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史 》 歷史的壞脾氣   》 私塾消失背後的黑洞      張鳴 Zhang Ming

　　自從2002年我在《書城》上介紹了湖南平江的私塾之後，引起了各方的關註，大小媒體蜂擁而至，據說相關的討論會也開了幾次。出於中國傳媒可以理解的習性，所有的相關報道都好像是身處第一現場的獨傢報道，所有的議論都出於自己的獨傢發現。在這個小小的熱鬧中，大傢對平江私塾的論說，自然是七嘴八舌，說什麽的都有。視私塾為“落後的教育形式”的言論固然令我不喜，對私塾一味地頌揚同樣也使人胃口不爽。令我想不到的是，2003年年底，我在香港訪學的時候，一位到平江做節目的中央臺記者電話告訴我，平江最後一個私塾隨着歲末一塊兒關門了。回來後，在電視上看到了這位記者做的短片，嚮世人宣告：中國從孔夫子開始的、延續了幾千年的私塾教育，終於落幕了。
　　其實，平江最後一所私塾的關門，並不是中國私塾教育的終結。這個終結原本要早得多，大體是在清末新政廢科舉興學堂時裝入棺材;1922年白話文被定為官方教材之後，釘上棺蓋;及到新中國成立後，基本上已經入土為安了。我和妻子在平江發現的東西，嚴格來說，衹能算是私塾教育在特殊環境下的殘存的活化石。它的存在，從某種意義上說，衹有生物體上的意義，作為一種社會存在，已經等於消亡了。平江私塾的最後消失，雖然比我的預期要早了一些，但也在情理之中。在洶涌到來的現代化浪潮中，跟全國其他地方一樣，平江的山鄉也是正在消亡中的農村。在我調查的當時，就已經感覺到，平江農村使私塾賴以殘存的文化環境正在逐步被破壞，成年人長年到廣東打工的越來越多，當年的一位受訪者在贈給我幾首詩之後，就來信要求我替他在北京找工作。與此同時，人們的禮俗需要也在嚮時尚“進化”。皮之不存，毛將焉附？即使沒有官方不合作甚至壓製的態度，私塾也不可能長久地生存下去。
　　儘管如此，平江私塾的發現，對於中國的學界依然具有重要的意義。因為，平江私塾的存在，事實上揭示了西方所謂的大渠道教育（學校教育）跟農村日常生活以及民俗環境的關係。在傳統的中國農村社會，雖然理論上有官學和私學之分，但真正起教育作用的衹有私學。官學設在城裏不說，而且基本上沒有什麽教學活動，官學對於農村社會的意義衹是通過其學生（生員）體現的。對於農民來說，進了官學就等於跨進了科舉的門檻，官學實際上等於是古代社會選官制度的一部分。所以，真正意義上的學校教育，是由各種名目的私學實現的，其中，私塾是最常見和普通的部分。在接觸平江私塾之前，我一直認為，由於戲麯說唱等小渠道教育，農民喜聞樂見，有寓教於娛的作用，所以理應是農村社會教育的主角；農民的意識構成，主要來源於這些說說唱唱的東西；所以，對於農村而言，小渠道教育的價值理應更重要。因此，在我論述傳統農村教育的時候，給了小渠道更多的筆墨，對於鄉村的學校，衹是一帶而過。然而，平江的私塾糾正了我的偏頗。
　　中國的農村，事實上是個禮俗的社會，以養生和送死為核心的人生禮儀活動，實際上構成了農村日常生活的骨架。對於局外人來說，婚喪嫁娶、拜壽上墳、年節祭祀，無非是些繁復的儀式和吃喝熱鬧。但處在傳統農村環境中的人，如果離開了這種儀式，日常生活就沒有了靈魂，甚至可以說生活就沒有了意義。一方面，傳統社會的農民離不開禮儀活動，可另一方面，在那個時代，這些禮儀活動程序之繁復，講究之復雜，又是普通農民所無法掌握的。所以，私塾教育除了文字和道德知識的傳授之外，另一個重要的功能就是傳授禮儀，即平江人所謂的“學應酬”。學生不僅要跟老師學習各種禮儀活動的儀式程序，還要跟隨老師摻和婚喪嫁娶，現場實習主持儀式（主禮）。所以，傳統的禮儀從內容到形式的傳承，事實上是通過私塾來實現的。在所有具有傳授禮儀職能的私塾中，少數能夠完成學業的人，無論能否進入官學，踏上科舉的階梯，都成為事實上的鄉村之“儒”（儒的本義就是主禮者）。能夠熟悉和主持禮儀，不惟受人尊重，而且能多得一份收入（當然，有功名的人更具有主持禮儀的資格，衹是身份太高的人，比如舉人老爺，不大可能受如此的辛苦，一般衹是象徵性地過過手，比如“點主”，在絶大多數情況下，真正的主持者還是那些沒有身份的“儒”和窮秀纔）。而多數衹識了幾個字就半途而廢的農民，也因多少瞭解一點禮儀知識，而成為禮儀活動中很能配合的一群。據統計，在傳統時代，農村中男性成員，上過私塾的人比率是相當高的，可以達到50%左右（參見E.S.羅斯基的研究和李景漢的定縣調查）。有這樣大的一群人很懂行地配合，任何復雜的禮儀活動都可以順利地展開。我在許多地方收羅舊書時，都收集到了一些綫裝和手抄的“禮儀書”和“稱謂錄”之類的東西。禮儀書上把婚喪嫁娶各種禮儀形式的程序、步驟都講得十分清楚，關於喪禮，不僅有儀式程序，還有各種輓聯的寫法；甚至我還見到過一本手抄的《寫包本子》，是專門介紹如何寫上墳的“紅包”（紙錢袋）的，針對不同的對象，有不同的寫法。這些東西，據說已經傳了幾輩、十幾輩子（從其破舊的程度也可以看出）。看來，農民很早就把禮儀從儒傢典籍的《三禮》中簡化出來，變為切實可行的教程。
　　“禮”在農村社會的意義，很大程度上在於秩序的建構和維持。農民固然可以從鄉間戲劇說唱中知道什麽是帝王將相、才子佳人，仰慕忠臣義士、義夫節婦，但卻衹有在不斷的禮儀演練中，纔可能明了什麽是大小尊卑、昭穆遠近，學會怎麽樣進退有據、行止有節甚至禮讓恭謙。從某種意義上講，煞有介事的禮儀氣氛和一板一眼的禮儀程序，是鄉民學會服從秩序的最好老師，而演禮導致的肌肉記憶，遠比言者諄諄的說教更有效。也可以說，鄉村社會的秩序，主要是靠禮儀活動的展開來維持的。也許，這就是為什麽自孔子以來，儒傢學說的內涵經過了許多次的轉換，但禮依然是其核心內容的原因。實際上，私塾的其他教學內容，也跟“禮”不無關係。對儒傢經典的學習、掌握，從某種意義上說是學習禮的內涵，而文字的訓練，比如“對對子”的練習，在鄉下的功用就是寫對聯。對聯不僅用在年節，而且用於相互往來，吊死賀生。從這個意義上，上學纔真的能實現“知書達禮”。因此，我們說，私塾教育和鄉村社會的日常生活是密切相關的，屬於一個有機的整體。私塾和鄉村社會的鄉紳一樣，具有牽一發動全身的地位。私塾教育的缺位，從長期來看，不僅會導致農村識字率的下降，而且會使鄉村社會的既有秩序出現紊亂。
　　顯然，清末新政以來的教育改革，對農村社會産生的影響，事實上超過了學者們所能給出的估量。傳統私塾教育的迅速衰落和鄉村精英的流失，背後是農村日常生活的失常和禮俗秩序的紊亂。在軍閥混戰的大背景配合下，最後衹能導致鄉村暴力化傾嚮的泛濫，對中國的未來政治走嚮産生了導嚮性的影響。當然，任何後發現代化的國傢，現代化的過程總要付出代價。也許有人會說，鄉村的衰敗，就是現代化不可避免的成本。然而，清末以來教育改革的成本，並沒有在鄉村的迅速敗落面前停止支付，所謂新舊教育嬗變所藴涵的文化尷尬，實際上一直折磨着國人，直到今天。
　　晚清以來，傳統和現代的二元對立日益凸顯。傳統就意味着舊，意味着落後，現代則代表着新，代表着進步，體現着進化的方向。衹要是現代的，就意味着具有道德上的正當性和行動上的可行性。更可悲的是，作為被西方逼上現代化路徑的中國人，我們幾乎忘記了在所謂的傳統和現代的二元話語中，事實上隱藏着的是中西文化衝突的命題。西方的傳統和現代命題，和我們的並不是一回事，他們的傳統與現代是一個脈絡裏的延續，現代裏也包含傳統的東西，現代對於傳統，更多的不是背反，而是揚棄，甚至現代性的啓蒙，也可以藉復古的名義進行。但是，到了中國的語境裏，事情則發生了變化，傳統意味着中國，而現代則等於是西方；現代化的過程，不管我們有無自覺，事實上都包含有以西方替代中國的意義。以漢語教學為例，在基本上放棄了拉丁化的嘗試後，絶大多數教和被教的人，其實並沒有意識到我們的教學實際上還是一個“以夷變夏”的過程。自《馬氏文通》以來，漢語一直在被主謂賓、定補狀的語法體係所閹割着，被名詞、動詞、形容詞的分別肢解着。從小老師就告訴我們，王安石的名句“春風又緑江南岸”之所以有名，是因為他把形容詞“緑”當作動詞用。長大了纔知道，其實漢語原來根本就沒有這種動詞形容詞的分別。所有的語法概念，不過是人們藉來切割，不，凌遲漢語的西方語言學的手術刀。當然，跟所有的手術刀一樣，凡是叫這個名字的東西，都意味着“科學”，因此具有無法抵禦的魔力。
　　更耐人尋味的是，從白話文的改革到漢語拉丁化的嘗試，主導者莫不以平民主義為圭臬。據說把“引車賣漿者流”的語言引入書面文字，不僅可以把文言的死文字變活，而且還可以提高平民的識字能力。然而，在改革實踐中，真正落實到紙面上的文字，則流為各種形式的歐化語式，長句子加倒裝衹是比較露骨的一種，而較為活潑的散文體則比較隱蔽。而落到教育層面（白話文的提倡，沒有經過幾場像樣的戰役，就在提倡尊孔讀經的北洋政府首肯下，在全國中小學推行，1922年北洋政府宣佈廢除所有的文言文語文教材，代之以白話文），白話文的教學，並沒有獲得提倡者預期的效果，使平民的語言學習更加便捷容易，書面的文字能力得到迅速的提高。美籍華人學者唐德剛說，他在私塾的時候已經讀了《文遜和《通鑒》這樣的大部頭，轉入小學卻要大念特念“早晨和雄雞”、“喔喔喔，白月照黑屋”。這種“喔喔喔”的語文教育，固然背後有西方教育學和心理學的支撐，但喔不出名堂是肯定的。身為學者，吃文字飯的唐先生，他用中文寫作的功夫，估計十有八九不來自這些“喔喔喔”。今天，語文教學效率低下的問題，已經成為教育界和網上議論的話柄，九年甚至十幾二十年教不出能寫流暢母語文字學生的現象，並不是個別的事例。然而，我們的教育部門，其實對此並不真的在意。因為，說到底，現在衡量國傢教育的現代化程度的指標，跟學生漢語程度的高低沒有多少關係。
　　儘管私塾因師資和生源的差異，教學效果不一，但在漢語教育上的功效，卻是不容否認的事實。這說明，傳統的學校教育方式，應該有其合乎漢語規律的成分，儘管它很土，很不現代。不僅如此，私塾還告訴我們，對於中國人來說，語言的學習，並不衹是個文字的識別、掌握和訓練的問題，漢語教育，原本就和中國文化的母體息息相關。當中國文化的命運淪落到被逐漸邊緣化地步的時候，學生對漢語的掌握不可能好，甚至，對漢語本身都不會太在意。眼下，高考的英語已經和漢語語文一樣，達到150分的水平，意味着在中國的中小學裏，英語的學習時間和力度都要超過漢語。在此之前，大學生學習英語的時間，已經占到大學期間所學全部科目的三分之一到一半。教育部所提倡的英語教學正在成為時髦，中國的現代化終於迎來了它的雙語時代（其實是英語偏重的時代）。也許，過不了多久，我們就會像香港一樣，學生會寫的漢字不多了，人人說話都夾雜着一個又一個的英語單詞。西方人說，所謂的中國人，不是一個種族的概念，而是一個文化的概念。不知道按這個說法，到那時候，這個世界還有中國人沒有？
　　私塾的消亡，暴露的正是一個巨大的文化黑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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