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对于变法新党人物，苏轼的态度却完全不同。
苏轼与弟弟苏辙饱受新党迫害之苦，他们对于新党人物的态度用"深恶痛绝"来形容一点也不为过。在苏轼的笔下，新党人物真是祸国殃民，罪无可赦：
吕惠卿、李定……之流，……其为奸恶，未易悉数，而王安石实为之首。今其人死亡之外，虽已退处闲散，而其腹心羽翼，布在中外，怀其私恩，冀其复用，为之经营游说者甚众，皆矫情匿迹，有同鬼蜮，其党甚坚，其心甚一……此等皆民之大贼，国之巨蠹。（《论周穜擅议配享自劾札子二首》）
意思是说：新党之流，罪恶多多，而王安石实是祸首。新党的领袖人物有的已经死去，有的闲置散居，但是他们的心腹羽翼依然遍布朝野上下，都暗暗感念领袖的恩德，他们希望能够重新得到重用。为他们辩护游说的人很多，他们强词夺理，如同鬼蜮。这些党羽团结坚固，思想高度统一，对百姓危害很大，是人民的公贼，是国家巨大的蠹虫。
对于新党人物，苏轼兄弟旗帜鲜明地反对朝廷授予他们重要职务，反对新党人物推荐的人选，要求加重对新党人物的处罚，要求彻底追究新党的政治责任，而任何对于新党人物的提拔、宽恕，也都会引起苏轼苏辙兄弟极大的警觉。比如对于曾一手炮制"乌台诗案"的李定，苏轼就认为朝廷对他的处罚太轻，因此拒绝起草关于李定的处治状，请求朝廷给予李定更加严厉的流放两千里之外的处罚。李定后来被贬到安徽滁州，距离开封一千多里，并死在了当地。对我们来说，苏轼对待新党人物的这种态度，似乎有些出乎意外，但又在情理之中，究其原因主要是：
1?"元祐更化"的政治核心在于全面反对、推翻新法与新党人物。苏轼作为元祐重臣，作为元祐更化的受益者，必须鲜明地表明自己的政治态度、政治立场，因此，激烈反对新党人物本身是一种政治立场的表达，也是他作为元祐大臣必然的政治行为。
2?苏轼与弟弟苏辙深受新党人物的迫害与折磨，他们都非常害怕、担心新党人物东山再起、卷土重来，所以要不遗余力地打击抨击新党人物。对于新法政策，苏轼认为可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因为好政策可以给百姓国家带来好处；而对于新党人物，他认为都是一些奸佞小人、结党营私之辈，应该予以清除。由此可以看出，苏轼在对待新法政策与新党人物上是有鲜明区别的。
3?苏轼是一个伟大而杰出的文学家、艺术家、诗人、思想家，他在逆境中善于解脱自己的心灵，善于对自己的人生进行彻底的反省思考，但他毕竟不是一个十全十美的人物，他也有自己的缺点与局限性。在北宋时期，苏轼的基本角色是朝廷官员、政治家，他的政治角色本能地要求他为旧党政治派别服务，这并不以他个人的意志为转移。对于迫害折磨过他的那些新党人物，他当然是发自内心的仇恨厌恶，现在他处于优势的位置，对于新党人物的打击就势在必行，这就是封建社会的政治斗争，对于这一点我们必须要予以正视。
4?苏轼虽然不遗余力地打击新党人物，但是坚决反对通过文字狱来迫害士大夫，这又是他在激烈的政治斗争中所保持的一点清醒的认识。
书生意气 不合时宜
苏轼如此激烈地抨击新党人物，那他与旧党人物的关系应当非常密切吧？其实也不尽然。
请欣赏:
请给我换一个看看！ 拜托，快把噪音停掉！我读累了，想听点音乐或者请来支歌曲！
<< Previous Chapter Next Chapte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