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评传 百年巴金   》 第七章 我相信正義的勝利(6)      陳瓊芝 Chen Qiongzhi

  三篇小說,分量重一點的當數《豬與雞》,這是作傢用純熟的四川方言寫成的抗戰時期四川都市的風俗畫。幾年戰爭帶來的通貨膨脹,物價高漲,民不聊生。據當年中央通訊社調查工人生活指數,1942年8月上半月合戰前指數,重慶是43倍。小說反映的正是這個時代,寫出了普通老百姓度日是如何艱難!  巴金本來想在“小人小事”這題目下寫十篇《豬與雞》一類的文章。1942年5月他由桂林去重慶的途中,在貴陽旅館裏又寫了一篇《生與死》。1945年在重慶着手寫的《女孩與貓》,到上海以後纔完成。《生與死》寫的是貴陽一傢煙紙店的年輕的老闆娘死於庸醫誤診的故事。《女孩與貓》寫的是一位從香港逃難到桂林的廣東籍小姐,對一隻貓産生了很深的愛憐。這衹“浪漫”的愛過流浪生活的貓和小姐都有一種落寞的情懷。1946年,他把這五篇作品輯成了《小人小事》一書,在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在這書的“後記”中他說:“所謂‘小人小事’,並沒有特別的意義,不過說這是一些渺小的人,做過一些渺小的事而已。”幾十年之後,巴金說:“我始終認為正是這樣的普通人構成我們中華民族的基本力量。任何睏難都壓不倒中華民族,任何災難都搞不垮中華民族,主要的力量在於我們的人民,並不在於少數戴大紅花的人。四十年代開始我就在探索我們民族力量的源泉,我寫了一係列的‘小人小事’,我也有了一點理解。”作者的這幾句表白,當有助於讀者對這一組作品的理解。  在那艱難的戰爭年代,作傢也同人民一道受難。印刷、紙張,無一不睏難,出書真是難極了。就是在這樣的情況下,巴金還是在想為朋友印書。他在1942年6月4日寫給瀋從文的信中,告訴他:文化生活出版社在四川印了瀋從文的散文集《昆明鼕景》和瀋夫人張兆和的小說集《湖畔》,衹是“紙張比桂林還要壞,這是無法的事”。在這封信中,巴金嚮老友傾吐了自己的心情:  我很高興為幾個熟朋友印書,也希望因此逼幾個熟朋友多寫點東西。對戰局我始終抱樂觀態度。我相信我們這民族的潛在力量,我也相信正義的勝利。在目前,每個人應該站在自己的崗位努力,最好少抱怨,多做事;少取巧,多吃苦。自己走自己的路,不必管別人講什麽。  正是這種對我們民族潛在力量的信心,正是這種正義必勝的信心,給了巴金在艱難環境中工作的力量。  1943年12月,巴金在桂林和從香港來的英國神甫賴詒恩有過一場辯論。先是賴神甫12日在《廣西日報》的副刊《灕水》上發了一篇《在西方的山巔上》,文中引用了僑居美國的林語堂《啼笑皆非》一書中的觀點,指摘人們“特別關心提高世界生活標準,而忽視了提高道德標準”。巴金在17、18日《廣西日報》上發表《一個中國人的疑問》提出異議。接着賴又發了《走嚮較好的世界》重申自己的觀點。26、27日巴金又發表《什麽是較好的世界》……論爭持續到第二年的2月。賴認為“個人的自私心”是萬惡之源。巴金則認為生活决定道德,“衹有改善生活條件,才能提高道德水準”,他說對挨凍受餓忍苦的人民空談“道德標準”本身就是不道德的行為,因為這裏面沒有同情,沒有愛。他說宗教也不是提高道德標準的辦法,宗教能給人以心靈的慰安,卻不能滿足人的饑餓。“要消除貧睏必須先使生産增加,分配合理。對於戰後民族和人類的前途,也是首先應該解决提高生活標準的問題。這在目前是一個嚴重的問題。在戰後更是一個嚴重的問題。經過了這樣的大戰事、大殘殺、大轟炸、大饑荒以後,復興工作的第一步應該是生活問題的解决,人第一需要食糧,然後纔需要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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