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评传 》 远去的国学大师及其时代：狂人刘文典   》 第46节：千里走联大(12)      章玉政 Zhang Yuzheng

　　综上所述，应该说，"身无分文，心忧天下"才是西南联大时期的刘文典最为传神的写照之一。当然，如果说他有什么不够进步的话，那就是他的这些所作所为完全出于一个读书人的自觉，而未能有意识地"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投身抗日救亡的行列"。
　　战后如何对待日本
　　对于日本这个国度，刘文典所表现出的理解深度与关注视角，即便是在今天的中国，亦堪称理性独到，相当成熟。可以说，刘文典所秉持的始终是一种国际视野的日本观，而非单纯的中国视野的日本观。
　　刘文典一生曾三赴日本：一次是1908年年底青年留学，一次是1913年政治逃亡，一次是1936年学术访问。可以说，是日本给予了他直接接触东西方现代文明的机会，让他完成了早年的思想训练与启蒙。但正因为对这个国家有着深度的接触与了解，刘文典更感觉到"日本这个国家和世界的其他各国迥然不同"，军阀"就是日本的国策"9 。无论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刘文典始终坚持要正确认识日本、认识日本人、认识日本文化。
　　1933年，刘文典不顾"某些位爱国志士"骂他"不应该长他人志气，灭自己的威风"，兀自埋头赶译出了日本陆军大臣荒木贞夫的《告全日本国民书》，便是希望能够警醒国人，"知道日本统治者的意见、政策和野心"。任教西南联大期间，他曾到文林堂演讲《日本侵略中国之思想的背景》，凭借自身对于日本的多年关注与研究，向世人揭穿日本侵略者一贯的军国主义立场。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这是中国兵法中的千古良训。正因为如此，无论是身在北平，还是偏安西南，刘文典除了尽心尽责上课、讲学、研究外，还专门抽出一定的时间做关于日本的演讲或写相关的文章。
　　1942年11月8日、9日，刘文典连续两天在《中央日报》（昆明版）上发表"星期专论"，题目很干脆：《天地间最可怕的东西--不知道》。文章开门见山，头几句写道：
　　天地间最可怕的东西是什么？是飞机大炮么？不是，不是。是山崩地震么？是大瘟疫、大天灾么？也都不是。我认为天地间最可怕的，就是一个"不知道"。因为任何可怕的东西，只要"知道"了就毫不可怕。
　　刘文典认为，美国之所以被珍珠港一役打得晕头转向，主要是对日本人的"天性慓悍"缺乏了解，"如果有战争，它必然是要先下手袭击的"。但他紧接着风趣地且带有讽刺意味地写道："英美固然大吃'不知道'的亏，日本所吃的大亏也正是因为这位'不知道'。"
　　一直以来，日本设在中国各省各县的特务机关无孔不入，将中国社会的许多弱点都调查得一清二楚，认定中国是绝对无抵抗力的，所以才敢于发动"卢沟桥事变"。但它万万没有想到，中国各方面现在都"知道"了，因而激起了全民族的坚韧反抗，是绝对征服不了的，"我们替他们设身处地地想，这有什么办法呢"！
　　刘文典坚信：日本必败，中国必胜。要知道，他写这篇文章的时候，距离1945年日本宣布投降还有三年的时间！他的眼光不可谓不深邃高远。而更令人啧啧称奇的是，1944年，正当人们在为夺取抗战的最后胜利而暗自欢欣的时候，刘文典却未雨绸缪地提出了一个新问题：日本败后，我们该怎样对它？
　　按常理说，日本屡屡侵扰中国，先有甲午战争，后有侵华战争，侵占中国的土地，屠杀中国的人民，压制中国的文化。日本所犯下的罪孽，中国是怎么仇恨都不算过分的。在40年代初的《云南日报》上，刘文典曾写过一篇《日本人最阴毒的地方》，开头一句就是，"日本人可恨，这何待多说"。与很多人仅仅因为日本人肆意杀戮大量同胞而生起的仇恨不同，刘文典认为，日本人最可恨之处，是他们除了屠杀焚掠、毁灭我们的肉体和有形的财物之外，还千方百计地想要毁灭我们中国的精神，比如主张报纸发表汉奸言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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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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