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敌们拿他的母亲说事，这让白居易真正见识了人心的卑劣与人性的无耻。贬谪江州，是白居易人生的分水岭。既然事不可为，为避祸远嫌，他“不复愕愕直言”，“世事从今口不言”，只是全心全意关注自己的生活。在江州呆了四年，他的仕途又畅通起来，先是被提拔为忠州刺史，紧接着被召回中央，授中书舍人，拜尚书主客郎中，加朝散大夫，转上柱国。地位越来越高，发言的机会越来越多，但白居易却越来越沉默寡言，越来越超脱，与各种势力都保持相当远的距离，他甚至不愿意呆在众人羡慕的中央机关，主动要求外放，逃离是非之地。由于他的坚持，长庆二年（822），他成为杭州刺史，继续他心满意足的休闲生活。看看他是如何逍遥的：
杲杲冬日光，明暖真可爱。移榻向阳坐，拥裘仍解带。小奴捶我足，小婢搔我背。自问我为谁，胡然独安泰？
冬天的时候，晒着温暖的太阳，小童仆捶着腿，小丫头搔着背，衣食无忧，还有什么不惬意的呢？
3.家伎
后人对白居易晚年的选择十分欣赏，认为他在那样一个混乱的时期，能够抵制功名富贵的诱惑，有效地保护自己。白居易一生亲历德宗、顺宗、宪宗、穆宗、敬宗、文宗、武宗七朝，他亲眼看见了唐王朝是如何走向衰败的，也目睹了太多的朝政之腐败、宦官之猖獗、党争之残酷、藩镇之跋扈、战乱之惨烈。身旁的大腕起起落落、沉沉浮浮，今日志得意满，明朝流放蛮荒，连最好的朋友元稹都晚节不保，唯独他岿然不动。宋人叶梦得在《避暑录话》中有过精彩的分析：
白居易与杨虞卿为姻家（白的妻子是杨虞卿从妹，杨虞卿是牛党干将），却没有受到杨虞卿的牵连；白居易与元稹、牛僧孺关系亲密，而不党于元稹、牛僧孺；他为裴度所爱重，不因裴度而飞黄腾达；李党领袖李德裕不喜欢他（白居易写给他的诗文他从未看，担心看后会改变对白居易的印象），却也没有受到李德裕的迫害。五十八岁那年，白居易就开始了他的“退隐”，过了整整十六年的快乐生活。而当时的那些所谓名人，结局都不太好，元稹以废黜死，李文饶以谗嫉死，裴度整日忧谗畏讥，牛僧孺、李宗闵则流放到万里之外。
白居易为什么会有一个幸福的晚年呢？叶梦得认为，因为他“不汲汲于进，而志在于退，是以能安于去就爱憎之际，每裕然有馀也”。后来史书如《新唐书》也认为他“完节自高”，是个贤人。生前过得滋润，身后还能得到美名，这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贬到江州以后，除了做好本职工作之外，白居易生活的主要内容就是喝喝酒，品品茶，写写诗，爬爬山了。白居易可以称得上嗜酒吧，方勺《泊宅编》卷上说：“白乐天多乐诗，二千八百首中，饮酒者八百首。”饮酒的诗就了八百诗，喝的酒就更多了。“花时同醉破春愁，醉折花枝当酒筹”（《同李十一醉亿元九》）、“花下鞍马游，雪中杯酒欢”（《赠元稹》）、“共把十千沽一斗，相看七十欠三年”（《与梦得沽酒闲饮且约后期》）、“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问刘十九》），都是写他朋友一起喝酒。有时候他也一个人独酌也，据说他有时乘兴到野外游玩，车中有一琴一枕，两旁的竹竿悬两只酒壶，他抱琴引酌，好不悠然。《穷幽记》还记载，白居易的别墅里有一个超大的池塘，上面可以泛舟。他有时就在船上宴请宾客，让人在船旁吊百余只空囊，里面装有美酒佳肴，随船而行。要吃喝时，就拉起，吃喝完一只再拉起一只，直到吃完喝完为止。
白居易也喜欢品茶，《唐才子传》说他“茶铛酒杓不相离”。他在诗中也这样说：“看风小溘三升酒，寒食深炉一碗茶”（《自题新昌居止》），“举头中酒后，引手索茶时”（《和杨同州寒食坑会》）。
白居易的晚年，官位一直较高，收入自然不低。当太子宾客的时候，工资涨到他刚刚参加工作时的十倍，即所谓“俸钱八九万，给受无虚月”。后来当太子少傅，工资高得自己都有些不好意思：“月俸百千官二品，朝廷雇我作闲人”。退休以后，还有百分之五十的工资作为养老金：“寿及七十五，俸占五十千”。经济状况良好，就要讲究生活质量。喝酒也不能像陶渊明那样在村头山间，这时的白居易要追求品味格调，他往往是一面喝酒，一面吟诗，一面操琴，旁边有家僮奏《霓裳羽衣》，小妓唱《杨柳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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