有司宣谕照办。没过几日，二十多位近臣的四十余篇策论，就送到了柴荣的御案上。
柴荣伏案逐篇披阅，印象多是隔靴搔痒的平庸之作，通篇除了“修文德”、“重武备”之类空洞词句外，很难找到有益千秋大业的真知灼见。只有给事中窦仪、中书舍人杨昭俭主张用兵江淮的言论尚合心意，但又缺少切实可行的谋略。正当他大失所望的时候，意外地发现了一篇谋断精当的《平边策》：
唐失道而失吴、蜀，晋失道而失幽、并。观所以失之由，知所以平之术。当失之时，莫不君暗政乱，兵骄民困，近者奸于内，远者叛于外，小不制而至于大，大不制而至于僭。天下离心，人不用命。吴、蜀乘其乱而窃其号，幽、并乘其间而据其地。平之之术，在乎反唐、晋之失而已。必先进贤退不肖以清其时，用能去不能以审其材，恩信号令以结其心，赏功罚罪以尽其力，恭俭节用以丰其财，徭役以时以阜其民。俟其仓廪实、器用备，人可用而举之。彼方之民，知我政化大行，上下同心，力强财足，人和将和，有必取之势，则知彼情状者愿为之间谍，知彼山川者愿为之先导。彼民与此民之心同，是与天意同；与天意同，则无不成之功。
攻取之道，从易者始。当今吴国，东至海，南至江，可挠之地二千里。从少备处先挠之，备东则挠西，备西则挠东，必奔走以救其弊，奔走之间，可以知彼之虚实、众之强弱，攻虚击弱，则所向无前矣。勿大举，但以轻兵挠之。彼人怯，知我师入其地，必大发以来应，数大发则必民困而国竭，一不大发则我获其利，彼竭我利，则江北诸州，乃国家之所有也。既得江北，则用彼之民，扬我之兵，江之南亦不难而平之也。如此，则用力少而收功多。得吴，则桂、广皆为内臣，岷、蜀可飞书而召之。如不至，则四面并进，席卷而蜀平矣。吴、蜀平，幽可望风而至。惟并必死之寇，不可以恩信诱，必须以强兵攻之，然勘已丧，不足以为边患，可为后图，候其便则一削以平之。
这是一篇观前代“失之由”、谋当朝“平之术”的策论。它首先指出，“君暗政乱，兵骄民困”是唐末以来天下分裂割据的根源；进而论及要再造一统江山，必须尽反前代之失，只有选贤任能，赏功罚罪，恭俭节用，轻徭薄赋，才能富国强兵；接着又陈述了统一南北的战略步骤：先在沿淮河二千余里长的边界线上，用轻兵四出袭扰，诱使南唐多处出兵，令其顾此失彼，捉襟见肘；待其兵疲财竭，再出大军攻取淮南，饮马长江，随后马不停蹄，渡江南征。灭掉南唐，巴蜀、岭南诸国必然痛感户破堂危，一骑飞书即可使其不战而降。待南征大获全胜，再挥师扫荡契丹、北汉，如此一统天下便唾手可得了。
这篇策论所言正中柴荣心怀，因为它讲得有理有据，可依可行，回答了他思而未解或解而未决的一些难题。柴荣没有读完全篇，便拍案叫绝！他迅速将目光跳过策论临近尾声的“臣书生也，不足以讲大事，至于不达大体，不合机变，惟陛下宽之”一类谦词套语，久久地停在文末署名“比部郎中臣王朴”七个字上。于是，他当即召见王朴，命其详奏。随后又宣谕群臣举行廷议，按照王朴在策论中所谏，制订了统一方略：先易后难，先南后北，并选择位居地理要冲的南唐，作为平定江南的突破口。王朴因此而得到柴荣重用，不久被擢为枢密使，协助柴荣运筹帷幄，成为一代具有传奇色彩的文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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