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国之后的聂鲁达虽然已经与外交界绝缘，但并没有彻底退出政治舞台。1945年，他同硝石工人出身的智利共产党总书记埃利亚斯·拉非特（Elías Lafertte）被共产党提名为北方塔拉帕卡（Tarapacá）和安托法加斯塔（Antofagasta）图80两省的议员候选人。虽然聂鲁达并不是共产党员，虽然他从来没有过政治竞选的经验，但是他还是欣然接受了这一任务，并积极准备迎接挑战。当他决定这样做的时候，意味着他人生中一个新的阶段掀开帷幕——他要承担起对社会更直接的承诺与责任，要进入到人民群众中间去生活，要去了解去倾听民生疾苦，要与人民血肉相连，要去发现这个国家的苦涩现实。对于聂鲁达来说，让那些他从不了解、从未接触，也从不认识他的人信任他，并推选他为代言人，这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当时智共方面给聂鲁达非常大的自由度，他可以采取他擅长的方式，比如诗歌，发表竞选演讲。聂鲁达很严肃认真地考虑了智共的提议，他为此准备了智利历史上最独特和最值得记忆的议员竞选演说——长诗《向北方致敬》（Saludo al Norte）。北方、沙漠、矿区，对于生长于南方广袤密集的森林和绿地，常年沐浴雨雪的聂鲁达来说，是异常陌生的图81。在破败的快要坍塌的硝石矿办公室前，所有矿工聚集一堂。拉非特首先用工人们熟悉的语言，做了生动。简练并富有感染力的演讲。接着，他含笑对工人们说：“现在，让我们来听一个草原上从未有过的最特别的演说。这就是我尊敬的同志，诗人巴勃罗·聂鲁达”。聂鲁达出场后，首先对工人们说：“请大家原谅，我并不是演说家，但我准备了一首诗要朗诵给大家”。然后，他带着自己独特的浓重鼻音开始朗诵他的竞选演说——《向北方致敬》。在他的朗诵过程中，工人们始终带着惊奇甚至惶惑的表情静静地听着。诗中说，诗人终于来到北方，来到这从未改变的矿山。他来到这里，带着自己全部的真诚，他要倾听苦难的声音，同时他也希望自己的诗歌传遍草原的每个角落。开始，工人们并不明白这个所谓诗人拖着长腔，带着铿锵有力的节奏和韵律，到底要说什么。但是当诗人朗诵到“雷卡瓦伦（Recabarren）VIII没有死”，“现在拉非特来了，一步一步，前进着，斗争着，迎来曙光！”的时候，工人们突然意识到，这个诗人不是高高在上的，他是和雷卡瓦伦、拉非特一样的自己人！18聂鲁达用自己的诗歌打开了交流的通道，使自己被矿石工人们接纳、信任。他们开始把聂鲁达当成兄弟，向他倾诉，向他求助，把希望寄托在他身上。1945年3月4日，聂鲁达被千千万万来自智利最艰苦地区，来自最大的铜矿和硝石矿区的底层人民选为参议员。他一直将这视为一生中最值得自豪和珍视的荣誉。 聂鲁达说，在议会中代表他们，陈述他们的孤立、他们的广袤土地，是一个艰难的任务。长久以来，硝石矿公司是跨国资本的势力范围，英国、德国以及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纷纷在此圈地，争夺并最终划定各自边界。他们之间虽然利益纷争不断，但在对待人民的问题上，从来都是一致的：剥削和镇压。他们在这些地区强制使用自己的货币，制止一切集会，查禁政党和人民的报纸，未经他们准许任何人不准进入他们的王国。1906年，数千名伊萨克的硝石矿工举行罢工，并长途跋涉进城，打算向地方长官递交情愿书，提出他们的要求。夜里，途经一所学校对面的广场时，筋疲力尽的工人们停下来休息。佛晓时分，一个上校率领军队包围广场，在夜之将尽的寂静中，不声不响地屠杀了6000多人。当历史来到1945年，虽然经过智利人民阵线的执政时期，情况有所好转。但是跨国资本对矿工的剥削和压榨从根本上并没有得到任何改变。那些工人工作一整天十二小时，仅得到五十森达沃（Centavo），相当于半个比索（Peso）图82。聂鲁达还曾经亲身经历了生死考验。有一次，他被禁止向工会大厅里的工人们发表演说。于是他把演说地点从大厅搬到沙漠中，他在没有一棵树，一株草，一滴水的荒漠中为工人们讲解斗争形势，讲解如何寻求出路。二百名工人围成一圈，静静聆听，聂鲁达低沉的声音在沙漠中飘荡。突然，这声音被轰隆隆的发动机的噪音打断，接着一辆坦克映入眼帘，在距离聂鲁达四五米的地方停下来。坦克的盖子徐徐升起，一挺机枪伸出来，瞄准了他的头部。一个军官从机枪边站起身来，面无表情，目不错珠地盯着聂鲁达。聂鲁达没有被吓倒，他坦然地继续他的演讲。 在任职期间，聂鲁达不停奔波于北方沙漠中各个硝矿之间，工人们总是举着小旗在公司门口等候迎接他。他们带他去自己简陋的小木屋或者茅舍里，他睡的床总是铺着雪白雪白、浆得硬挺的床单。他们为聂鲁达做对他们来说很奢侈的食物，比如炖鸡，比如豚鼠——这种城里人只用来作试验从来不会往嘴里送的小动物，在沙漠的矿区却成为节日佳肴。每时每刻都有人来到他的住处，诉说他们的不满，他们的委屈，他们的痛苦，他们的挣扎。他们请聂鲁达给他们讲世界革命形势，要求聂鲁达朗诵他的诗歌。聂鲁达生感到无上光荣——人民需要他，人民需要他的诗歌。 这一年的三月，聂鲁达还获得了智利国家文学奖。他是同代作家中第一位获得此项殊荣的诗人。但是聂鲁达说，是那些素昧平生、被遗忘的、被苦难变得吃苦耐劳的、吃不饱穿不暖的、有时会遭到机枪扫射的同胞们，是他们颁给了我真正的“国家奖”19。他说：“我虽然得过许多奖，但那些奖却像采集昙花一现的花粉的蝴蝶那样瞬息即逝，而我获得的一项最高奖（一项许多人都蔑视的奖），实际上却是许多人难以得到的。我通过对美学的艰苦学习和长期探索，通过写作的迷宫，终于成为我的人民的诗人。那就是我所得的奖，它不是那些已被翻译的书和诗，也不是那些写出来用以描述或剖析我的语言的书。在我一生的那个关键时刻，在智利洛塔煤矿深处，在烈日下的炽热的硝石矿层上，一个男子从一条狭窄的坑道上来，如同从地狱中出来一般。繁重的劳动使他的脸脱形，灰尘使他的眼睛发红，他向我伸出粗糙的、上面的胼胝和皱纹形似大草原地图的手，眼睛炯炯有神地对我说，‘兄弟，我早就认识你了。’那就是我所得的奖。一个工人从可怕的大草原上那个坑道中出来，智利的风、夜晚和星星曾多次对他说：‘你并不孤单；有个诗人在想着你受的苦。’” [返回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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