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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人评传 》 康震评说苏东坡 》
第46节:六、东山再起(7)
康震 Kang Zhen
但是对于变法新党人物,苏轼的态度却完全不同。
苏轼与弟弟苏辙饱受新党迫害之苦,他们对于新党人物的态度用"深恶痛绝"来形容一点也不为过。在苏轼的笔下,新党人物真是祸国殃民,罪无可赦:
吕惠卿、李定……之流,……其为奸恶,未易悉数,而王安石实为之首。今其人死亡之外,虽已退处闲散,而其腹心羽翼,布在中外,怀其私恩,冀其复用,为之经营游说者甚众,皆矫情匿迹,有同鬼蜮,其党甚坚,其心甚一……此等皆民之大贼,国之巨蠹。(《论周穜擅议配享自劾札子二首》)
意思是说:新党之流,罪恶多多,而王安石实是祸首。新党的领袖人物有的已经死去,有的闲置散居,但是他们的心腹羽翼依然遍布朝野上下,都暗暗感念领袖的恩德,他们希望能够重新得到重用。为他们辩护游说的人很多,他们强词夺理,如同鬼蜮。这些党羽团结坚固,思想高度统一,对百姓危害很大,是人民的公贼,是国家巨大的蠹虫。
对于新党人物,苏轼兄弟旗帜鲜明地反对朝廷授予他们重要职务,反对新党人物推荐的人选,要求加重对新党人物的处罚,要求彻底追究新党的政治责任,而任何对于新党人物的提拔、宽恕,也都会引起苏轼苏辙兄弟极大的警觉。比如对于曾一手炮制"乌台诗案"的李定,苏轼就认为朝廷对他的处罚太轻,因此拒绝起草关于李定的处治状,请求朝廷给予李定更加严厉的流放两千里之外的处罚。李定后来被贬到安徽滁州,距离开封一千多里,并死在了当地。对我们来说,苏轼对待新党人物的这种态度,似乎有些出乎意外,但又在情理之中,究其原因主要是:
1?"元祐更化"的政治核心在于全面反对、推翻新法与新党人物。苏轼作为元祐重臣,作为元祐更化的受益者,必须鲜明地表明自己的政治态度、政治立场,因此,激烈反对新党人物本身是一种政治立场的表达,也是他作为元祐大臣必然的政治行为。
2?苏轼与弟弟苏辙深受新党人物的迫害与折磨,他们都非常害怕、担心新党人物东山再起、卷土重来,所以要不遗余力地打击抨击新党人物。对于新法政策,苏轼认为可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因为好政策可以给百姓国家带来好处;而对于新党人物,他认为都是一些奸佞小人、结党营私之辈,应该予以清除。由此可以看出,苏轼在对待新法政策与新党人物上是有鲜明区别的。
3?苏轼是一个伟大而杰出的文学家、艺术家、诗人、思想家,他在逆境中善于解脱自己的心灵,善于对自己的人生进行彻底的反省思考,但他毕竟不是一个十全十美的人物,他也有自己的缺点与局限性。在北宋时期,苏轼的基本角色是朝廷官员、政治家,他的政治角色本能地要求他为旧党政治派别服务,这并不以他个人的意志为转移。对于迫害折磨过他的那些新党人物,他当然是发自内心的仇恨厌恶,现在他处于优势的位置,对于新党人物的打击就势在必行,这就是封建社会的政治斗争,对于这一点我们必须要予以正视。
4?苏轼虽然不遗余力地打击新党人物,但是坚决反对通过文字狱来迫害士大夫,这又是他在激烈的政治斗争中所保持的一点清醒的认识。
书生意气 不合时宜
苏轼如此激烈地抨击新党人物,那他与旧党人物的关系应当非常密切吧?其实也不尽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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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集】百家讲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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