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不是河东，但上海女人对男人“狮吼”的频率却毫不亚于“河东”。而上海男人对“狮吼”的慑服程度也不亚于洪迈笔下的方山子（①在宋代洪迈的《容斋随笔》中讲了一个自称为方山子的先生，好宾客，喜畜生妓，然其位于河东郡望的妻子柳氏绝凶亦妒，常发雌威，龙邱先生却也因此获得惧内之名声。）——盖因其生于上海，我看把她们称为“沪东狮吼”倒也有一番喻意。1991年，上海电视台做了几期的《海派丈夫变奏曲》系列小品，列举各种家中“小男人”的10种类型，其中一期节目还搞了唱曲道：“男子汉哪里有，大丈夫满街走。小王拿牛奶呀，老赵买酱油。妻子一声吼，丈夫抖三抖。工资奖金全上交，残羹剩饭归己有，重活脏活一人干，任打任骂不还手。”我看电视台编的这首曲子还真值得玩味。 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上海女人习惯用自己的行为习惯来压着上海男人，以至从小就被一种莫名的阴气所罩住的上海男人一旦娶了妻子后，更无法理直气壮地像个男子汉似地活着。无怪乎有人抱怨说“阿拉不像男人为女人过”。 上海的女人在家里占有了绝对的霸气。这来自两方面的支持：一是男人的主动退让；一种是她们生性的自负。那么女人为什么还要如此“狮吼”男人呢？这有其深远的历史根基。上海大学社会学系副主任章友德谈到这个话题时分析指出：“上海在清朝时就有租界，清朝当时就有一种和租界比比看的心态。当租界有了自来水、电灯、电报，租界外马上就有；当租界里外国男主人赴宴带老婆时，租界外的中国男人也跟着带老婆赴宴。其次，在租界内，上海男人当时大多只能当苦力，而妇女却比较有机会担任洋人的秘书、管家等非体力职业，经济地位比男人还高。” （①佚名：《上海的“新女男平等”》）再有一点就是上海女人生性就比较爱挑剔。她们对生活条件挑剔，对商品质量挑剔，对什么都要求尽善尽美。这个要求当然也包括娶她为妻后还要忍受得起她“狮吼”的男人。 “沪东狮吼”说到底就是“妻管严”的一种表现形式。“妻管严”之意专门用于讽剌男人惧内，所以，人们也就习惯以此来调侃怕老婆的男人。据说“妻管严”一词最早同样也诞生于上海，在很多与上海男人相关的文学和影视作品中，人们都不难看到那些在家里系着围裙在厨房里窜来窜去的海派丈夫。有人说，上海男人就是“严”训导下的产物。 有人对此很不以为然，认为上海的男人活得也太累了——一个大老爷们儿，成天在外忙乎，照理回家后该两脚一抬让女人伺候才对，怎么一个个还都心甘情愿地被女人当作宠物一般困在家里，天天去菜市场讨价还价，如果菜买贵了抑或被菜农宰了，回来以后还要挨“母狮”之训？真是“男子汉威风”扫地——没出息。然而许多上海的男人却并不这么想，他们似乎很理解做女人之难，所以，当上海的男人把一个自己爱的女人娶回家时，他就会把自己的精力分割出一半或者大半在以这个女人为中心的家庭中。他一心要和这个所爱的女人相濡以沫，并以“大男子主义”为耻辱。他们会尽量地让女人高兴，因为女人一高兴，他受点苦也是甜的。在上海女人为男人精心构造的“鸟笼家庭”到“小康家庭”中，男人在心理上和道义上心甘情愿地放弃了对女人主宰的愿望，他们交出了这种权利本意上是属于增强弱女子鼓起自主精神的权宜之计，所以他们为“妻管严”和“沪东狮吼”而感到荣幸。 其实这正体现了上海男人对家庭乃至对女人的务实观：尽管他们因此会失去社会所公允的男人精神上的东西，诸如与朋友交往的自由，诸如个性爱好和自尊心，等等，但他们的这些丧失是得到补偿的。即女人会自愿地承担起他们的“整体形象设计师”的重任。有一段故事说，一位宁波男人平时有喝酒的嗜好，兴致好时要喝酒；心情烦闷时要以酒浇愁。后来他想到上海谋生发财。其母惟恐自己的儿子去上海会变得更坏，就在儿子动身前逼着他娶个上海的严妻来管住儿子。儿子只要甘服严妻管教，就不会去吃喝嫖赌。离开了吃喝嫖赌四个字，儿子就不会变坏。后来这个宁波人果然在严妻的“狮吼”下发了财，并成了现在的上海移民。这个故事不管是真还是假，但其中就透着这样一个道理：有一个上海女人精心“管教”的男人，无论走到哪里，他们都是众人中第一流的。即使这种形象权当是家里的那个“黄脸婆”“狮吼”出来的，那也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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