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思考 天命所归是大国   》 第47节:47      王小东 Wang Xiaodong

  我在前面提出的第一条选择标准是重要的。中国的一些理论家喜欢谈论美日、美欧、日欧矛盾,并把中国的战略建立在这些假定的矛盾之上。这大概是来自两次世界大战的推论。然而,今日的世界与那时很不相同。
  第一,在那个时代世界已被欧美及日本列强瓜分完毕,因此,对于土地、资源的争夺只能发生在列强之间,只能是“西方内战”。今天的地球上则有相当一部分领土不在西方控制之下。
  第二,在当时的科学技术条件下,西方国家的许多人尚生活在物质匮乏之中,“争取生存空间”——如果真能争取到的话——对于改善他们的生活是实际的。今天,发达的科学技术已足以保障几乎所有的西方人,包括日本人,不再有物质匮乏之虞。问题在于科学技术是否能够发达到仅凭现有的地球资源即可保障全人类无物质匮乏之虞。所以,主要问题在于防止尚未加入富国俱乐部的人挤进来,而不是把原有的俱乐部成员挤出去。只有到了资源环境恶化到非得把某个原有成员挤出去,否则其他人就富不了的地步,原有成员之间的冲突才会激化(这时,也许文化差异、种族差异都会变成重要的选择标准。于是,日本可能会首先受到排挤)。
  因此,正如亨廷顿教授指出的那样,西方国家之间发生军事冲突是难以想象的,西方和非西方的矛盾是主要的。西方在对付非西方时会采取一致行动。
  三、非西方国家的反应
  亨廷顿教授认为:如今,同其他文明相比,西方处于异乎寻常的力量的顶峰。它的超级大国对手从地图上消失了。西方国家之间发生军事冲突是难以想象的,西方的军事力量是无敌的。由于苏联的崩溃,美国成为世界上无可匹敌的唯一军事超级大国,这应该说是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次。在过去的人类历史上曾多次出现过在当时技术条件下地理隔绝的区域内的单一军事超强,但出现其压倒性军事力量能够覆盖全球各个角落的唯一军事超强则是第一次。这对全人类意味着什么?究竟是灾难的前兆还是福音?我们还不太清楚。但是,任何对于未来世界格局的研究都必须建立在对于世界新特征的清醒认识上。
  对于非西方国家来说,这一巨大变化恐非福音。苏联集团的消失,使得非西方国家失去了在夹缝中求生存的可能性。在1992年雅加达不结盟运动第十次首脑会议上,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把这一点说得很清楚:“过去我们有倒向另一边(指倒向苏联集团)的选择自由,现在我们没有这种选择自由了,我们新的选择自由是要么屈服,要么对抗。”在这样一个世界格局下,非西方国家会作出什么反应呢?
  亨廷顿教授认为有三种反应形式。一是采取孤立方针,不参加由西方控制的大家庭;二是“赶潮流”,设法加入西方行列,接受它的价值观念和制度;三是设法同西方“平衡”,发展经济和军事力量,同其他非西方社会合作对付西方,同时保持固有的价值观念和制度。简言之,实现现代化而不是西方化。第一种反应方式是代价高昂且不能持久的。第二种方式并不是能够一厢情愿地采取的(中国的西方化知识分子往往认识不到这一点)。能不能采取第二种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西方是否接纳你——接纳本身是与巨大的经济利益联系在一起的,因此决非你接受了西方的价值观和制度,它就会接纳你。有能力采用第三种方式的只有少数几个非西方大国,它们也得做出极为艰巨的努力才有可能成功。
  在失去了多极平衡的世界中,弱国和小国的命运将是任人摆布的。它们之中的少数国家可能会由于西方出于战略的考虑而被接纳进西方的利益分享体系,但绝大多数国家的命运可能是凄惨的。马哈蒂尔总理呼吁:“我们需要继续把我们的微薄力量合在一起,以避免西方老殖民主义复活。”印尼总统苏哈托说:“我们必须保证,工业化国家领导人津津乐道的世界新秩序不会变成一个以强凌弱、以富压贫的支配方式的新变种。”然而,呼吁尽管呼吁,关键在于它们的实力能够做些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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