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文明的差异可能是未来划分冲突集团的重要因素，但其他因素，如与经济直接有关的因素可能同样重要。
二、谁与谁冲突
文明的差异比政治思想和政治体制的差异更为基本，比民族国家的划分更为久远，这无疑是正确的。譬如中国人，无论怎样谴责儒教，怎样崇尚西方，其语言、历史、习惯都决定了这一群体可以与西方人轻而易举地划分开来。因此，当为了实际利益而需要把某一群人划分出去时，依照文明的差异界限划分是方便的。同样，为了实际利益而利用共同文明造成的语言、习惯、感情上的亲近感凝聚一群人也是可行的。但既然冲突的根本原因离不开经济因素，那么，直接根据经济因素划分集团的可能性就不应被忽视。
从经济因素考虑划分集团的一个前提条件仍旧是全球经济环境的宽紧。如果在未来的世纪中，全球经济环境宽松，人类在人口、资源、环境等诸方面都能很好地解决问题，那么人类之间更多的将是协作而不是冲突。国际贸易将使人类在总体上得到好处，虽然它也会带来一些冲突，但在经济环境宽松的条件下，冲突不会激化，特别是不会激化到发生大规模的战争——现代军事技术确实发展到了这样一个阶段，用战争手段夺取经济利益远不如用贸易手段换取经济利益划算（前提当然仍旧是经济环境宽松，容许无限增长）。在这种条件下，从经济因素看，划分集团并无必要，结合进越多的国家，人类就越是共同富裕（当然还会有一些分享财富的政治问题）。遗憾的是，无人能够确保未来的经济环境是宽松的。即使仍有不少人对无限的增长抱有信心，人们却都在为增长达到极限而作准备。贸易保护主义的盛行部分地反映了人们对于未来的判断。
增长是有限的，财富是有限的，至少人们会以此假设为前提行事。这就产生了把一部分人排除出财富分享行列——或者至少限制他们分享财富——的必要性（人类的道德水平，尚达不到以绿色和平的方式解决问题的程度）。于是就有必要划分集团了。那么，从西方发达国家的角度看，哪些国家和民族应当被排斥，哪些不应当呢？有三条十分理性的选择标准：
1.已经发达的国家（包括俄罗斯这种军事超强）不应当被排斥。首先，排斥已经发达的国家是十分不容易的，要付很高的代价；其次，已经发达的国家虽然分享财富、占用资源较多，但它们的增长速度已经放慢，不易产生突增的额外压力。因此，保持现状是较容易的，也是可取的。
2.发展潜力不大的国家不用被排斥。不排斥它们，它们也不会有多少能力通过经济竞争来分享财富。
3.现在尚不发达，但发展潜力庞大的国家将是首要排斥的对象——这一条实际上是前两条的推论。恰恰是这些国家有可能出现极高的经济增长速度。这在无限增长的前提下将是带动全球经济的火车头，但在有限增长的前提下却会带来陡增的经济环境压力。
有趣的是，根据这三条标准划分出来的界线在一定程度上与塞缪尔?亨廷顿教授所划定的文明的差异界线重合。儒教-伊斯兰教的联系恰恰是两种差异界线重合之处。正因为此，亨廷顿教授才会感到这种联系对于西方的挑战是突出的。中国显然是一个目前贫穷、但发展潜力与发展欲求都极大的一个国家；伊斯兰教国家贫富不一，从总体上说，它们是拥有大量资源却无力主宰自己命运，不能真正有把握地控制自己资源的国家。它们和中国都有可能大规模地改变目前的世界经济格局（中国是通过经济发展，伊斯兰教国家是通过加强自己的力量，使之达到能够真正掌握其土地上的资源）。只有从这些角度考虑，亨廷顿教授的划分才是对的。如果单纯从文明的差异界线出发，亨廷顿教授将无法说明为什么他认为阻碍日本加入西方的障碍比阻碍穆斯林、儒教、印度教和佛教社会加入西方的障碍小。亨廷顿教授认为日本之所以在东亚地区建立经济实体比欧共体、北美自由贸易区困难，是因为它与东亚其他国家的文化差异的限制也是没有多少根据的。没有任何理由说日本与东亚国家之间的文化差异，比欧洲国家之间，美、加、墨之间的差异更大。实际上，日本比今天的中国更称得上是一个儒教国家。东亚国家结成经济实体的主要障碍不在文明的差异，而在于历史原因和经济互补性不足——所有的东亚国家都人口密度高而缺乏资源。前一个原因将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变得越来越不重要，后一个原因才是根本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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