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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评传 》 红楼无限情-周汝昌自传 》
平生一面旧城东--纪念胡适之先生
周汝昌 Zhou Ruchang
上
谁能写写胡适之先生?海外人士自然不乏其人,如唐德刚兄即是一位绝好的“胡学专家”。 台湾也会有之。在大陆,却成了“问题”——日前中央电视台的《东方时空·百年人物 ·胡 适在1917》专栏来找我,定要讲讲胡适。家人说:他1918年方生,而1917已是新文学运动发 轫之年了,胡先生是主要人物——他如何有资格讲胡适之?中央台女士不答应,说如今再找 不到与胡适之相识之人了。
我听了不禁一惊——原来已经这样子了,连我都成了能说“开(元)、天(宝)遗事”的“白头 宫监”了。这虽有点儿比拟不伦,可是再“伦”些的比拟又往哪部书里去查呢?
我写了两 三篇小文,谈说胡适之先生,但今日经中央台一邀请,我却真的提起了兴致。在几百瓦的 强光巨灯前后“烘烤”之下我讲的不会太“好”(何况气温正在40度左右)。我再三重写一篇 “新”文,又何不可之有?
我对胡适之先生,其实谈不上什么了解与认识,因平生只有一面之缘,鱼雁传书有过六七通 ;他的著作我只读过两篇考证《红楼梦》的浅显文章。我的“学识”和“水平”,能讲胡先 生的什么呢?
但默坐沉思,好像又有些可以一说的话——这“可以”包括不妨一说和也想一说的两种意念 。
我是一名村镇里的小后生,不想有幸结识了许多的名流硕学,而且都是比我年长的忘年之交 。今日回想起来,这么多位之中,还得推胡适之先生为首位。
这理由很多了,并非震于盛名而故献谀颂之俗意。我试举数端,以资品论——
第一,就是他的影响没人能比。在海外此情最显:世界上汉学专家除外,一般人对中国文化 的 “常识”是有两位名人:一个是Confucious(孔夫子),一个就是Dr. Hu Shih(胡适博士)。 他的代表性之大,于此不难想见矣。
还有,我见台湾出版的《胡适全集》,附印有他所获世界各大学赠予的荣誉学位,列成一个 惊人的长串!我想,古往今来,国际上学位最富的人也许就算“观止”了吧?
再说,据云他的全部著述多达两千万字。我也不知道人类历史上还有谁的“字数”可以方驾 而齐驱。
这是中国百年来的文化巨人伟人中的首位,大概名次不会有异说——比如梁启超、陈寅恪、 钱钟书,只怕皆须逊让一筹。
第二,从人品性情而察之,胡先生是一位忠厚长者,君子仁人。
我这样说,有事实依据。
仁者待人,必以宽厚,不忮刻,不猜忌,无自大之态势,有热情之心肠。信任别人,尊重别 人。朗爽平易,真诚大度。
我于1947年之秋,发现了《懋斋诗钞》因而得使雪芹的踪迹比先前丰富了很多——此时离胡 先生发表《红楼梦考证》已有二十六年之久(1921—1947年),然而他的学术热情依然不减当 年。因于报端见到拙文,立即写信给以响应。
以此为始,通信频繁,讨论切磋。他从赵万里先生处得知我只是燕京大学的青年学生,和他 的 学术地位实有“云泥”之隔,但他依然以平等的态度相待,信札的语气一贯客气委婉,真率 关切。这儿没有做作的气味。
就是这样的交往关系,我竟冒昧地想借他珍藏的《甲戌本石头记》、《四松堂集》两部乾隆 抄本和有正书局石印大字本《戚蓼生序本石头记》。这三部书,一经我写信请借,他毫不迟 疑地包裹好了,托名教授孙楷第先生带给了我(三部书有先后,不是一次)。
我印象最深的是“甲戌本”的到来和入目,事隔五十多年,其情景仍然历历如在目前。
那是一天的下午,当时无课,也未到图书馆(一般情形是必到那里,不在宿舍屋里),忽闻叩 门有声。迎接看时,却是孙楷第先生,样子刚从城里回来,手持一个报纸包,交给我,说: 是胡先生捎给你的。
我向他致礼道谢。他说:“没想到你这么用功。”因不肯多坐,告辞而去。——我这才急忙 来看那个“纸包”。
三层旧报纸(看过的日报)裹着,正面极浓的朱笔字写着我的学校、宿舍、姓名——这三张旧 报我保存了多年,家人不知其意义,大约后来给“处理”了,十分可惜。前不久中央电视台 的《读书时间》节目中还想要拍它留影。
打开看时,一个不太大的旧布函(俗呼“书套”),函内四册敝旧的抄本书。
掀开第一页——我不禁惊住了。原来我所见过的那所谓《红楼梦》,都让人大大地“改造” 过了!眼前的景象,绝对不是想象力所能揣度得出的。
那黑字写得质朴厚重,似乎老练中又带点儿“稚气”。黑字之外,上下左右,还有数不清的 “红字”——朱批满布于眉上行间。纸已微黄,明显已经发脆了,我小心翼翼地翻转叶子( 叶,是中国式的双折叶,不是今天的“页”、洋文的page,而该叫leaf)。
急看第一回的正文,入眼的大黑字明白写道是:“列位看官,你道此书从何而来?说来虽近 荒唐,细谙(流行本皆作“按”)深有趣味。……”而不是习见的“作者自云因曾历过一番梦 幻之后,故将真事隐去……”的那一段“不像小说”的“闷话”。
细看时,原来那段话本非正文,而是回前的卷头《凡例》中的最末一条。流行的本子是没 有了“凡例”,而把这一条拉进了首回,混成了正文的开端。
总之,一切使我惊奇不止,对书发“愣”,久久才从兴奋激动中“醒”过来。
这部书,今日人人皆知,乃是连城之璧,无价之珍(1980年美国的红学大会上才公开露面, 大家惊为奇珍异宝;听说携至会上的保险费即高达数万美元)。而在1947年世人未见之珍本,我说 了一句话,就慷慨地捎给了我——而且,从此以后,再无一言询及,书是否还用?何时归还? ……这些情理中的惦念之意,半字皆无,简直好像是忘了它!
一个不深知的青年学生,他竟然如此信任,我想世上未必还有第二例。
也许有人会说:他当时并不重视此书,故视之淡然。是这样子吗?反面的证据可以举出两点 :第一是他告诉我说此书将来要献给公家。第二是他在北平解放前夕离开北平时只携带两部 书,其中一部即是《甲戌本石头记》古抄。说他未加重视,显然不是事实了。
然后,讲讲他的热情关切学术研究和青年学子的事业。我也可以举出亲历的事例。
当我见到了“甲戌本”之后,感触实在太深了,就写信说(只记得大意):您得到此本之后, 写了《考证》,未对它再做研究,迄今已有二十几年。观此雪芹原本真相,被后人变动篡改 得太厉害了,亟应校订出一部新版来,恢复雪芹的本来面目,此为一件大事。
此原是我向他建议之意。
很快接到了回信,他对建议表示出兴趣和支持:(大意说)这是个异常繁重的巨大工程,所以 无人敢于承担;你如愿意做这件事,我可以提供书籍(指可资校订的版本)。
这就是说,他的身份地位,已不容他去做这种浩繁而琐细的校勘工作了,他将我之建议转而 让给了我,并附以热情的支持。——这种支持也并非空头话,后来果然又借给我大字“有正 本”——当时已十分难得。书上印有“胡适的书”四字白话印(这也是他的创例)。
后来赵万里先生主动介绍,引我到东城王府大街北口东厂胡同一号去拜会胡先生。事后他 的信中除答我之话外,并言说到见我身体不甚强壮,嘱我不要太用功,要注意健康。
这一切,都可表明他对青年人的一种真诚的关心与扶持。
由这儿也就可以窥见我的历程:开头发现《懋斋诗钞》是曹学,而由“甲戌”、“有正” 二 本(加上后得的“庚辰本”)才是进入红学的真开端。饮水思源,岂有不念之理?人家批 我是“胡适派”,当时害怕,想讳言或否认,如今再思,也够可笑可愧了。
次后再讲讲他的仁厚高风。
诗曰:
肯将秘籍付何人,不问行踪意至真。
谁似先生能信我,书生道义更堪珍。
下
“文似看 (kān) 山不喜平”。平铺直叙最是索然而乏味、昏昏以催眠了。 但我行文至 此,真不知怎样才是 “起伏顿挫”、 “跌宕生姿”了——这实在不是“梦笔 生花”的事情。
写胡先生的大度,也可分为两个阶段而观其大略,并非“单文孤证”可比。
从一开始,讨论新发现的《懋斋诗钞》内所表示的雪芹生卒年问题,胡先生只同意拙见的 一半 (卒年),而不赞成拙说之生年“雍正二年”说,理由是若生得那么晚,“就赶不上繁华了” 。我即与之辩论,若依他的假设将生年提前五年(即康熙朝之末),那时曹家已十分不幸,父 子相继病亡,过继一个幼侄勉支门户,两世孤孀,家口零落,生计艰难——哪儿还有什么“ 繁华”可赶?
适之先生不肯接受此言,而且后来连他表过同意的卒年(乾隆癸未)也撤销了(仍主卒于壬午) 。当时我少年“气盛”,说话莽撞,但他并未介意,依然和蔼“对话”。
更有严重者,是我在文稿中讥讽了他的“白话文”的主张,批评他赞赏“程乙本”。这回措 辞更是太欠委婉,态度太不平和了。他的反应是只将这一页用紫色笔打了“×”,加了一句 批语,将稿寄还给我。此后也并无芥蒂的迹象可寻。
再讲一层更为麻烦的“关系”。拙著《红楼梦新证》创始于1947年,主体完成于1948年,稿 内涉 及胡适名字之处,原是一概敬称先生,亦无不恭之词。学术见解略有分歧,从未触伤交谊情 分。但到正式印制成书时,已是1953年之9月,这其间已然经历了天翻地覆的革命变化。主 编者当然要把政治和思想意识的关,就将稿内的敬称删净,建议加强对他的批评批判之词。
其实,我想和胡适“划清界限”只用这点儿办法是不灵的——后来的运动中,“与胡适的关 系 ”成为我所生地村镇中的一桩特大政治案件,家兄祜昌因与我合作校勘真本《红楼梦》遭人 “告密”,说是写作“反动的书”,与胡适有“政治关系”,以致三次抄家,书籍稿件片纸 无存,并且最后“扫地出门”了!
与此成为“遥映”的情景发生在当时的“海外”。据后来传悉:台湾有一位人士,买了一部 《新证》送给胡先生,意在“挑逗”——让他看“周某批胡”的地方,惹他的恼怒。 谁知, 胡先生读了此书,大加称赞,却要他再为代购几部,以便分赠友人。他说:此书虽有“ 可以批评之处”,却是一部好书。并云:撰者的治学功力,令人佩服;是他的“一个好学 生 ”。(这句话,中央电视台《读书时间》节目邀我讲《红》时,曾于映出胡适相片时特 以醒目字迹映出。)
再据我后来所见,他文章中叙及戚蓼生时,完全是采用了拙著中《戚蓼生考》的研究收获。
这些事实,充分表明了他是有仁者之心的厚道人,不计较那些历史造成的琐末细故。若是一 个计较鸡虫得失、惟恐失一毫毛的器量狭小的卑流人物,就会“怀恨在心”,找个什么“机 会”也要施以报复之计,方为称怀快意。
从这一点,我可以进而说明一点:在我五六十年来有幸接触交往的很多位鸿儒硕学中,称量 其为人的气度气象、胸襟视野,我感到惟有胡适之能够得上一个“大”字。
这个“大”,就是中华文化上讲的那个“博大精深”的大。这是个“形而上”的命题,并不 同于图表数据——需要体会感悟,而不是“计算”。
我确以为,百年以来,与胡先生同世的名流学者,都还于这个“大”上难与相比。多数是专 精于一科一门,兢兢自守,门庭不广,抱负有限,成就表现也显得区域广狭远远不同。
也许我的估量偏高了吧?但我还是希望中国学者,应该有此“大”者才行。
本文的标题是出于1987年胡适之先生百年诞辰时我作的一首七律,其时我正在北美,周策纵 先生要到台湾去参加纪念大会,便将此诗携去(后来《传记文学》曾有刊载)。记得那是1948 年的某日,由赵万里先生的引介,我到东厂胡同一号胡府上去拜会他。平生一面之缘,至今 已成为十分珍贵的历史记忆。当我第二次再造府门时,启扉迎客的是他的长公子,口称家父 事忙,已不及接谈——我是专程送还“甲戌本”的,便将书函交付他手,作辞拱手而别。
我与胡适之先生的缘分,至此告一段落。
我方才说过:胡先生之为人治学,堪当一个“博大精深”的大字。至于精深,是为另一标准 ,我不敢妄评如何了。记得见过一篇文章,说梁漱溟先生评论胡先生的学术时,用了三个字 ,是“简、显、浅”。倘若如此则与精深即有距离了。
胡先生的两千万字的著述我未读过,并无资格发言;我只能从他对待《红楼梦》版本这个问 题上略略窥见他对文学与语言的识见与主张,因而感到他在这方面确实伤于简浅了。
例如,在1982年以前的八十年的长时期,普通流行的“标准本”《红楼梦》就是胡先生自己 珍藏的“程乙本”的“化身”,胡先生为之制序、考证,成为“经典”。但此本实是程、高 之辈伪续而又篡改前八十回大量文字的一个最坏的本子——即去真最远的假“全本”。胡先 生赏识此本而为之印制推广于天下,理由只是它改得“更白话化”了。至于文字的优劣美恶 ,情趣气味的高下雅俗,他就一概置之毋论,“一视同仁”了。
我对这一点,特别敏感而难以“忍受”——也许是天性吧?我对朋友个别谈心乃至在某种聚 会场合中,都不讳言这一点。我的骇俗(甚至伤众)的话是:一个人连雪芹的原手笔与程、高 等人妄改伪加之文字的优劣都不能区辨,不能感受两者的巨大而深刻的云泥霄壤之别,则此 人有无可能(资格水平)来研究中国汉语文的文学,从根本上就是一个问号。
难道大师如胡适之,竟会如此吗?
至于他在新文学运动中力倡“白话文”之有功,人人皆晓,何待烦言。可是我看到他对白话 与文言的“走极端”的态度,也深感诧异!
我时常疑念这一点:胡先生把“文”、“白”机械地割离分裂,使之成为“绝对对立”,令 青 年人觉得“文”是极坏极可畏的“洪水猛兽”,避之恶之,惟恐不及——这对吗?这“科学 ”吗?这于中华大文化之发扬发展,有利还是有害?百年来学术界有识之士,深思熟虑过吗?
事实上,只要平心静气地好好学一点中华汉字语文的话,就会悟知:在我们几千年的文化史 上,“文”、“白”不是像有人想象的那样如同棋子,一边纯黑,一边纯白,两边是“仇敌 ”,“你死我活,不共戴天”!这样理会,我老实说(无法委婉含蓄),是可笑的。
这样看待中华语文,是错的,不科学的——对自己民族的语文是不曾好好学习认识过的。
“文学改良”(或“革命”)的命题是无可厚非的,谁也不会反对——小说、剧本、童话、儿 童故事……都该是“白话”——文学嘛。但事不止此。学术专著、政治文件、一封信札、一 个通知、一张请柬……依胡先生,都绝对不可有一丝一毫“文”句。中华的“文各有体”的 明智科学的传统,到此无人再讲——真是千篇一律,NFDA6嗦无比!
这种“白话灾”,人亦不思:写个什么,动辄“洋洋万言”——这“万言”的写、抄、打、 印、校……最后的“刷”(印也),所费的白纸,所需的人力、时力、物力……简直惊人 极了!
可是,谁也不来算算这笔惊心动魄的大账!
这种后果,胡先生自然是不曾想到,也不会以为是什么可忧的“大事”吧。
其实,百姓口中天天说些“文言”,广东方言简直就是“文言”讲话。
我开过玩笑:直到“打倒文言”的百年之后的今日,我接到的各种请柬百分之九十九最后一 句还是“敬请光临”。这怎么“白”起来呢?建议改写成“恭敬地请求您浑身发亮地到来!” 这够“白”吗?
假使中华人所写的“语文”都成了这种“改良”或“革命”的“现代新中国话”,我们还能 “活”得下去吗?太可怕了吧?
我感念胡适之先生的人品道义,与我对他的语文主张的态度完全是两回事。我怀念他,是心 里话,以前不便畅言。对他的语文主张有不同意见,也是心里话,不说就不诚实。如果什么 地方什么人士借此来别生是非,那就是道义、学术以外的事了。
胡适之先生的博大、仁厚,是谁也歪曲不了的。
诗曰:
平生一面旧城东,宿草离离百载风。
长念有容方谓大,至今多士尚研《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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