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我们已经说过，苏轼对于新法的认识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他看来，无论是新法还是旧法，都要校量利害，都要实事求是，都要看它的实际效果。苏轼非常反感当初王安石独断专行地推行新法，反感新法人物否定一切的态度；同样，他对于现在旧党人物上台后不加分析地全面推翻新法，盲目否定一切与新法有关政策的做法也非常反感。
可是这样一来，苏轼必然与主持元祐更化的司马光发生巨大的矛盾，换言之，作为一个曾经被新党迫害的旧党人物，苏轼回到朝廷后，由于自身政治观念的转变，又开始与自己所属的政治派别发生了不可回避的矛盾。"元祐更化"时期，退居十五年的司马光重新主持朝政。司马光不仅学识渊博，而且谨言慎行、德高望重，是当朝的道德楷模。他与高太后达成共识，认为神宗皇帝、王安石的变法求新已经完全失败，当务之急便是罢废新法，恢复宋仁宗时期的政治格局。所以司马光执政之后，就有计划、分步骤地起用反对变法的大臣们，并陆续废除新法法令。
有一些新法法令在施行的过程中确实弊端较大，所以废除之后没有什么太大的争议，但是有些新法的废除问题没有那么简单。司马光与苏轼争论的焦点就在于是否应该废除免役法。
王安石变法之前，朝廷施行的是差役法。官府的许多劳役都由老百姓来承担，使其不能专心务农，贪官污吏又趁机敲诈勒索，导致许多农民倾家荡产。免役法则规定，老百姓如果不能服劳役，可给官府交钱，由官府雇用劳役。免役法的弊端在于有的部门收缴的免役钱款过多，而收缴的钱也并未完全用于雇用劳役。但是任何政策都不是十全十美的，无论是新党还是旧党人物，大都认为，免役法与差役法相比较，还是利大于弊。
苏轼原来是坚决反对免役法的。但此后多年在地方任官的实践经验告诉他，免役法的确比差役法要好得多。所以，苏轼虽然因反对新法而吃了很大的苦头，但他并没有从个人的好恶、所属的政治派别利益出发，而是从法令政策的实际效果出发，从校量利害、实事求是的原则出发来考虑问题，他的态度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成为免役法的坚决维护者。
然而，"元祐更化"领袖司马光的顽固程度与王安石相比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他对新法的成见太深，根本不同意继续实行免役法。苏轼将自己在密州实践免役法的种种好处说给司马光听，可司马光就是不采纳他的意见。
一次，在宰相政事堂里，他与司马光又开始激烈地争论免役法的存废问题。司马光不由得勃然大怒，气得脸色都变了。苏轼慢慢说："当年您做谏官时，与宰相韩魏公（琦）争论朝政得失，魏公虽然很不高兴，您依然奋然不顾地说下去。如今您当了宰相，难道就不能允许我把话说完吗？"见苏轼提起往事，司马光不得不勉强一笑以示歉意，但心中的芥蒂却挥之不去。他对苏轼的意见置若罔闻，依旧一意孤行。司马光这种独断专行、固执己见的做法让苏轼极为愤慨。退朝回家后，他依然怒气冲冲，一边卸巾解带，一边连声怒呼："司马牛，司马牛！"（事载苏辙《龙川别志》、宋·蔡绦《铁围山丛谈》）司马牛本是孔子一位学生的名字，与司马光没有任何关系，苏轼只不过想表达司马光太倔强，简直就是死牛筋，一根筋，所以脱口而出"司马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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