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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文 》 反說西方取經 》
口不言錢
柏楊 Bai Yang
我們一直是一個輕商主義的社會,漢高祖劉邦先生曾用他的皇帝權力,努力打擊做生意的朋友,下令凡是商人,再有錢都不能穿絲質的衣服,也不能坐各種之車,而且捐稅奇重。劉邦先生魂歸地獄之後,他的老婆呂雉女士又下令商人的子孫概不準做官,也不準做吏,於是“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這和美利堅那種“萬般皆下品,惟有經商高”,恰恰相反。
──美國是一個重商主義的社會,君看過一則幽默乎,有一班小學生上算術課時,老師把七歲的約翰叫起來,問曰:“二加二是多少?”答曰:“五。”老師曰:“不對。”乃改嘴曰:“六。”老師曰:“也不對。”又改嘴曰:“七。”老師臉色發青,罰他去院裏站着,好好想一想到底是幾?小子衹好去院子裏站着,站了一會,一個遲到的小朋友惶惶趕來,發現該小子在院中金雞獨立,不禁大訝,問他幹啥,他說了一遍,小朋友嘆曰:“二加二當然是四呀。”小子拉住他曰:“我想你還是不要進去,免得他再把你趕出來。我給了他七,他都不答應,你衹給了他四,他怎能便宜你。”
美國第一流人才都當經理,而經理人才也是美國第一流人才。有人說這是美國文化的危機,危機不危機是另一個問題,而連小學生都一腦筋生意經,可說明一種現象,那就是經理人才就是經商。經商的目的就是發財,要想發財就必須講究效率,減低成本,信用第一。蔣夢麟先生未駕崩前,曾介紹過這麽一個故事,從前美國人見中國人,往往問曰:“你在哪傢洗衣店呀?”問得中國人又羞又怒。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不問洗衣店啦,而是問:“你在哪個實驗室呀?”中國人一聽,舒服舒服。蔣夢麟先生嘆曰:“殊不知其瞧不起則一也。”蓋均是以勞力賺錢,不過換了個窩而已,而美國人崇拜的則是以錢賺錢。
中國人很難一下子瞭解和適應這種觀念,在輕商主義之下,我們是有點假裝忌諱錢的,晉王朝宰相王衍先生便是一個絶妙例證,他閣下口不言錢,太太一氣之下,把錢堆積如山,團團圍住,以為他總該說錢了吧,誰知道他衹曰:“舉卻阿堵物。”譯成白話,便是“把這玩藝弄走呀!”
這個“阿堵物”典故,幾千年遺傳下來,傢喻戶曉。看起來王衍先生,玉姿婆娑,不但品格高,而且氣質雅,一位絶代佳人。不過讀者老爺最好不要再往下打聽,以免大失所望。王衍先生後來被當時目為大盜土匪的石勒先生捉住,嚇得順着褲腿撒尿,為了保命,不惜投上一機,勸石勒先生當皇帝。嗚呼,現在勸人當皇帝沒啥關係,在君權高漲時代,以他的位,以他的高,以他的雅,竟說出這種亂臣賊子的話,便內外太不相稱。
王衍先生口不言錢,假如沒有石勒先生最後掀了他的底牌,豈不清香撲鼻一輩子乎哉?其實即令沒有石勒先生掀他的底牌,他也不會清香撲鼻一輩子,蓋那些把他團團圍住的錢,是哪裏來的?正因為他有妙法弄到那麽多錢,他纔“俺可不是那種人”,一旦沒有那麽多錢啦,本性就會發作。有一次,蕭伯納先生為了他的劇本上演,和戲院老闆拍桌子爭吵,有人勸他算啦算啦,他曰:“不吵不行,我們的觀點始終不能一致。”問他啥觀點不能一致,蕭伯納先生曰:“他衹對藝術有興趣,而我衹對錢有興趣。”嗚呼,王衍先生在陰曹地府如果遇見了蕭伯納先生,不知道尊臉紅不紅也。
蕭伯納先生着實地諷了那位戲院老闆一刺,他爽爽快快地口不離錢,不像王衍先生酸溜溜地猛戴虛偽面具。孟軻先生見梁惠王魏罃先生,也有這一套,魏罃先生曰:“貴老頭不遠千裏而來,將何以有利於吾國乎?”孟軻先生答曰:“王何必曰利,惟有仁義而已。”弄得千載以下,魏罃先生臉上一直挂不住,其實我們實在看不出魏罃先生有啥不對之處,倒是孟軻先生,具有王衍先生“俺可不是那種人”嫌疑。然而這種畸形觀念,卻像幹屎橛一樣堵塞在中國人腦子裏,使我們的社會渾成了一盆泥漿。
有一種現象,不知道讀者老爺註意到沒有?那就是,越是多少年的老朋友,當你需要他“通財之義”時,越是藉不到一文錢。高雄那位朋友就是一例,蓋他不借錢給你,你們還是朋友,一旦有金錢來往,好比說,言明三月五日償還的,屆時你閣下竜心一想,我和他如此交情,也不是不還他,衹不過遲兩天,有啥關係哉?關係當然沒關係,但他下次恐怕是不再藉給你矣。是他不珍惜你這份友誼乎?非也,正因為他非常珍惜你這份友誼,他纔不藉,蓋不藉給你錢,友誼還在,一旦鬼迷心竅,藉給你錢,那纔真是錢也沒啦,友誼也沒啦。
結果是,我們的社會既缺公德心,又乏人情味。就在上個星期,柏楊先生暨夫人商量一番,想分期付款買個電冰箱。這年頭傢裏沒有電冰箱,簡直活着等於白活着,一切手續都辦好啦,就是保人難找。原來保我買電視機的那位朋友,不念四五十年老交情,竟然用種種藉口,一會說圖章不在傢啦,一會說身份證繳到人事處查對還沒發下來啦,反正是不肯保,把我氣得臉色異常難看,逢人就宣傳他是勢利眼兼冷血動物。不過話又說了回來,如果他閣下和我換換位置,我照樣也不肯保他,衹保了一個電視機就弄得在大門口貼上法院封條,而仍執迷不悟,再去保電冰箱,那纔真正是自作孽,不可活也。
寫了這麽多,似乎頗有點站在有錢人那一邊的趨勢。提起來有錢人,不要說我們小民啦,縱是上帝的獨生兒子耶穌先生,對他們的印象,都十分惡劣,所以曾喟然嘆曰:“駱駝穿過針眼,比有錢人進天國還要容易哩。”以天地間的至神,都發出如此嚴重的感嘆,可看出有錢人實在有點惡形惡狀。中國聖人對有錢人也有同樣的心理狀態,語不云乎:“為富不仁,為仁不富。”在農業社會中,發財的路子似乎衹有三個,一曰節儉吝嗇,一曰做官拿紅包,一曰明目張膽的搶。第一種當然是正途出身,其他兩種實在勾不起小民的尊敬。宋王朝時候,有一位江洋大盜鄭衆先生,受了招安,因他的出身不太高明,同事也好,長官也好,當然看他不起,他倒一點也不生氣,反而作詩一首,末兩句曰:“各位做官又做賊,鄭衆做賊纔做官。”一句話挖苦盡了天下的官崽,其實又何嘗不是宋王朝的官賊不分乎?中國人對中國官,畏的成份多,敬的成份少,大概原因在此也。
不過,時代進步到今天這種形態,我們必須在觀念上認清,除了上述三種方法外,一個人靠正正當當商業手段,也同樣可以致富。法律如果衹保護柏楊先生,恐怕以後誰都買不到分期付款的電視機。人們如果衹一味同情巷口那位暴跳如雷的劉老頭,恐怕我們就是急死,也再藉不到一塊錢。高雄朋友就是落伍的舊觀念下的典型産物──其心如鐵,六親不認;非他如鐵也,也非他真的六親不認也,而是落伍的舊觀念把他害苦啦,害得他成了鐵,也害得他不敢認六親。而嚮該朋友借錢的那位趙先生,則是落伍的舊觀念下的犧牲者,他即令出了門就去跳愛河,恐怕也得不到幫助,非大傢都狼心狗肺,是他自己塞住了自己的路。
臺北市政府五年前不是興建過一批市民住宅乎?也是分期付款的,結果住戶老爺搬進去之後,卻不肯如期付錢。在外夷之邦,這簡單得很,三個月不繳,法院通知單來啦,限令隆重搬出,如果你自己不肯動手,過了三天,就有法警前來代你動手。在中國便行不通矣,哎呀,我衹不過三個月沒繳,你就那麽兇,好吧,我們全家上吊給你看,再不然組織一個聯誼會,選出代表,跟你周旋到底。而法官老爺一想,住戶可憐兮兮,教他們搬出來,住到哪裏呀,未免太苛政擾民矣。於是乎錢收不回來,市民住宅遂成了空前絶後。
前些時報上不是報導美國某公司要在臺北蓋兩千幢二十年分期付款的住宅乎?如今沒有了下文。據說其中關鍵在於,萬一收不回錢來,他要確定受不受到中國法律的支持?受不受到中國輿論的支持?如果有人住了五年,第六年不肯繳錢時,洋大人不敢確定能收回房子,或雖確定可以收回房子,卻弄得怨聲載道,甚至引起反美高潮,恐怕是房子蓋不成,大傢也住不成。
所以我並不是站在有錢人那一邊,而仍是站在窮小子這一邊,一個嶄新的觀念不建立起來,我們衹有更窮,更殭,更沒有人情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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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北嶽文藝出版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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