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朝廷成立了研究、修订役法的专门机构--详定役法所，苏轼也被选派参加。这个时候朝廷大臣都不敢再发表不同意见，只有苏轼还依然故我，坚持自己的意见。在与挚友的信中，他写道：
昔之君子，惟荆（荆国公王安石）是师；今之君子，惟温（温国公司马光）是随。所随不同，其为随一也。老弟（苏轼自称）与温相知至深，始终无间，然多不随耳。"（《与杨元素书》）
意思是说，过去的君子以王安石为榜样，追随他；现在的君子以司马光为榜样，追随他。我与司马光彼此是多年相知的老朋友，关系亲密无间，但是我却不会盲目地追随他。
苏轼的这种态度造成了自己"上与执政不合，下与本局异议"（《再乞罢详定役法状》），也就是说上与宰相合不来，下与同事谈不拢。难道像苏轼这样一个"上可以与玉皇大帝聊天，下可以陪悲田院乞儿"的大好人，现在反而处理不好人际关系了吗？当然不是。关键在于苏轼敢于坚持真理，坚持实事求是的精神，而大多数官员做官的目的在于明哲保身、升官发财，所以苏轼才会显得如此不合时宜。这就是苏东坡的书生本色，也是他的为官本色。
据苏辙回忆，面对苏轼这种屡屡反对自己的做法，司马光渐渐不耐烦了，开始感到恼怒，打算将苏轼撵出朝廷，可巧他因病去世，这件事情没有做成。可是当时朝廷上下的官员大多都是司马光的党羽、门生，他们都希望能够联合力量求取提升，所以很讨厌苏轼这种特立独行的言行，大家都争相指摘苏轼的过错，找不出过错，就开始拿"乌台诗案"这部陈年旧账说事儿，诋毁苏轼。苏轼从此在朝廷之中就不得安生了（事载苏辙《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
以苏轼的智慧，对身边政治氛围的变化当然洞若观火，他不由得感叹：
念我山中人，久与麋鹿并。
误出挂世网，举动俗所惊。
归田虽未果，已觉去就轻。（《送吕行甫司门倅河阳》）
你看，好不容易脱离苦海、回到朝廷的苏轼，想不到居然与前辈、好友司马光发生了出乎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的矛盾，弄得自己又一次"不安于朝"。其实，东山再起的苏轼，除了在社会地位、经济条件方面有了极大改善之外，在京城过得并不比在黄州轻松、愉快，以他这种率真执着的做人原则，实事求是的办事方针，一吐为快的言行方式，只会给自己惹来越来越多的麻烦事儿，他的处境也将会越来越困难。那么，五十多岁的苏轼还将遭遇怎样的麻烦，他又将如何面对或者摆脱这些新的麻烦呢？
请看第七章《知难而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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