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类 》 宋代理學三書隨劄   》 （九）新與舊      錢穆 Qian Mu

　　今人好作新舊之爭，又莫不喜新而厭舊。實則新舊衹是一名詞分別。就時間言，今日之新明日已成舊。就空間言，彼此兩地亦必互見，為新。新與舊衹是各人心理上一感覺，並無絶對客觀之存在。安於舊，樂於舊，則覺新亦可喜。喜新厭舊，則會感到一切盡可厭無可喜。
　　嬰孩初生，衹覺其眼前有新無舊，歡樂無上。及中年，則覺生命中新舊參半，而新的受舊的限製，不能如嬰孩乃至未成年前之快樂。待其老，舊日增，新日減，此下更少有新可得，將覺人生可悲可厭。實則不然。舊本都是新，老年人經歷愈積愈多，愈感充實，凡所回憶，全是往日之舊，但亦甚感快樂。
　　人當幼年時，倘一心嚮前，認為人生可樂盡在前，忽略其眼前之實際，白白空空過了，則將造成其悲苦之一生。如知得眼前即是一新，可喜可樂，待到晚年，回顧以前，亦可感到同樣喜樂。故凡屬人生，在其當前莫不是新，同時亦莫不是舊。無分老幼，盡若可喜可樂。主要則在己之一心。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正謂赤子心中無分新舊，衹覺前面一片快樂而已。
　　今日則競務趨新，同鄙守舊。然人生至十八二十歲，始為成人，而已積有十八至二十年之舊，又何可捨，又何能全不記憶起。方其趨新，又轉瞬即舊，人生乃盡屬可鄙可厭，惟有遠去國外，庶若獲一新生。故近代知識青年，首以出國留學為期望。中年人事業稍穩，財富稍盈，亦惟求其子女先能出國。待其老年，出國定居，亦庶終獲一新生。所謂不到黃河心不死，今日國人生活已有此一景象。舉國盡厭其舊，衹言興國與建國，則又從何處興起建起。
　　老子言：“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生可厭，即死無可畏。一般人既無出國之望，亦無日新月新之業，厭生之情不可製，則惟求一時之快。如交通事故之屢喪其生，而終難誡止，亦即其一端矣。喜新厭舊之風，今已舉世皆然，惟中國為尤甚耳。
　　今由新舊轉言動靜，人能安其心，靜其心，當前自足，則畢生可樂，而日新月新之境亦不期而自至，不召而自來。此之謂靜有動，動有靜，即是一神妙。果以己心驗之，則實況亦易知，非所難解。
　　濂溪《太極圖說》言：“主靜立人極。”又曰：“無欲故靜。”心有欲則動而不靜，心無欲則心虛自能靜，而又靜中能有動。如嬰孩饑自會啼，寒亦啼，倦亦啼，與之食，與之衣，使之睡，則安矣。然嬰孩非知有求食求衣求睡之欲，雖有啼有笑有恬有安，亦一片天真，事過則忘，其心則虛，所謂靜無而動有者是矣。及漸長，始知有欲有求，又能有記憶，實則在其生命過程中，其心仍是虛仍是靜，乃能日新月新而然，非先有一欲求以達此也，逮其長大成人，當仍該如此。孔子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此則可謂其不失赤子之心而然矣。雖曰有欲，實非欲，《中庸》則謂之率性，此為中國理想人生之最高境界，乃為人生之至樂。今人之厭其生而惟感不足者，則亦喜新厭舊之欲為之崇耳。
　　依世界人類宗教言，印度婆羅門教定人為四等，首為婆羅門，最貴，惟掌教。次剎帝利，主政，然隸於教。最末則為賤民。歷久不易。故印度不能成一國。而衣食粗足，亦以其心少欲，則亦終能相安而不亂。耶教則生前所欲，愷撒主之。死後所欲，耶穌主之。政教分，而終不治。伊斯蘭教一手持《可蘭經》，一手執刀，以教主政，以死後統生前，而終亦不治。中國亦分人有等，曰聖曰賢，曰士曰庶，人生當自求歷級而上，而曰聖希天，達於天人合一之境界而止。天乃一大自然，無新舊，無動靜，亦新亦舊，亦靜亦動，而無欲。此非深透體會於大自然生化之妙者不與知。濂溪之辨物與神亦正此意。實則物可通於神，神亦本於物，無大異也。神物如此，新舊亦可推知。故中國自古亦甚少新舊之辨。
　　《通書》又有《理性命》章，謂：“萬為一，一實萬分”,此七字涵有甚深妙義。如性命與理，無不隨人隨物隨時隨地隨事而異，而實出於一。通常多認為一積為萬，而不知乃由萬生一。中國人言天地，言宇宙，言世界，莫非言萬之為一。有萬代，乃始有一代。有萬方，乃始有一方。先有萬人之大生命，乃始有一人之小生命。西方人好言個人主義，而不知個人實由大群生。激而為社會主義，實則僅知有當前之多數，而不知無窮代之大多數。與中國人之言天地宇宙世界者仍大不同。
　　今試問，先個人乃有社會，抑先社會始有個人。亦如人分男女，禽獸亦有牝牡雌雄，植物亦有陰陽配合，乃始有生育。但最先微生物則可謂無陰陽之別，可見生物進化亦由合而分，非由分而合。此乃天命之一例。故《通書》本章言：“二氣五行，化生萬物，五殊二實，二本則一”也。朱子論理氣，亦謂二者無先後。若必追問，則理當先。故中國人所認識之真本源，所理想之大歸宿，必本於萬象之大同處，即朱子所謂之理氣是也。而西方則轉本之於各自之小別處。即如宗教，亦言有上帝，有靈魂，卻不問上帝與靈魂更由何來。則縱在天堂，亦仍見有分，不見有合。上帝可以支配靈魂，則靈魂復何有自由平等獨立可言。朱子言理氣，又必申明能在氣，不在理。理既無能，又何得生氣，則此氣乃自然生。然自然仍是一理，則豈不萬種自由，莫非平等，莫非獨立，而實屬一本乎。中國人則謂之天。孟子又曰：“莫之為而為者謂之天。”則天亦一自然。當知此自然之然，與此自然之自，仍在合中有分，則知天地之奧秘矣。今以俗語翻譯，則自然當稱自己這樣，衹這樣纔始見自己，亦衹自己纔始有這樣。種種活動，種種變化，種種能，則惟見在這樣這樣上，而自己則總是一自己，如無能，如無變。這樣即是一氣，氣中有理。萬物之各自有一自己，此即是理。今稱這樣與這樣之間有分別，乃見理。何以有此分別，則仍是這樣自己生出此分別。故朱子理氣二字，實即道傢之自然二字。惟自然合成一語，而理氣分成二字，則更見分明耳，朱子之理氣論，則似不能不說乃由濂溪此章來。亦可以說，濂溪此章早已啓其端矣。
　　今再言西方宗教信仰，天堂中有一上帝，有衆多靈魂。若果不再追問其何由來，豈不亦可說是自己這樣。而社會人世同是自己這樣，則豈不人世即如天堂。中國人言性，即如每一人之靈魂。言命，則如靈魂上面之上帝。上帝與靈魂之間，應有一分別，此即性命之理，一切都是自己這樣。則一天人，合內外，即當身而便是，更何必追求此天堂中之上帝與靈魂。又如佛教東來，釋迦牟尼大慈大悲，救苦救難，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則我今在地獄中，豈不亦如釋迦牟尼。衹要我心一轉，亦以慈悲為懷，亦以救苦難為務，則當下即涅槃，即身成佛，立地成佛，而佛世界亦即在塵世間。故耶釋之與吾儒，仍可三教合一。而中國社會則同時即天堂，同時即涅槃，機關轉捩衹在一心。自己這樣，便就自己這樣了。此乃中國觀念，中國理想，亦即中國傳統文化精義妙旨之所在。
　　《通書》有《文辭》章，謂：“文以載道，文辭藝也，道德實也。不知務道德而第以文辭為能者，藝焉而已。”孔子以六藝教，又曰：“遊於藝。”藝非不可要，但當先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而後始可言及藝。如植五穀，亦言藝。製造器物，亦言藝。即禮樂射御書數皆屬藝。如今人言藝，屬工具，屬手段，非目的。道始是其目的。詩三百，周公以之治國平天下。孔子曰：“辭達而已矣。”然有心之所懷，而未可傾以達者。屈原為《離騷》，太史公說之曰：“離騷猶離憂也。”屈原忠君愛國，憂之深，而未可傾情直達其辭乃若不可驟曉。而《楚辭》遂繼詩三百而為中國文學之所宗，其藝可謂之高矣。
　　孟子言仁之實，義之實。而曰：“智之實，知斯二者弗去。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樂之實，樂斯二者。’，則禮樂皆屬藝。智亦屬藝。惟仁義始是道，人之為學豈有捨道以為學者。中國人知各項學問必當會通合一於道。而近人之為學，則必分門別類，各成專傢，乃至不可和合。此則中西雙方智之不同之所致也。
　　如古希臘有荷馬，沿途演說，種種故事，動人聽聞，乃為西方文學之祖。在荷馬心中，所欲表達者，究為何等道義。其實亦如商品化，聳人聽聞，供人娛樂，斯已矣。此即獨立成為一項文學或藝術。陸放翁詩：“斜陽古柳趙傢莊，負鼓盲翁正作場，死後是非誰管得，滿村聽說蔡中郎。”此乃中國文學之末流小節，而正是西方文學之大本真源所在。中西文化相異，亦由此見矣。
　　《通書》有《勢》章，謂：“天下，勢而已矣。勢輕重也，極重不可反，識其重而亟反之，可也。反之，力也。識不早，力不易也。力而不競，天也。不識不力，人也。天乎！人也何尤。”中國人主一天人，合內外，識與力在人在內，勢則在天在外，故曰“天勢”，又曰“時勢”。孔子曰：“道之不行，我知之矣。”是孔子已識其勢之不可反矣。然勢衹在輕重之間，衹是一數量問題。輕重之分即是理，則勢亦仍是一理。惟有常理有定理，無常勢定勢。勢有變而理無變，理有必爭勢有不可爭。故中國人重理不重勢。理在我，盡其在我斯可矣。物極必反，在我無躁心，安以待之而已。西方人重外，勢則在所必爭，但亦終有不可爭者。第一次世界大戰，英法人與德人各在濠溝內，呼籲祈禱，上帝助我，早獲和平。然上帝究助誰，兩邊濠溝中人各不知。既所不知，復亦何爭。孔子則曰：“我之禱久矣。”安分守已，樂天知命，盡其在我，斯不爭。識之早，則易為力，此乃中國人生。否則且安毋躁，此亦中國人生也。
　　勢亦有動靜之分，如言時勢，則屬動。言地勢形勢，則屬靜。中國乃天下一統的民族國傢，就歷史文化大統言，其全國首都宜在北方黃河流域，不宜在南方長江流域。又宜在黃河上遊，不宜在黃河下遊。周室東遷，靜勢已變，不易再振起。孔子以平民講學，後世尊為至聖先師。然麯阜孔林僅供全國瞻仰，兩千年來之賢士大夫，能至孔林一瞻謁，此乃畢生幸事。然麯阜終不能為人文薈萃集居講學之所，則地理形勢所限，亦無可奈何者。戰國時，齊秦東西對峙，齊之臨淄稷下，為學術集中區，然統一大業，終不在齊而在秦，此亦有靜勢使然。
　　漢唐建都長安，最得靜勢之宜。政治首都同時即為人文薈萃之區。東漢都洛陽，其勢已不如西漢。宋都汴，地理靜勢最下。宋亦為歷代統一政府中最弱之一代。其時人文則集於洛陽，皆避首都不居，是亦靜勢使然也。濂溪湘籍，終隱廬山，非二程繼起，理學亦難宏揚。橫渠遊洛而名彰，而關學終自成一派別。朱子居閩，象山居贛，別有湖南與浙東。學術分野，皆由地理靜勢助成之。明清建都燕，而學術人文則薈萃江南。陽明生於浙，而為江西巡撫，其學流衍之盛，亦得地理靜勢之助。而東林起於無錫，亦江南人文薈萃區也。清乾嘉之學分吳皖，實則皖學自戴東原北遊京都，傳其業者亦多在吳。論述中國歷史人文，不得不兼重其地理靜勢之歸趨。
　　西方地理形勢易於外展，艱於內集。無論在政治上學術上，易分不易合，此亦靜勢所限。而各地氣候不同，此亦一種靜勢，其影響人文者皆至大。近人好論中國印度歐洲文化三係統，大體可以天時地理之靜勢為之說明。濂溪所謂“天乎，人也何尤”，此之謂矣。
　　《通書》論勢偏人事，偏動勢。故特加靜勢一邊以資發明。司馬遷言：“明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勢者，即天人之際，而古今之變亦無以逃之。明乎此，則知人事之用力所嚮矣。
　　《通書》又有《刑》章，其言曰：“天以春生萬物，止之以秋。物之生既成，不止則過，故得秋以成。聖人法天，以政養萬民，肅之以刑。民之盛也，欲動情勝，利害相攻，不止則賊滅無倫焉，故得刑以治。情偽微暖，其變千狀，苟非中正明達果斷者，不能治也。天下之廣，司刑者，民之司命也。任用可不慎乎。”今按：勢與刑不僅孔孟儒傢所不言，即莊老道傢亦不言。孔子曰：“子為政，焉用殺。”老子曰：“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而濂溪獨主為政以刑，何以故？蓋《通書》一本之《易》，《通書》此章亦引《易》之訟卦與噬嗑，同在《易》之六十四卦中，舉世事變，無不涉及。戰國時有陰陽傢，乃兼儒道，而言五行，則秋之刑殺，亦所不避。濂溪言陰陽，亦必兼言五行，則宜其有此章矣。
　　西方人爭勢重刑，既不諱言，復加提倡。今日國人望崇慕西化，但又言文化復興。竊意倘治《易》卦，又兼究陰陽傢言，庶於西化易接納，而亦知安插適當之地位。如《通書》，可為道其先路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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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朱子四書集義精要》隨箚《大學》（一）（二）
（三）（四）（五）（六）
（七）（八）（九）（十）
《論語》（一）學而篇（二）為政篇（三）八佾篇（四）裏仁篇
（五）公冶長篇（六）雍也篇（七）述而篇（八）泰伯篇
（九）子罕篇（十）先進篇（十一）顔淵篇（十二）子路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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