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最初创业的几年里，郭广昌并没有被眼前的利益蒙蔽了双眼。他意识到，现代医药必将是新世纪市场竞争的必争之地，而一开始就定位为“科技咨询”的广信当然不能只说不做，现代高科技的主攻方向之一就是生物工程。在赚到1 000万元之后，他最终确定把基因工程作为公司下一步的构建主体，而现代生物医药这个科技含量极高同时风险也极大的高科产业方向将是公司的主攻方向。
范伟和汪群斌的及时加入为复星的这个选择提供了技术后台。学遗传学出身的范伟是典型的学者，他专注于生物制品的研究，在复旦的时候就经常泡在实验室里，郭广昌用醉生梦死来形容范伟对实验的痴迷。
在郭广昌的力邀下，范伟带着自己对生物医药最新的研发技术来到了公司。他不仅带来了技术，还带来了一大批资源。实验中碰到的技术难题，通过范伟的学术关系网群策群力，为复星创造了无形的价值。郭广昌深知这一点，他在进行市场推广的过程中总是谦虚地说自己“一无是处，干着剥削压榨他人的勾当”。实际上，做市场推广一点不比药品研发轻松。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对市场的把握决定了药品研发的方向。
郭广昌对市场的精确把握来源于他事必躬亲的实践精神。走到市场中去，亲身体会市场需要什么，这是郭广昌拥有独到眼光的基石。“天才的诗人，他的第一声啼哭也不会是一首好诗。”同样，再独到的眼光都不是一日之间练成的，而是需要经过市场的磨炼。
艺术来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郭广昌对市场的把握又何尝不是一种艺术？
他把高起点、高投入开发与中国人相关疑难杂症的基因工程新药作为企业发展高科技产业和产品的追求。
除了范伟和汪群斌的研发能力，鲜为人知的是，梁信军学的也是遗传学，他和汪群斌还有范伟都是1987年进入复旦大学的，比郭广昌低两届。梁信军和郭广昌作为复星最初的搭档，对市场的开拓是公司生存下去的首要任务，因此梁信军的专业知识反而没派上用场。
等到复星决定向生物工程进军的时候，梁信军已经和郭广昌一起，在市场上摸爬滚打了好多年，丢掉市场去做实验显然不是明智之选。更何况，此时的郭广昌在市场把握上缺不了梁信军这个左膀右臂。
也正是因为梁信军在遗传学业内有很多老朋友、老同学，郭广昌也借机了解了更多关于这方面的市场动态。众所周知，一种经济形态开始复苏时，最活跃的肯定是意识形态。早在别人听任市场摆布，因为滞后性而跟不上市场步伐的时候，接受过高等教育又在商海中鼓浪弄潮的这批人是最容易领先市场、发现商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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