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儒家"内圣外王"的社会理想长期占据正统地位，中国人的政治意识中有一个根深蒂固的观念，即认为政治是道德的延伸。于是，对中国人而言，最理想的政治状况就只能是"有德行的好人掌握政治权力"。逻辑上再进一步，为了要达到这种理想政治状况，我们就应该不断地教育规劝那些掌握政治权力的人（或潜在者），使他们一心向善。近代以后，因为接受了越来越多的西方思想，思想上更深一层的中国知识分子普遍不再相信"好人政治"，而将希望寄托于"制度"改进上。然而，如果我继续追问：制度是如何改进的？我相信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认为，只有"好人"掌握了政治权力之后，制度才有可能改进。归根结底，这仍然是中国传统式的"政治决定一切"的思想模式支配的结果。
按照这种逻辑，要落实新闻自由，我们唯一可以做的--或者说最有效的办法--就是教化和规劝所有人（包括当政者和普通老百姓），让他们明白新闻自由是多么好；当当政者最终接受了我们的这种观念--或者由于老百姓的普遍觉悟迫使他们不得不接受--之后，新的更合理的新闻管理体制就会产生，新闻自由就能够得以逐步落实。然而我想说，这一逻辑过程只是我们一厢情愿地"建构"出来的，它不符合欧洲民主宪政制度形成的真实的"演化"历史。真实的情况是：由于社会上各种"共同体"的存在以及不断壮大，它们凭借自身的力量参与制定（完善）各种制度的博弈。通过这种长期而持续的博弈，制度得以改进并使政治受到约束，最终才达成了全方位的民主宪政。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社会力量最初很可能毫无改造政治的意愿（至少它们不会有全面政治改造的非分之想），它们参与博弈只是为了维护自身特定的利益而已。有两位伟大的启蒙思想家深刻地洞察了这一过程。在经济学领域，亚当·斯密称之为"看不见的手"所发挥的市场调节作用；在哲学领域，伊曼努尔·康德指出，是商业和战争之"恶"的手段而非道德善举将最终促成了"善"的结果，即所谓"永久和平"。自由市场经济体制的形成并不是因为斯密等人反复地劝说社会大众，说自由竞争是多么好；一个普遍法治的公民社会并以此达到各共和国家的联盟的"永久和平"的落实也不是因为康德等人一再劝说社会大众，说战争是多么坏，最终全社会接受了斯密和康德的观念，才导致了自由市场经济和法治"永久和平"的建立。他们只是发现了历史朝某一方向演进可能出现的结果（这种演进被康德称为"大自然的隐蔽的计划"），并进行因势利导的推动。要说"劝说"，他们甚至都没有"劝说"通过政治改革来创造一种新制度，而只是"劝说"不要扼杀而是促进这种自然"演进"的发生。
当然，中国的情况很不相同。由于我们的传统中基本没有上述这些现代性因子，因而在中国无论是新闻自由还是民主宪政，我们都不能指望它们会自然"演化"而成。相反，它们需要我们人为的"建构"，因而是异常困难的，这也是我在本卷上两章中一再鼓吹"精英责任"的原因。当下的核心问题是，我们"建构"的轻重缓急顺序是什么？就像一幢房子，当它已经造好了的时候，我们看到的当然是它地面上的部分；但造这幢房子的时候，我们却只能从打地基开始。具体到民主宪政和新闻自由，它们的"地基"就是一个强大的"社会"及新闻的"行业共同体"。
在中国，"政治决定一切"这条定律的力量是如此强大，所以这个观念才那么深入人心，而它的深入人心反过来又强化了它的有效性。在这个问题上，思想观念与社会实践呈现的是一种互相促进、互相强化的正反馈。我丝毫都没有否定"政治决定一切"在当前中国的现实合理性，但我认为，如果我们真的希望有效地改进政治，我们就只有首先放弃"政治决定一切"的思想模式，而从"社会"这个侧面迂回地下功夫。这是一种历史的吊诡，也许所谓"历史辨证"就是指的这个意思。历史上，特别是近现代，中国人改造政治的热情不可谓不高，付出的牺牲不可谓不大。但如果心平气和地反思一下，我们不得不承认，切实的成绩是如此有限！为什么呢？在我看来，关键就在于我们缺乏改造政治的社会基础。诚然，建设有利于现代政治的社会基础是一个漫长、浩大且默默无闻的工程，远不如政治的改革来得痛快、来得声名远扬。但是，没有一个最低限度的社会基础，政治改造不仅成功的可能性很小，而且很可能还会造成意想不到的灾难性后果。关于这一点，一部中国近现代史就是绝好的注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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