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发现自己面对着纯自然关系或者被神秘化为自然关系的社会关系。它们似乎是固定不变的、完备的实体；虽然能加以操纵，甚至能加以把握，但决不会被摒弃。然而，这种情况也在个人意识中创造了实践的可能性。实践成为适合于孤立个人的行为方式，它变成为他的伦理道德。［240］
因此列宁曾论证，无需否定历史，或者无需否定历史唯物主义，就能够摆脱必然性。因为历史唯物主义实际上就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所以对列宁的理论结构可以用他“发掘那些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表象下面具有无产阶级革命倾向的东西”［241］的能力来衡量。总之，辩证法“不是一种可以机械地应用到全部生活现象中的完备的理论”；它期待以一种“更完整和理论上更发展的形式”［242］得到应用。
马克思主义在列宁手中得以发展，这种发展仅仅在于进一步了解了个人行为同总体命运———即整个工人阶级的革命命运之间密切的、显而易见的，同时又是重要的关系。列宁只是把马克思主义向具体化推进了一步。正因为如此，从世界历史意义上讲，他成为了在无产阶级解放斗争中应运而生的，同马克思并驾齐驱的惟一的理论家。［243］
因此，如果个人能够洞察人类的共同命运，并且把自己同社会历史整体牢固地结合在一起，那么他就既能够实践马克思主义，也能够使之升华到一个更高的理论高度。因此，卢卡奇心目中的列宁是双料的黑格尔主义者。一方面，他通过洞察历史“命运”（理念的主观认识），把必然性同意志嫁接在一起；另一方面，他又通过实践，个别地传达具体的普遍。“对马克思主义具体问题的具体分析并非反对‘纯粹’的理论；正相反，它其实是所有名副其实的理论的最高峰，结果就产生了实践。”［244］但这并没有使列宁成为一个抽象的哲学动因。相反，卢卡奇非常赞赏列宁的个人行动胆略。另有一些马克思主义者，他们如此关心学说的纯洁性，以至于他们的“革命更多的是停留在口头上，而根本不懂得究竟何谓革命”［245］。可是，列宁却认为，“凡是期待一种‘纯粹的’社会革命的人，都绝不会活着亲眼看到那种革命”［24６］。实际上，在卢卡奇看来，他似乎是斯多噶—伊壁鸠鲁先哲们的一种集中体现。作为一位“垂范人间”的模范，列宁阐述了在一段时期内存在“一种根深蒂固的价值”；在此期间，操作正在取代实践，官僚正在取代革命。［24７］
20世纪20年代中叶的一代人，既看到了社会主义革命在德国与匈牙利的失败，也看到了它在苏联已经流于常规化。卢卡奇早期对新康德主义的研究，使他更敏感地察觉到这种马克思主义理论同实践的脱节；新康德主义强调“是”与“应该是”之间、“实在”与“价值”之间存在着区别。因此，他力图这样地来解决马克思主义的必然和自由的矛盾：人面对社会决定因素能够作出选择的证据可以在如下的个人认识中找到———他应该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对愿望与现实之间差异的同样一种认识，也显示出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主义的特征；这个学派力图创造出超越直接经验局限性而又不必过深地陷入黑格尔唯心论的一种辩证的社会科学。麦克思?霍克海默尔把尼采或狄尔泰的生命哲学同马克思主义的理性主义相结合，试图协调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24８］他的批判理论的一大分支，在艾里希?弗洛姆的唯心论以及赫伯特?马尔库塞关于工业化同异化相联系的观念中，把精神分析和历史融为一体。20世纪60年代美国新左派运动的参与者们受到了马克思主义中这样一个特殊流派的影响。虽然对这样一个折衷主义的运动下个总的结论是困难的，但这个运动的一个主要动因当然是对如下状况的一种深沉忧虑，即在技术化的现代化社会中人的个性的丧失，从而必然趋向于指望在毛泽东的中国来证明个人与群众之间的可协调性。虽然寻求人道的马克思主义制度的人们有时被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所困扰，但是，使各种疑虑一扫而光的是相信能够创立一个超越异化的社会主义社会。像青年卢卡奇一样，新左派运动的参加者们不顾斯大林主义幻想的大破灭，却花费巨大人力去建构一个社会主义的乌托邦；这种冲动具有深刻的人道主义的味道，它是一种避免马克思主义演化成社会学的许诺；这种社会学承认专家治国、社会主义社会的分层以及革命官僚主义化的不可抗拒性。如果自由王国得以实现，那么这些“规律”必将崩溃，从而又需要卢梭的“立法者”，葛兰西的“神话君主”，卢卡奇的“列宁”以及毛泽东本人。总之，规律将遭到理念的反对：与之相关的幻想即个体的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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