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返回的路上，老查和他的两位老友高谈阔论。他们谈论着思想界各种动态，他们不搭理我，我插不上嘴。他的这两位老友在地下斗争中，一个是他的上级，一个是他的下级，此时的地位一个比查高，一个是同级，都是意气风发的年轻的知识型的中层领导干部，他们哪会把我一个普通的党员放在眼里，年纪又小又不是搞政治或哲学的。可是我从来认为自己是有独立见解的人，因此忍不住地说：“人民大学的那个女学生林希翎的讲演太好了，她说得对，中国还没有真正实现民主。”老查瞪了我一眼说：“不要瞎说。”我反驳道：“怎么是瞎说？每次选人民代表，都是内定好了，只要群众画圈圈......”查打断我的话说：“领导推荐是有人民性的。”我不服地反驳道：“可人民不认识他们，再有她说的肃反扩大化也是事实呀！”老查说：“你呀！水平太低了。”一句话严重地伤害了我的自尊心。还想和查辩论，可老查连看都不看我一眼，只顾和老友说话。我感到委屈也很不服气，但也只得暂时沉默。现在看来老查也没有说错，我当时是‘水平’太低了。所谓‘水平’，在政治中就是要善于识风向，也就是所谓的‘识时务者为俊杰’，当时我哪懂这个，就是掰开揉碎地和我讲，我也不会接受的，我自认为是真理就应该坚持，这种认死理的性格，正是以后对我的批判不断加温的原因之一。
四、参加市文联鸣放会
春末，位于北京王府井南头霞公府内的市文联小院，树绿花红，一片雅静。可会议室内，言辞激烈，气氛不断升温。‘点火’的正是我所在的市委宣传部文艺处处长曾平，他在市文艺界做了鸣放的动员报告，接着添柴加薪的是文联秘书长田家的报告。文联的专业作家和刊物编辑都纷纷响应党号召‘鸣放’。我被曾平派到文联参加鸣放会、蹲点了解情况。会开了四、五天后，议题由务虚到务实。一位叫施白芜的老作家，颤巍巍地将他虚胖的身躯从坐位上竖起，从裤口袋里掏出一条有着陈旧血迹的手帕，声嘶力竭地嚷道：“你们看！这就是1955年反胡风和肃反运动时，逼得我吐血的那条手帕。硬说我是胡风反革命分子，是国民党特务，没有凭据，非逼我承认，不承认，就向我吐唾沫，逼得我当场吐血。查来查去，没查出证据，就把我抓进监狱......”说到此处声泪俱下：“虽然后来把我放出来了，可深深伤害了我的心。我希望领导在这次运动中能真像动员报告中说的：“要大胆提意见，不打棍子 ，不抓辫子。”希望对我这次提的意见真正采取‘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态度，总结肃反运动的经验教训，团结大家建设新中国。”转而他充满深情地说地“党的整风运动像春风吹绿了大地，苏醒了我们冻僵的心，我们要把心里话说给党听，向亲爱的母亲进点忠言，这也是我们的孝心......”
他的话声刚停，还没坐稳，诗人张明权站起来激情地朗诵起他的新作：“人啊！远祖给了你站起来的权利，为什么你还跪着，站起来，站起来......” 青年作家刘绍棠也争先恐后地把椅子往后一推，站起来抢言道：“多慈祥的母亲，多好的党啊！为了大家庭共同的利益，诚恳地希望儿女们多给她提意见。我就敞开的说：......于是刘绍棠口若悬河，大谈《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该作修正，在抗日战争时期有纲领性的指导作用，现在要重新审视，该“提高”了。现实主义在社会主义时期应有新的发展等。
你坐他起、争先恐后，言辞铮铮、烟雾缭绕。我的心在沸腾， “母亲”既然向儿女们展露笑容，我也有满腔的话要对党说啊！
我思索着：1955年肃反中，像施白芜所说的那种在没有确凿的证据前就开斗争会，阵势凶狠，方式野蛮，吐唾沫、辱骂、诬蔑，甚至随意抓捕入狱的现象，在文联之外，不也有吗？所谓的与《胡风反革命集团》有关联的人，入狱的也不少，难道他们都是反革命？文化局长，革命老区来的作家王亚平不也因此入狱一年吗？难道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运动真是扩大化了？我又为党解释：毛主席讲过：“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温良恭俭让。”，发生上述问题也难免。但我又想：即使由反胡风发展到肃清暗藏反革命的运动是正确的，在作法上也可以改进吗？是不是应该先“调查研究”，确认了是反革命再开斗争会呢？这不也符合毛主席说的“凡事要加强调查研究”的原则吗？。这些天我的处长曾平又上别处点火去了，只留我在文联蹲点。我严守党委机关的工作原则，在市文联鸣放会上没有发言，没有表露我的任何想法。
从市文联出来，我多想找老查谈谈，但一想到他那副傲气冷淡的样子，委屈情绪就来了，一转身回了母亲家。
五、党内会上的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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