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年代台湾本土作家还在酝酿期，绝大部分的文艺人士都由内地迁到台湾。《自由中国》时期的聂华苓很活跃，除了编务，更勤于创作，许多短篇、中篇小说和散文，便在这个时期诞生。
"那个时候的女作家，没有今天的条件。每个人生活的天地小，不外乎孩子、家庭。而且，首先要解决生活问题，那时，大家的生活都穷，女人，把家庭照顾好、孩子料理好，总是在夜深人静，才轮到自己伏案写稿，往往一写就写到半夜。"聂华苓从那种艰困中走过来。不过，她还是才思勃发、精力过人地支撑下去。每个月一次的文友聚会---春台小集，她都兴致盎然地参加。当时，坐落在台北市中山北路、南京东路口，一家叫"美而廉"的咖啡馆（如今是三商百货行），就是这群文友雅聚、高谈阔论的场所。小集中的文友有彭歌、郭嗣汾、王敬羲、归人、琦君、柏杨、周叶子、司马桑敦……后来这群人的变化很大，有的虽然仍在写作的路上前进，步伐多半都放慢了，有的干脆从政当官，有的则经商致富，有的停笔退休，有人因文字贾祸，坐过牢狱，如柏杨；有人远适异域，埋骨他乡，如司马桑敦；还只有聂华苓是极少数在文艺的路上，越走越开阔、越走越长远的一个。
这时，旅馆窗外雨已经停了，只有帘前的雨滴疏落地滴下来，打在窗台上，"的笃"有声。聂华苓端起一杯茶，沉默半晌。大概是回想到"春台小集"的文友吧！此情此景，正是"一场愁梦酒醒时"。
聂华苓早已过了闺中抒情的少妇阶段。
她说：
"在《自由中国》那个时候，也许我并没有意识到'他们'给我的影响这么大，这么深。越在海外生活得久，就越发现'他们'给了我一股伟大的支持力量。"
聂华苓口中的"他们"，指的是胡适、雷震、殷海光、夏道平、宋文明，几位随国民党撤退到台湾的文化、知识界的巨擘。聂华苓为《自由中国》主编文艺，在审稿上坚持文学、艺术的立场，追求内涵深刻、形式创新。正因为《自由中国》这份综合性的刊物，在那个媒体极受压抑的年代，它不但是良心的明镜、知识的先导，也是文艺的萌芽。而与上述几位先辈共事，他们的言行、思想，无形中为她建立了一个规范。知识分子的风骨，就是有原则，还要能坚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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