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历了西班牙内战的聂鲁达，坚强了，成熟了。他发现了另外一个世界，另外一种图景。在法西斯主义横行全球的时局面前，在战争、杀戮、贫穷、剥夺的苦难面前，他突然感到他的价值不仅仅是作为一个诗人去体现，他应该关注的不仅仅是诗歌，或者说他的诗歌应该关注的不仅仅是他自己。尤其是当他出色地完成了将西班牙移民带到智利的艰巨任务之后，他对自己拯救和改变世界的实际能力充满自信。他突然感觉到人民需要他；人民期望他的诗歌能成为剑，刺向敌人的心脏；期望他的诗歌能成为手帕，擦干深重的苦难带给他们的血与泪。 1940年1月2日，聂鲁达从法国返回智利。8月16日，他到达墨西哥城，出任智利人民阵线政府任墨西哥总领事图76。在墨西哥，他的家再次成了诗人们的大本营——像马德里曾经的“鲜花之家”。聂鲁达和黛丽娅的热情好客，使他们家里永远高朋满座。当时墨西哥城中藏龙卧虎，欧洲许多杰出的艺术家、思想家都流亡此地。聂鲁达在他们的上空撑起一把巨大的庇护伞。他不仅把漂泊各处的西班牙、意大利、法国的朋友都聚集身边，甚至还专门租了一套房子，收留那些流亡墨西哥的德国反法西斯作家们。聂鲁达的家里仿佛跳动着世界的心脏，永远充满阳光，处处洋溢欢乐，智利的葡萄美酒、丰盛的佳肴、音乐、诗歌从来都是为朋友们准备的。除了老朋友画家迭戈·里维拉和诗人帕斯VI之外，聂鲁达还新结交了许多墨西哥文化界的朋友们。 但是，友谊的醇酒并不能使人忘却烽烟四起的战火，不能使人忘却背井离乡的痛苦。1941年6月，希特勒军队对苏联不宣而战，谋求以闪电战迅速占领横跨欧亚的这个社会主义大本营。苏联人民为了保家卫国、阻止法西斯铁蹄进一步东践，与希特勒军队进行了浴血奋战。苏联卫国战争打响后，聂鲁达和朋友们经常聚在一起讨论战争局势。1941年12月的一天，他们在奎尔纳瓦卡的一家咖啡店里向往常一样，又谈论起最新战况，并为反法西斯的斗争取得的胜利而举杯庆祝。谁曾想此举激怒了邻桌一伙人，原来他们是德国纳粹主义的党徒。这帮家伙二话没有，一下子将诗人们围起来，用随身携带的凶器袭击手无寸铁的诗人们。虽说，秀才遇见兵，有理说不清。但是，在这种大是大非的战斗中，诗人们没有一个退缩胆怯的。他们用椅子等手边能够抓起的一切东西和匪徒们搏斗。有的人甚至就是用自己的拳头和身体与凶狠的纳粹分子拼命。在打斗中，聂鲁达的头部被打开花，鲜血顺着身体滴滴答答往下流。那伙人一见事情要闹大，立刻一哄而散，坐上一辆汽车逃之夭夭。大家七手八脚把聂鲁达即刻送往医院抢救，所幸无大碍，也没有留下什么后遗症，但还是在头上留下一条十几厘米长的伤痕。后来墨西哥警方介入此事，但最终不了了之，没有抓到任何嫌犯。虽然，与成千上万的士兵在反法西斯的前线奋战，抛头颅、洒热血相比，聂鲁达的这点皮毛伤似乎微不足道；但是在远离战争硝烟的墨西哥，纳粹分子居然如此嚣张，还是令美洲的知识分子万分愤慨。他们立即举行了抗议法西斯暴行的联合行动，声援聂鲁达。 而且，聂鲁达还加入了墨西哥知识界成立的“支援俄国委员会”，并成为其中积极活跃的一员。此间，他写下了一系列战斗的诗篇，声援全世界的反法西斯斗争，谴责纳粹主义对全人类犯下的历史罪行。其中《蒂娜·莫多蒂已经死去》（Tina Modotti Ha Muerto）VII、《献给斯大林格勒的情歌》、《十一月七日：胜利节日的颂歌》……都是激荡人心的名篇。其中《献给斯大林格勒的情歌》被墨西哥文化界印成两万张海报，贴满墨西哥城的大街小巷。1943年6月18日，巴西共产党领袖路易斯·卡洛斯·普雷斯特斯（Luis Carlos Prestes）的母亲在墨西哥病逝图77。普雷斯特斯当时已经被巴西独裁者海图里奥·巴尔加斯（Getulio Vargas）关押了许多年。他的母亲莱奥卡蒂娅（Leocadia）为了营救他出狱，一直四处奔走。当伟大的母亲去世时，墨西哥总统曾经亲自致电海图里奥，请他释放普雷斯特斯几天，准许他到墨西哥安葬母亲；但这一要求遭到独裁者蛮横地拒绝。聂鲁达不顾自己总领事的身份，满腔怒火地跑到英雄母亲的墓前朗诵自己献给她的诗，以表达对普雷斯特斯母子二人的崇高敬意和对独裁者的无比蔑视。但是，这一正义的举动大大得罪了海图里奥。巴西使馆立刻向智利发出措词生硬的公告，暗示聂鲁达辞职。聂鲁达予以了坚决回击—— “作为智利的总领事（而不是外交代表），我的职责是密切墨西哥和智利之间的商业关系。但是作为作家，我的职责是保卫自由，那是成为人和公民的绝对条件，无论是反对还是任何事件都不能改变我的行为和诗歌……我这个人不会对自己所作所为有什么反悔，尤其是当它涉及我实现人类自由的义务时，我更无怨无悔。……我们智利的作家有个传统：当我们接受一个公共职位或者成为政府公务员时，无论高低贵贱，我们都不能使我们的自由或者作为自由的人的尊严受到威胁，更不会改变对我们每个人所代表的阶级的意识形态或社会准则的忠诚”17。 但是此事之后，聂鲁达对生活在异乡的领事生涯产生了厌倦之感。他突然感觉到非常怀念智利，感觉到离开故土太久脚下变得有些虚空。他要回到祖国的怀抱中——“我只能生活在故土上；我要把手、脚和耳朵紧贴着它，我要聆听地上河流的流淌和树荫的移动，聆听我的根如何在土壤中觅取母亲的养分，否则我就无法活下去。”图78于是，聂鲁达他向智利政府提出辞职。临行前，墨西哥举行了一个盛大的、由3000人出席的午餐会，为诗人送行。1943年9月，聂鲁达启程返回智利，途径巴拿马、哥伦比亚、秘鲁，在那里朝拜了印加文明遗址——玛丘碧丘。11月3日，他终于再次踏上了圣地亚哥的土地。 [返回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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