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史 盛世之毁——甲午战争110年祭   》 盛世危言——三个广东人的“杞人忧天”(1)      Xu Hua

  年来日本讲究水师,频添战船,多置军械,及遣人分驻各口,设贸易馆,习方言,托名学贾,实则交结匪人,时入内地暗察形势,绘图贴说,其志叵测,恐终为中国大患。
  ——郑观应《盛世危言》
  臣到京师来,见兵弱财穷,节颓俗败,纪纲散乱,人情偷惰,上兴土木之工,下习宴游
  之乐,宴安欢娱,若贺太平……内而侍臣,外而藩僚,不闻一言,下而部寺司员,亦不闻一言。上下内外,咸知天时人事,危乱将至,而畏惮忌讳,钳口结舌,坐视莫敢发……窃维国事蹙迫,在危急存亡之间,未有若今日之可忧也……
  ——康有为《上清帝第一书》
  试观日本一国,与西人通商后于我,仿效西方亦后于我,其维新之政为日几何,而今日成效已大有可观,以能举此四大纲而举国行之,而无一人阻之。夫天下之事,不患不能行,而患无行之人……昔日国家每举一事,非格于成例,辄阻于群议者。此中国之极大病源也。
  ———孙文《上李鸿章书》
  实际上,在甲午战争之前,清廷内外有不少国人透过同光兴盛繁荣表象下的种种阴影,看到了迫在眉睫的危机。其中,有三个出自开洋务风气之先的广东省的“体制外学人”的言行特别突出,而这三人及其言行,都在甲午战争后的近现代中国历史上留下了深深的烙营—
  郑观应《盛世危言》
  1893年,即甲午战争前一年,李鸿章的一个重要幕僚——一群似乎被重用却实际显然并不得志的洋务幕僚中的一个——广东香山人郑观应,将其1862年以来多次出版的著作《救时揭要》、《易言》再次修改、增订,更名为《盛世危言》出版。
  这本书倾注了郑观应30多年心血:“庚申(1860年)之变,目睹时艰,遂弃举也,学西人语言文字,隐于商。”“涉重洋,日与彼都人士交接,察其习尚,访其政教,考其风俗利病得失盛衰之由。”这部历史巨著对甲午战争前的基本国情进行了广泛评论。其中强调:
  “自道光二十二年大开海禁,与各国立约通商,洋人各货进口纳税后,即准由华商贩运各地,过关只按估价,每百两加税不得过五两。维时,当事不知中国税额轻于各国四五倍、或七八倍,故立约甚轻也。迨后天下多事,始创榷货抽厘之制,藉资军饷……无如法久弊生,或因办理不善,或因设卡过多,避重就轻,遂订子口税……迨咸丰八年十一月中西重订条约,始定洋货、土货一次纳税,可免各口征收者,每百两征银二两五钱……斯乃体恤洋商,恩施格外,较之华人其获利厚矣。”
  “于是,洋商获利,华商裹足不前,迫令纳费洋人,托其出名认为已化,洋商坐收其利……且同一土货,由香港来,【余:不仅香港,而是所有的通商口岸。】则准其报半税;若由粤省来,则不准报子口税,必报厘捐。同一洋货,在洋人则无厘捐,在华人则纳厘捐,无疑为渊驱鱼、为丛驱孓,不独涛张为患,流弊日多,且先失保护己民之权利,于国体亦大有碍也。”
  “考泰西各税额,大致以值百取二十,或取四十、六十为率,最多则有值百取百者。美国进口货税,值四征三,商虽非之,然不能违抗……总之,泰西税法,于别国进口之货税恒从重,于本国出口之货税恒从轻,或全免出口之税……专以遏别国之利源,广本国之销路,便国民之日用生计为主。其定税之权操诸本国。”
  “今中国商务尽为洋人所夺……西人货物多入中国一分,即中国商务多为人倾(侵)轨一分。厘金不能日增,库款不能日裕者,职是故也。”【财政可续,本质在此?
  “为今之计,不如裁撤厘金,加增关税,其贩运别口者,仍纳半税。华洋一律征收。”
  郑观应还注意到,
  “更有绝大漏卮一项,则洋钱是也。彼以折色之银,易我十成之货,既受暗亏,且即以钱易银,虚涨洋价,换我足宝,行市旬变又遭明折。”
  “吾故得以一言以断之曰:‘习兵战不如习商战。’然欲知商战,则商务得失不得不通盘筹划,而确知其消长盈虚也。”
  对于国防,《盛世危言》强调:
  “况中国四边,东至库页岛,南至台琼,西至噶什喀尔,北至外兴安岭,无一不界强邻。一有衅端,逐处可以进攻,随时可以内犯。将来设有不幸,弃玉帛而动干戈,其必由陆不由海也。”
  “边防之要着,固莫急于东三省矣,其与东三省壤地相连、安危相系者,尤在朝鲜。朝鲜世守中国藩封,不侵不叛,我中国亦处之甚厚,待之独优……朝鲜与奉、吉毗连,实为东北之屏蔽,其地存则东三省之基固,其地亡则东三省之势孤……俄人早已逐逐眈眈,欲踞之为外府,然后徐图东省为并吞囊括之谋。日本亦有心图此久矣。”
  “年来日本讲究水师,频添战船,多置军械,及遣人分驻各口,设贸易馆,习方言,托名学贾,实则交结匪人,时入内地暗察形势,绘图贴说,其志叵测,恐终为中国大患。俄英法三国属地铁路,皆将筑至中土,托名商务,意在并吞。倘俄法合力侵犯,水陆并进,南北夹攻,恐西人之大欲将不在赔费,而在得地矣。俄法有事,英德美日必以屯兵保护商人、教士为名,亦分占通商各口,后患之来,不堪设想。”
  “欲固东北之边,实以保朝鲜为第一策。”
  “旅顺滨南后路连接大连湾,由大连湾再北约金州交界处,地势如人颈忽然收束,东、北两面皆海,狭近七十里。倘敌人于此登岸,坚筑营垒以断我后,再以铁舰游弋口外,以扼我前,则旅顺遂成绝地。援兵、军火、饷道皆不通矣。”
  言及国防危急之处,郑观应怅然道:
  “噫!彼族人贪如此,中国之弱如此,天时人事之循生迭起、相乘相迫又如此,而谓我中国尚可墨守前规,不亟亟然早思变计欤!此天下有心人所为扼腕怃心、痛哭流涕而长太息也1
  康有为《上清帝第一书》
  还有一位官宦家庭出身的广东南海士子康有为,对鸦片战争以来的局势很关注,中法战争后不久的1888年,他利用参加顺天乡试之机,在北京城内为国是奔走呐喊。
  1888年12月10日,康有为上书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评论时局,呼吁变法图强。这就是著名的《上清帝第一书》:
  “方今外夷交迫,自琉球灭、安南失、缅甸亡,羽翼尽翦,将及腹心。比者日谋高丽,而伺吉林于东;英启藏卫,而窥川滇于西;俄筑铁路于北,而迫盛京;法煽乱民于南,以取滇粤。教民会党遍江楚河陇间,将乱于内……顷河决久不塞,兑豫之民,荡析愁苦,沿江淮间,地多苦旱,广东大水,京师大风,拔木百余,甚至地震山倾,皆未有之大灾也……
  臣到京师来,见兵弱财穷,节颓俗败,纪纲散乱,人情偷惰,上兴土木之工,下习宴游之乐,宴安欢娱,若贺太平……内而侍臣,外而藩僚,不闻一言,下而部寺司员,亦不闻一言。上下内外,咸知天时人事,危乱将至,而畏惮忌讳,箝口结舌,坐视莫敢发……窃维国事蹙迫,在危急存亡之间,未有若今日之可忧也……
  今皇太后皇上端拱在上,政体清明,内无权臣宦女谒阉寺之弄权,外无强藩大盗之发难,宫府一体,中外安肃,宋、明承平时所无也。【即所谓盛世。】臣独汲汲私忧者何哉?……近者洋人智学之兴,器艺之奇,地利之辟,日新月异。今海外略地已竟,合而伺我,真非常之变局也……夫敌国并立,无日不训讨军实而虞敌之至也。迩者德法之争,十三日失和,十七日德以兵二十四万渡礼吴河而压法境矣。兵势之速如此,而我兵不素练,器不素备,急乃徐购募以应之,虽使廉颇、韩信为将,庸有幸乎?
  又美人逐我华工,英属澳大利亚随之,将来南洋诸岛纷纷效尤,我民出洋者千数百万,中国漏卮于洋货久已,稍借此补其尾闾,若不保护,还无所业,必为盗贼,金田之役将复起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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