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昭的《这是什么歌》发表以后，《我们的歌》的作者即发表声明，宣布“休战”，这场诗的论战似乎暂告段落，但《是时候了》掀起的心灵的风暴并未停息。于是，又有俄语系的诗人杜嘉真写了同题诗，以示呼应与补充：“‘是时候了！’——/这是响亮的呼声，/纵然/写它的人/怀着怨愤；/但是/这声音里/有着战斗；/这声音/能使/血液沸腾”；“每个人/都皱着眉头/在思索，/看吧，/群众的海洋/已波荡到了/最底层，/我们要/再一次/刷洗/自己的生活”。——这里所提出的“波荡最底层”，“再一次刷洗自己的生活”的命题或许是更为深刻与根本的，但却被更加急切的政治性的话题所淹没，似乎没有引起什么反应。
不久，林昭又引起了另一场争论。在5月22日的辩论会上，林昭以她固有的坦诚谈到自己内心的矛盾：“我感到组织性和良心有矛盾。”此时北大部分“文艺界人士”(其中有《红楼》的编委、作者张炯、谢冕、任彦芳、江枫、曹念明、王磊、杜文堂等三十余人)已经开辟了“卫道者论坛”，在宣言书中有这样的说法：“有人说我们毕竟不代表真理，我们愿意和所有一切愿意追求真理的同志把真理追求”，“有人说要像狼一样吃掉卫道者。那么吃吧，如果办得到！”参看张炯、谢冕：《遥寄东海》，载《红楼》第4期。前者显然是对林昭《这是什么歌》的回应(“卫道者论坛”参加者江枫、曹念明都是《我们的歌》的主要作者)，而后者更是针对张元勋的。在林昭作了前述发言后，“卫道者论坛”即发表了一首题为《致林昭同志》的诗。作者接连发出责问：“青年团的组织性就是良心，团章哪一条要我们为组织性昧去良心？”“该怎样理解你的良心和你的真理？”作者并且声称自己“并不感到(组织性与良心的)矛盾”，这正是近于《我们的歌》的立场。
“卫道者论坛”的开辟与这首诗的发表，显然意味着《红楼》编辑部与作者群思想上的分裂，并且已经公开化。林昭本人对这首诗未作回应，倒是另一位校园诗人杜嘉真写了一首《组织性和良心——致林昭》的诗，对林昭表示了深切的理解：“你吐露出了深心的怀疑，/我知道你为什么说出了这句话，/这句话有多少酸辛。/而我更知道你的心比他们/有着更多的真理，更多的同情”；并这样尖锐地批评那些“卫道者”们：“他们‘快乐地成长，并不觉得矛盾’/生活和文章都是那样四平八稳！/他们从没看见组织上的错误，/看见了也从不承认；/他们从没看见别人的痛苦，/更从不感到自己应负的责任。/我痛心，他们为什么这样的麻木不仁/我痛心，他们为什么/有意无意的‘为组织性昧去了良心’。”诗人更是无情地揭示了自己的、也是林昭的内心痛苦，把批判的触角伸向自我灵魂的深处：“同志啊，我知道你那/欲言而又不敢的苦衷，/多少人和你一样/有着这种复杂的心情”，“扪心自问，在过去/我们曾多少次说出了违心的话，/做了它(组织)驯服的奴隶。/多少次压抑了自己，伤害了别人，/如今事过境迁已悔之莫及；/有的事使我们如此羞惭、痛苦，/有的事将使我们遗恨终身。”
这样的对自我奴性的正视与清醒也许是更为重要的：这才构成了真正意义上的反叛。诗人因此而向世人，也向自己，发出这样的警示：“别让那‘组织性’掩盖了/你的盲目，虚伪和不正，/别让它隐藏了对权力的畏惧/和那些自私自利的目的。/即使在执行组织的决议时/也要保持你说话的权利。”
这里，几乎是一针见血地点破了五十年代中国的时代病症，新的国民劣根性与知识分子的痼疾；但正因为它过于尖锐，为当时的大多数人(包括知识分子)所不能接受，诗人因此而罹难，整个民族也为拒绝忠告而付出了代价。可以看出，《是时候了》与《我们的歌》的诗论战，发展到这里，已经是相当深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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