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思考 到古代中國去旅行   》 遼金食俗(4)      伊永文 Yi Yongwen

  史》中“泗州場歲供”的物品中就可見到這種跡象:新茶千胯,荔支五百斤,圓眼五百斤,金橘六千斤,橄欖五百斤,芭蕉幹三百個,蘇木千斤,溫柑七千個,橘子八千個,沙糖三百斤,生薑六百斤,梔子九十稱……正是由於有了這樣廣泛的飲食交易,遼金民族啖生喝血的飲食結構纔得以改變。《遼史》記載:降黜的遼王公扈從中,也出現了“庖丁七人、釀酒司三人”。金主款待“夏使”,也擺出了一副飲食大國的架勢,有“食官、監廚、稱肉官各一”,“尚食局直長、湯藥直長各一,廚子五,奉飲直長一,過食司吏八十,街市廚子四十”。這些現象絶非孤立,乃是一個民族整體飲食水準的反映,倘沒有衆多的山珍,何必設那麽多廚人庖丁?若沒有佳美的酒食,怎麽能有奉飲直長、過食司吏等官職?儘管這都帶皇傢色調,可這畢竟與遼金民族前期的“人仰乳”、“漁獵給生”的格局不同。無庸置辯,在遼金民族後期,一個具有漢化傾嚮的飲食體係正逐步形成。
  南宋洪皓在滯留金國期間所記金主供給南宋使者的食品,就給我們留下了一係列雄辯的證物:日給細酒二十量,罐羊肉八斤,果子口五百,雜使錢五百,白麵三斤,油半斤,醋二升,????半斤,粉一斤,細白菜三升,面醬半斤,大柴三束。
  以上“日給”,幾乎囊括了自宋元以來人們所津津樂道的人生七樁大事——柴、米、油、????、醬、醋、茶,它標志着全新的飲食生活的光芒已經普照到了遼金民族。
  同時,飲食習俗的變化也是和城市的繁榮密不可分的,是城市,衹有商品經濟發展的果實——城市的壯大,纔使享廚爨以摒毛血成為現實。《乘軺錄》記遼代的幽州城中就有26場,“列肆者百室”。南京則城北有市場,陸海貨物,聚於其中。“膏腴、蔬、果實、稻粱之類,靡不畢出,而桑、柘、麻、麥、羊、豕、雉、兔,不問可知”。這裏既有遼國的物産,也有來自中原的物産,兩水交流,匯成了一條五彩斑斕的飲食長河。
  金代的飲食市場更加宏麗,宋話本《楊思溫燕山逢故人》描寫的燕山市內的“秦樓”,其廣大,“便似東京的樊樓一般,樓上有六十個閣兒,下面散鋪七八十副桌凳”。這等規模的酒樓,足以表明金代燕金代酒樓山飲食市場消費能量之大,它至少可以和北宋最負盛名的東京樊樓相媲美了。山西五臺山北麓繁峙縣金代正隆三年(1158)所繪的壁畫,還可以使我們知道:金代的食肆酒樓是非常發達的,樓閣的宏偉,各式食販的忙碌,歌姬舞女表演的繁忙,絲毫不遜色於繁榮的中原。
  但並不能因此說,衹有宋代給遼金以影響,遼金對宋代就沒有影響和貢獻了。從遼開始,就有好食物傳入中原,填補了中原飲食的空白。即以水果而言,在遼代之前,中原是沒有西瓜的。遼國興起之後,據說契丹破回紇時得到一種水果種籽,契丹用牛糞覆蓋而加以栽培,培育出來的西瓜,其大如中原的鼕瓜,而味道甘甜,可以生食,這就是西瓜。也許是地理位置相近的緣故,金代也有人專門種植西瓜,元好問《續夷堅志》所記臨晉一農傢可為代表,他種了“一窠西瓜”,達“一千二三百顆”。隨着貿易的發展,西瓜也傳入了漢族居住的地區。在臨安街頭,“西瓜仁”被作為一種大衆小吃出售,這顯然是遼金西瓜的流韻。
  還有趙州的瓜,瓜以小為貴,味甜肉脆。每有漢使來到,金人便用盒裝滿趙州瓜送到漢使住的門前,任取以食。周輝《清波別志》記他在北徵時曾帶了幾個趙州瓜回來,贈給了李太。李太素善做醬,因此學會了“漬瓜法”,金人是非常欣賞李太的這一“趙州漬瓜法”的,認為它和金國風味“逼真”,所以,李太老了便辭職專靠出售“趙州漬瓜”為生。紹興辛巳,趙構駕幸江上,經過無錫,小
  太監到市場買到了“趙州漬瓜”,獻給了趙構。趙構吃後滿意異常,屢屢宣索,有時竟“嘗呼喚至夜”。
  至於其他食物,如乳酪這一遼金的特色食品,也進入了北宋的都城。“烹乳酪之珍饈”,此話不錯,乳酪獨特的風味受到了廣大市民的歡迎。東京城裏,“乳酪張傢”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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