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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义说部 》 民國春秋 》
第二捲·第五章 重整旗鼓
劉鳳舞 Liu Fengwu
革命黨人紛紛流亡日本。戴季陶隨孫中山之後，化裝成日本新聞記者，改名島田政一，從大連乘輪船“臺南丸”來到日本。
戴季陶又名戴天仇，他的祖籍是安徽休寧縣，以後遷浙江湖州府吳興縣。清朝乾隆末年，戴季陶的高祖戴聞天衹身流浪到四川。起初做幫工度日，以後幾經輾轉，在成都不遠的漢州，靠一個浙江同鄉的接濟和幫助，做起瓷器生意來。他以質取勝，收項頗豐。他的“昌泰瓷號”名聲大噪。戴聞天在廣漢定居下來，娶妻得子，建傢立業。傢業傳到戴季陶的祖父戴廉手中。戴廉為人慷慨尚義，尊師重道，遠近皆贊美其具有俠義之風。他精繪畫，卻不善於理財，晚年由於商業不景氣，幹脆關閉了兩傢瓷號，閑居在傢，沉溺於丹青之中，過着寧靜淡泊的生活。他能畫一手絶佳的海棠圖，遠近聞名，為時人所唱。
戴季陶的父親戴小軒也精於繪畫，但他受人秘傳更擅長外科醫術。戴小軒娶妻黃氏，受其指點，也精通治療。他們夫婦醫術精湛，遠近聞名。黃夫人篤信佛教，虔誠之心莫有能比。幼年的戴季陶也常常隨母親燒香敬佛，但他多出好奇之心，並不能深領其意。
戴小軒有四男三女，戴季陶是七兄妹中最小的一個，戴季陶排行最小，自然最受寵愛，吃喝玩樂都讓戴季陶占盡。
戴季陶的祖父素具俠義之氣，喜歡替人排憂解難，每遇有人發生糾紛，總是樂意居間作保。好人做多了，少不得會有得罪人的時候，賠錢受纍且不說，生活日見睏難。在廣漢頗有聲望的戴氏傢業從此衰落。
戴季陶天資很高，他從小聰明異常，年僅6歲就能即景賦詩。一天，戴季陶隨父親及父親的三位摯友到郊外散步，時值新麥方吐嫩穗，春光明媚。年幼的戴季陶在盎然春意中跑前跑後，歡躍如雀。戴小軒見兒子那聰穎的模樣，也得意萬分，便命他即景賦詩，以為助興。戴季陶果不負父望，迅速轉動他那機靈的小腦瓜，面對大好風光，用稚嫩的童聲一板一眼地吟誦出一首五言絶句來：“新麥出堤上，迎風如舞浪；
極目不知遠，江山皆在望。”
戴季陶10歲跟隨長兄讀書。長兄戴傳薪在漢州純陽閣開設私塾，他對小弟要求非常嚴格，專門為他製訂了學習計劃。戴季陶讀了許多書，眼界大開，學習進步很快，1901年鼕，年僅11歲的戴季陶隨兩個兄長一道去參加童子試，大哥戴傳薪順利地考取了生員，戴季陶在州試和府試中均名列前茅，偏偏院試時，《易經》試題是“為大赤”，以戴季陶的年齡及他所讀過的書籍，實在是搞不懂“為大赤”的題意，不明題旨之所在，根本無從落筆，最後交了白捲，整個考試功虧一簣，戴季陶心中好不懊惱。
1902年，戴季陶隨長兄戴傳薪到成都。戴傳薪在東文學堂謀到了一份差事。他把戴季陶送進東遊預備學校讀書。戴季陶在那裏學習日語，很快掌握了日常用語。
一年以後，戴季陶考上了成都客籍學堂高等科。同學之中多是舉人和秀纔，唯獨戴季陶一人年僅13歲，遠離弱冠之年。在這裏，戴季陶受名師指教，學問大長。每每考試，年齡最小的戴季陶總是名列前茅，令人颳目相看，受到客籍學堂師生的交口稱贊。
少年戴季陶並不順利，倒黴的事接踵而至。一次體操運動時，他不慎栽倒在地，左腳關節骨折，經過治療沒有完全康復，以致終生走路都有些跛。而且步行過久或天氣變化，都會隱隱作痛。在這之後不久，學堂裏調來了一位為人很不公正的監督（校長），他在評定學生成績時常常隨其所欲，偏襢喜歡的學生。戴季陶一嚮名列前茅，校長很不公正對他，他在憤恨不平之際，奮起發難抨擊。校長惱羞成怒，仗其權勢，不顧師生反對，竟然將戴季陶開除，並以師道尊嚴之詞呈請四川督署通令全川學校，不得收錄戴季陶入學。
戴季陶改名進入一所教會學堂——華英學堂。入學不久便顯出他的聰穎和功力，在學堂裏大出風頭。可是樹大招風，僅三個月便被官府查出這個改名換姓的人物，立即勒令退學。這時，戴季陶的華英學堂老師小西三七被川北中學聘為理科教師，他們幾乎同時離開華英學堂。小西見戴季陶喜歡讀書，能用一口流利日語和他交談，更加偏愛他。於是便主動介紹戴季陶到川北中學去做他的日語翻譯。這樣，15歲的戴季陶正式被聘用，月薪15元。
小西三七是位很有遠見的日本人，他認定倘若戴季陶今後還陷在這種惡劣的環境中，將來必定難成大材，故極力鼓勵戴季陶去日本留學。戴季陶雄心勃勃，經過學堂風波，對腐敗的清政府有一定程度的認識，又接受了小西嚮他灌輸的國外先進文化，特別是日本的文化和社會情況，决心聽從導師的指點，東渡日本，尋求新知識。
1905年，年僅16歲的戴季陶，叩別親人，揮淚踏上東渡日本的徵途。戴季陶乘船順江而下，來到漢口，他準備上岸找個客棧暫住幾天，再行東下。
他隨身攜帶七百塊大洋分做兩處存放，身上背五百，提籃裏放二百。他本來左腳遺留舊傷，不便步行過久，加之碼頭上的大斜坡更是難上，他提着沉重的行李，吃力地在人群中穿行。突然一條大漢從他身後閃過，一把搶過戴季陶的提籃就衝進人群裏。戴季陶知道自己遇上了強盜，驚慌之中茫然不知所措，竟然放聲大哭起來。
與戴季陶同行的是他的一位族兄，他在族兄的安慰和照料下，繼續東行而去。
戴季陶在日本東京，先後進師範學校、日本大學讀書。他文採風流，辯才雄盛，為人又熱情慷慨，在日本大學時間不長，就成為風頭人物。他在二年級時，便同幾位朋友，鬍森、王用賓、謝健、楊子鴻、張伯烈等組織日本大學中國留學生同學會，被選為同學會會長。
戴季陶是個富於浪漫色彩的人，他有着超人的才華、洶涌的激情、俊逸的丰采和豪放不羈的品性，贏得周圍同學的尊敬和喜愛，也令不少異邦女子暗懷春心。一位李姓皇族公主的朝鮮女留學生同他一見鐘情，哪知日本政府對朝鮮留學生嚴加防範，限製其自由活動。戴季陶不畏強暴，决定公開自己的愛情，他和李小姐把各自的親朋好友邀集在一起，舉行宴會，宣佈他們正式締結婚約。郎纔女貌，到場的友人無不衷心地為他們祝賀，倆人幸福至極。但婚宴後沒幾天，李小姐突然失蹤，戴季陶的伊甸園被莫名其妙地拆毀，他陷入深深的痛苦之中。
1909年，戴季陶從日本回國，他躊躇滿志，準備好好幹一番事業，但是當他回到上海之時，身上僅剩下四角錢，不足吃一餐飯，他毫無辦法，衹好在茫茫人海中無目的穿行，以期發現生的彼岸。就在他山窮水盡疑無路時，結識了上海教育界知名人士張俊生。張不僅慷慨解囊，並給他鼓勵勖勉。
不久，戴季陶離開上海去江蘇省城蘇州，以毛遂自薦的勇氣，叩開了江蘇巡撫的衙門，以日本大學法科畢業生的資格和過人才識，擔任江蘇地方自治研究所主任教官。
1910年春，戴季陶離開蘇州，回到上海，當新聞記者。他先在上海日報社，後轉入天鐸報社。戴季陶在報社兢兢業業工作，夙夜不懈，因而得到了天鐸報社社長陳屺懷的贊賞。兩個月後，便被破格提拔為《天鐸報》總編緝。他成了新聞界的風雲人物，他的筆名天仇也為人人皆知，“窮達利眼識天仇”成為上海新聞界的名言。
1911年，戴季陶剛剛完成新婚嘉禮，還未來得及度蜜月，清政府指名逮捕他。他聞風逃離上海，前往日本長崎。在那裏住了兩個星期，秘密潛回上海。哪知上海政治環境更加險惡，他無法在上海立足，獨自一人到了浙江省吳興縣，匿居于云巢山道觀，過了一段閑雲野鶴的出傢人生活。
不久，他登上南下的海輪，前往馬來半島的檳榔嶼。在檳榔嶼擔任《光明日報》編緝。他在那裏引起了革命黨註意，由著名的老同盟會員黃金慶主盟，雷昭信、陳新政介紹，他加入了同盟會。
武昌起義後，戴季陶於1911年10月20日回到武漢，投入保衛武漢的戰鬥。在攻占漢口招商局的戰鬥中，他一馬當先，勇敢衝殺。武漢的形勢逆轉，戴季陶便從武漢來到上海。
他到上海後，立即協助陳其美籌劃武裝起義。並同陳其美等人一起領導了上海的起義。
上海光復後，戴季陶毅然離開繁華的上海灘，附輪北上，來到大連。他在大連同東北的革命黨人領袖一起，籌劃東北的武裝起義。他試圖一舉鏟鋤滿清王朝的發源之地，使南軍北伐時，清統治者援助無人，逋逃無處，衹有束手歸罪。他同商震、蔣春山、張光如等緊張地進行起義前的準備工作。
戴季陶等電請南京臨時政府，迅速任命藍天蔚為東北主要負責人。孫中山接電後，即任藍天蔚為關外大都督。藍就任後委任戴季陶為關外都督府交通部長。
藍天蔚率軍北伐。因革命軍缺乏槍械軍火，戴季陶火速電告上海方面。上海的陳其美接電後，命令滬軍將領劉基炎押運大批槍支彈藥前往煙臺。
劉基炎中途突起歹念，悄悄將這批軍火改運登州，以圖據為己有。戴季陶及時得知這個消息，他假托有事，邀請劉基炎到海容艦議事。
劉基炎對於文人戴季陶沒有一點戒備，十分坦然地到海容艦上赴會。戴早有準備，待劉基炎得意洋洋地登上海容艦時，亮出手槍，對準他的胸口。劉大驚失色，退路全無，衹好束手就擒。戴勒令他將吞沒的軍火交出來。一個武夫，卻被文士製住，茫茫大海，逃走不能，反抗無用，無可奈何之下，衹好應允將吞下去的械彈吐出半數。
革命軍跨海北伐，很快在遼東半島尖山口登陸，反動清軍望風披靡，革命軍占領瓦房店，攻剋莊河廳城。
南北議和，孫中山功成身退。袁世凱擔任臨時大總統，下令取消關外都督，戴季陶衹好打點行裝，回到上海，再度從事新聞工作。
他同李懷霜、周浩等人一起創辦《民權報》，並擔任總編輯。他寫了不少文章，揭露抨擊袁世凱。對於袁世凱羽翼下的官僚政客、議員軍閥，戴季陶也無情地實行口誅筆伐，不稍假以詞色，一概抨擊無餘。由於戴季陶的文章對袁世凱復闢陰謀盡情揭露，再加詞鋒犀利、文字勁烈，一時為人們廣為傳誦，《民權報》也聲譽日增，讀者越來越多，大有洛陽紙貴、不脛而走之概。
戴季陶的言行引起了袁世凱對他的極端仇視，並終於不能容忍。袁世凱大權在握，急於清除異己，掃除復闢帝製道路上的障礙，於是，首先拿戴季陶開刀。
1912年5月22日，一夥租界巡捕氣勢洶洶地闖進《民權報》社戴季陶的辦公室，出示拘票，上書“戴天仇鼓吹閱報者殺袁、唐、熊、章，應即提究”。
戴季陶當即指着拘票，振振有辭地申辯：“拘票上寫的什麽鼓吹閱報者殺袁、唐、熊、章，這算是什麽罪狀？何況，袁、唐、熊、章都不住在上海租界，你們憑什麽抓我？”
巡捕根本不管戴季陶怎麽申辯，不僅逮捕了他，而且還想抓報館裏其他人，他們問報館發行人是誰？戴季陶冷笑道：“你們是執法的，應該懂得法律，你們帶來的這張拘票上，並沒有列本報的發行人，怎麽可以胡亂牽扯毫無關係的第三者呢？”
在租界捕房，戴季陶厲聲質問領班：“我這個案子，原告是哪一位？和租界捕房有什麽關係？租界捕房是否有這個權力，代中國政府在租界裏濫捕無辜？”問得捕房領班瞠目結舌，再也不敢和戴季陶多說什麽。
由於戴季陶精通法律，雄辯滔滔，也無把柄被捕房抓住，一嚮自詡為“文明自由”的租界當局無法將他定罪，再加上朋友盡心營救，規定的羈押期限一到，捕房衹好將他無罪開釋。
戴季陶出獄後，除了在報紙上繼續寫文章對袁世凱進行抨擊外，還發揮文學特長，編寫劇本宣傳革命。他堅持反袁鬥爭，雖然為此下獄，也在所不懼。他那意氣縱橫、聲光逼人的文章，對於揭露袁世凱復闢陰謀、警醒人們繼續戰鬥，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戴季陶與孫中山相識前，即1911年春，曾在檳榔嶼為孫中山傢當私人教師，為孫中山的兩個女兒——15歲的金琰和14歲的金琬講授國文，這時孫中山在歐美籌款。1911年12底，戴季陶以同盟會黨員兼新聞記者的身份首次見到孫中山，在交談中，孫中山詢問了戴季陶的姓名和個人的一般情況，孫中山這時纔知道這個年輕人就是風雲一時的戴天仇，又曾擔任過自己女兒的國文教師。從此，戴季陶與孫中山逐漸熟悉起來，兩人開始成為忘年交。
1912年9月，孫中山任督辦全國鐵路事宜，戴季陶被孫中山聘為機要秘書，從此，他便在孫中山的直接領導下工作。不久，戴季陶又擔任了孫中山的專職記室，隨孫中山奔走各處，把孫中山講話記錄下來，既快又準確，很受孫中山的贊許。幾個月後，他把孫中山在各地的講演記錄進行精心整理，輯成《民國政治綱領》及《錢幣革命要義》兩本書。
二次革命期間，戴季陶到南京協助黃興領導起義工作。他和黃興召集1、8師各級軍官、各單位主管軍官會議，戴在會上宣佈了袁世凱殺害元勳、毀棄約法、破壞憲政的罪行，號召大傢起兵討袁，廣大軍官都表示響應，少數袁黨死硬分子，如要塞司令吳紹璘、講武堂副堂長藩鑑等表示反對，戴季陶和黃興立即采取革命手段，當場將這幾個反對軍官逮捕，並毫不留情地殺掉。
為了保證黃興的安全，戴季陶說服黃興離開南京。黃興和南軍一些將領逃離南京後，戴拳陶仍然留在南京活動，受到士兵群衆的歡迎，一般同志聞戴天仇來，亦莫不欣然有喜色，交相告曰：“天仇先生，中山之代表也。”
戴季陶在南京陷入極度混亂的危急情況下，采取了迅速籌款、整頓軍隊等措施。他和何海鳴等人一起領導了南京第二次起義。
南京陷落後，戴季陶沒有外逃，堅持留在城裏繼續從事反袁鬥爭。為了輓回敗局，他聯絡了1、8師中的一批中下級軍官，圖謀再舉，但不幸消息泄露，沒能成功，反革命軍隊到處捉拿戴季陶，城裏一片白色恐怖。
一天，戴季陶辦完事從外面回來，見北洋軍已將他的住處，即由日本人經營的賓來館圍得水泄不通，一些士兵已入賓來館搜捕，戴季陶想要退回，已經來不及了，便衹好裝出漫不經心的樣子，坦然前行。因為北洋軍並不認識他，再加上他一口流利的日本話，那些士兵都被他哄住了，以為他是日本人，便放他進去。戴季陶昂然進入賓來館，然後攜一名日本妓女，雙雙翩然而出，居然奇跡般地闖過了險關。
戴季陶離開南京到了上海。
袁世凱命令他的御用北京總檢察廳，下令通緝發動二次革命的國民黨領袖們，分“首魁”及“執重要事務”共34名，戴是通緝犯之一。
戴季陶隨時都有被捕的危險。但他革命鬥志並沒有低落，他在上海製訂了一個龐大的計劃，决定到東北去重新聚集舊部，組成一支精悍的軍隊，從東北打進關內，直搗北京，推翻袁世凱的專製獨裁政權。他從上海再度北上，第二次到了大連。
大連的革命黨人寧武、劉純一、石磊、王明山、傅笠魚等人歡迎戴季陶的到來，他們一起籌措經費，購買軍火，發展黨員，等時機一到，便拉起軍隊，公開反袁。但那時全國反袁鬥爭形勢已經低落，戴季陶雖有宏圖萬裏，也鼓翼難飛。
這時，他聽說孫中山偕鬍漢民已離開中國到達日本，在日本繼續從事反袁鬥爭。於是，他决定去日本與孫中山合作，於1913年9月下旬來到日本東京。
二次革命失敗，袁世凱在國內實行黑暗的獨裁統治，資産階級革命派遭到嚴重迫害，軍隊潰散、黨人星散，中國上空，封建帝製的陰雲迅速凝聚。在這嚴重關頭，國民黨內部思想混亂，意見分歧，加上生活睏難，互相詬誶，20年來之革命精神與革命團體，幾乎一蹶不振。亡命日本的多數國民黨人對革命和討哀失去信心，悲觀失望情緒甚濃。其中少數黨員或因絶望而離開國民黨，或為謀取官祿而投靠袁世凱。孫中山並沒灰心喪氣，也沒有被袁世凱的囂張氣勢所嚇倒，自東渡以來，夙夜以國事為念。他急需重整旗鼓，更急需一批堅定的骨幹分子，因此，戴季陶的到來，使孫中山喜出望外，他要戴季陶繼續當他的機要秘書。
孫中山為了安置同志培養幹部，以繼續進行革命，與黃興、李烈鈞等在日本辦了兩所學校，其一為軍事研習所，對外稱“浩然廬”，其二為政法學校。前者研究軍事，後者則學習政治、法律。
二次革命的失敗，給孫中山以很大的觸動，他花很大的精力，認真總結革命失敗的經驗教訓。他認為革命的失敗，非袁氏兵力之強，乃同黨人心之渙散，意見之分歧，步驟凌亂，黨魁則等於傀儡，黨員則等於散沙，既無團结自治之精神，復無奉令承教之美德。特別重要的是國民黨在二次革命中，號令不能統一，事黨魁未能服從。他特別責備黃興，自辛亥革命後，許多作法違背他的意願。正因為這些原因，革命纔遭緻失敗，為了重新集結革命力量，孫中山决定另組一個黨，以重新煥發革命精神，這個黨要忠於革命領袖。孫中山决定把國民黨改組為中華革命黨。
孫中山規定：志願參加中華革命黨者，必須有志於革命救國，為國民謀自由平等，必須各具誓約，必須服從黨魁一人命令，並須在誓約上用中指按上指印，以志矢忠，為輓救祖國，犧牲一切。無疑，這裏存在着矯枉過正之弊，這套絶對服從領袖和打指模表忠心的辦法，近乎專製和迷信，是有悖於民主精神的。但孫中山旨在團结同志，加強黨內統一，以便再接再勵，堅持討袁鬥爭。
黃興、李烈鈞、柏文蔚、陳炯明、譚人鳳、熊剋武等人都不同意這樣的做法。他們認為袁世凱鎮壓“二次革命”得逞，其勢力正如日中天，須緩待時日，待機而動。他們對孫中山等積極組織新黨，亟謀在國內迅舉義幟，以推翻袁世凱專製統治，抱反對態度，被稱為“緩進派”。
孫中山則對形勢始終抱樂觀態度，認為有志竟成。他說：“惟我輩既以擔當中國改革發展為己任，雖石爛海枯，而此身尚存，此心不死，既不可以失敗而灰心，亦不能以睏難而縮步。精神貫註，猛力嚮前，應乎世界進步之潮流，合乎善長惡消之天理，則終有最後成功之一日。既使及身而不能成，四億蒼生當亦有聞風而興起者，毋怯也！此次失敗以後，自表面觀之，已覺勢力全歸烏有，而實則內地各處，其革命分子較之湖北革命前，不啻萬倍。而袁氏之種種政策，尚能力為民國製造革命黨。”
黃興等人認為，逃亡日本的黨人，都是被袁世凱所通緝的，不應在這個非案時期對他們嚴格要求，而應該在現在的基礎上，發展和鞏固反袁力量。黃興等對黨員入黨必須服從黨魁一人命令表示異議，認為黨員入黨並非為某一領袖服務，而是效力於革命事業。入黨要在誓約上按捺指模，是對黨人人格之侮辱。
孫中山對黨員必須服從黨魁一人解釋說：“此次組織，其所以必誓服從弟一人者，原第一次革命之際及第二次之時，黨員皆獨斷獨行，各為其是，無復統一。識者論吾黨之失敗，無不歸於渙散，誠為確當。即如南京政府之際，弟為總統，乃同木偶，一切皆不由弟主張。關於袁世凱受命為總統一事，袁氏自稱受命於隆裕，意謂非受命於民國。弟當時憤而力爭之，以為名分大義所關，寧復開戰，不得放任，以開專恣橫行之漸。乃當時，同志鹹責備弟，且大為反對。其餘建都南京，乃飭袁氏南下受職兩事。弟當時主張極力，又為同志反對。第二次革命之前，有宋案之發生，弟當時即力主開戰，剋強不允，卒遷延時日，以致於開戰即敗。可知不統一服從，實無事不立於敗衄之地位。”
為了籌建中華革命黨，孫中山17次召集會議，討論建黨方案和原則。黃興等人堅持自己的觀點，並請人婉勸孫中山改變自己的主張。但是，孫中山意志異常堅决。
黃興覺得這樣相持下去，恐與孫中山的矛盾加深，而削弱革命的力量，給袁世凱以可乘之隙，於是，他决定以療養胃病為名，離日遊美，使孫中山行其所是。
1914年3月，黃興在孫中山直接安排下，攜夫人徐宗漢、幼子一美、翻譯徐申伯、唐月池、秘書石陶鈞、李書城等人，乘日輪赴美。
李烈鈞、譚人鳳、熊剋武、柏文蔚等人拒絶加入中華革命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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