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史 》 歷史的壞脾氣   》 教育改革視野下的鄉村世界      張鳴 Zhang Ming

　　——由“新政”談起
　　中國的教育改革，大概“科學”一點地計算，是要從1905年的新政算起的。如果像我們現在的大學給自己找歷史一樣，硬要再往前推，那麽九品中正製下的學校變成科舉製下的學校要算一次，察舉製下的學校變成中正製下的學校也要算一次，秦朝的“以吏為師”到西漢設立博士子弟員，似乎也是一次，最後，孔老夫子辦私學當然也要算。我這麽算其實沒有要給改革拉一個顯赫的祖先的意思。眼下是21世紀，不是康有為變法的年代，斷沒有必要將大成至聖文宣皇帝的鼻子塗紅，拉來撐臺。沒辦法，如果按“改革”這個思路，那麽孔夫子在民間辦班講學，而且規模龐大——弟子三千，就是對原來的貴族公學體製的改革，而且是幅度很大的改革。衹是自孔子以後的教育改革，雖然各自形式上的差異都挺大，但味道其實都差不多——學而優則仕。也就是說，我們過去的教育體係，或暗或明地都是跟選官制度捆綁在一起，以至於到了明清之際，選拔官員的科舉製和學校已經分不出彼此了。老百姓“進學”就等於邁進了預備官員隊伍的門檻，所以窮酸的范進進學回傢，老丈人鬍屠戶要拎串大腸和一瓶酒來看他。
　　但是，1905年的改革，儘管主導者心裏未必全然清楚，但改革的實質，卻是要徹底潑掉“學而優則仕”這碗千年老湯，在中國建立西方導嚮的現代學校體係。所以，這次改革，纔真正算是我們摸到現代門檻以後歷次改革的始祖，當然也就對後面的改革一直存有某種恆久的價值和意義。
　　教育改革是新政的大動作，跟教育改革相比，其他如行政改革、司法改革、甚至立憲預備，還都是上面熱鬧底下冷，哪個也不及教育改革影響的深度和廣度，連農村的三傢村私塾，都感受到了震動。
　　衆所周知，清朝的科舉製是跟學校制度捆綁在一起的，其密切程度到了當時的人根本沒有意識到這其實是兩個東西的地步。然而，悲劇也就此發生了，明明是改革教育，卻拿選官制度開刀，以廢科舉作為興學堂的前提。其中暗含的意思就是，興學堂必須廢科舉，學堂之興起，所取代的是科舉制度。實際上，當時的教育改革，真正需要出現興替的，衹是從國子監到各個府、州、縣的官學，以及部分書院和社學之類的私學，與新興的學堂係統之間的事情。
　　廢科舉對於主持變革的政府來說，危害是致命的。科舉製從它誕生那天起，對中國政治就起着三種作用。一是作為士人與王朝之間的紐帶和管道，即何炳棣先生所謂的上升的階梯，一方面通過考試的方式將優秀的人才都吸納到官僚體係中來，一方面使大部分的讀書人連接在了朝廷的戰車上，讓他們圍着科考的指揮棒轉，等於是圍着中央政府在轉。以明清為例，王朝除了官僚的金字塔之外，還通過科舉制度建構了一個從進士、舉人、生員再到最底層的童生的更大的金字塔。跟傳統社會的別的結構相比，這個金字塔擁有最一致的價值導嚮和無以倫比的嚮心力。二是作為官方意識形態灌輸的渠道，將官方對儒傢的標準解釋，以考試的標準而有程序的形式貫徹下去（顯然，官方意識形態的內容是什麽並不重要）。三是維護上層文化的同一性，通過定期的考試，使得地域和文化差異如此巨大的不同地區的文化人，産生強製性的交流，而不至於因彼此的隔絶而出現文字表達上的變異。這種變異，無疑是分裂的跡象和徵兆。不言而喻，科舉製的三種功能，對於王朝政治的維係以及遏止地方主義是有着非常重要的意義的。許倬雲先生將中國的文官考試制度稱之為中國文化的三原色之一，顯然是有道理的。
　　新興的學堂係統，主要是面嚮社會的，它一方面通過基礎教育提高國民的文化素質，另一方面通過大學和各種專門學校，為社會培養各種各樣的人才。現代社會所需要的各種專門技術人才，也衹能通過學校的途徑來生産。學校教育，其結構衹能是多元的，不可能由中央政府一傢操辦。所以說，從某種意義上講，新學堂所體現的品格，與科舉製恰恰是相反的，實際上不能用新式的學校體製來取代科舉製。然而，在新政中，我們卻看到了一幅十分怪異的圖畫，無論改革的推行者，還是原來依附在科舉製金字塔上的讀書人，其中大多數人的意中，學堂變成了科舉當之無愧的替代物。一邊是政府忙不迭地授予那些學堂的優秀畢業生（留學生）以相應的貢生、舉人和進士頭銜，以至於冒出了“牙科進士”、“農科舉人”這樣不倫不類的名目。一邊則是全國的讀書人理所當然地認為，大學生相當於進士，中學生相當於舉人，小學生相當於秀纔。
　　這種比附，極大地消解了這場教育改革的阻力，尤其是來自下層的阻力。在科舉時代，秀纔每三年考一次，各省的名額有限，從少的753人（貴州）到多的2845人（直隸）不等。太平天國變亂之後雖然有所增加，但最多的也不過加了幾百個（參見張仲禮：《中國紳士——關於其在19世紀中國社會中作用的研究》）。每次考試，縣、府、院三場大考，不考糊了也得脫層皮。中個舉人就更難，有的地方一個縣多少年也出不了一個舉人。別個不講，單說以譯介西學聞名的嚴復，自打英國回國以後就張羅考舉人，一連考了幾十年也沒考上。現在可好了，衹要有點錢，似乎就可以實現過去難以實現的科場夢了。所以，童生們一窩蜂地涌進了小學，秀纔們則進了中學，舉人、進士則張羅着進大學或者出國留學（當然也有明白人“越級”）。大傢突然之間，都升了一級。
　　改革的阻力雖然消解了，但農村社會卻因此而陷入了混亂。以私塾為代表的舊式鄉村教育，遭遇了滅頂之災，而因私塾垮臺引發的一係列問題，也逐漸浮出水面。
　　毫無疑義，私塾賴以存在的導嚮是科舉製，沒有了科舉製，私塾存在的合法性就要大打折扣。教育改革如此快地推行，不僅私塾在導嚮上迅速喪失，而且逐漸地不僅拉走了私塾的學生，也拉走了私塾的教師。從此以後，私塾教育一落千丈，就不可避免地走嚮式微。
　　在那個時候，私塾教育是一種相當普及的教育。它的成本很低，衹要有個房子，有張桌子，再有個三傢村學究就可以開辦（學生用的桌椅都可以讓他們自帶）。農民傢的男孩子，衹要還有口飯吃，往往都會被傢長送到私塾裏去學兩年，認識幾個字，因為費用極低，一點米，一條幹肉（標準的束）或是別的什麽都可以（事實上，農村裏的教書先生僅靠教書是養活不了自己和傢人的，他們往往還要種地糊口）。農村的私塾雖然有許多層次，鄉紳的傢塾師資和條件都比較好，強宗大族的族學，條件也不錯，但更普及的卻往往是那些根本不起眼的，由三傢村學究主持的鄉塾。事實上，那時農村的私塾教育，至少是那些最低檔最普及的私塾，其功能和導嚮存在相當程度的分離。私塾的功能當然首先是把個別的農村孩子教成讀書人，其中衹有極個別中的極個別分子可能進入科舉的程序；但是其次，或者說主要的功能則是教衆多的農傢子弟認識幾個字，有的還教一點珠算，好讓他們能記個賬、看懂文契和官府的文告。除了這兩種顯而易見的功能外，私塾實際上還存在着第三種功能，這第三種功能是與傳統農村的生活狀況緊密相連的。我們都說，傳統的農村是一個禮俗社會，禮俗既是農村日常活動，也是農村人的基本行為準則。但是，無論是婚喪嫁娶的各種禮儀，還是年節慶典的各色風俗活動，都離不開知書達禮的讀書人參與其間，既要主持喊禮，又要從事各種文字事務。顯然，這種文字和禮儀的傳承，都要靠私塾這種舊教育，新學堂是不沾邊的。從表面上看，這種文字和禮儀的傳承，對生活並沒有特別緊要的關係。實際則不然，農村人不僅日常調解和敘事話語要依賴它，而且鄉村組織的活動，農村人的風俗行為，沒了它也無法正常運轉。
　　新政教育改革的結果，不僅是吸走了鄉村的精英（新教育與舊教育不同，需要師資和設備，學堂辦得好的，衹能在城市。改革的暗示非常清楚，衹有走出去，纔會有出息，走得越遠，出息越大，最好是到歐美留學），而且無可輓回地毀掉了鄉村的教育。
　　問題是，儘管新政的改革力度不能說不大，雖然說先進的中國人學西方也學了幾十年，洋也進來了幾十年（主要是洋教士），但當時的中國農村，卻依然是一個傳統的農村。有的地方是刀耕火種，有的地方是牛耕人種，跟西方人沒有來之前並沒有什麽兩樣。傳統的農村，沒了傳統的讀書人，就等於沒有了鄉村文化的靈魂。而沒有了私塾，傳統的讀書人也就沒了傳承的渠道，終有一天會有油盡燈枯的時候。其實，用不着等到那一天，自新政以後，農村的社會生態就已經開始被破壞了。這種破壞，並不止於舊教育毀去，新教育不來，而是農村禮俗社會規則和行為方式的紊亂。農村逐漸喪失了原有的調節機製，無法完成固有的循環和運轉。民國以來，雖然鄉村的風俗還在延續，但靈魂卻已喪失，日見零亂和無文。鄉村的組織，從宗族到鄉社，無不處於風雨飄搖之中。中國的農村至少在文化層次上，已經陷入了現代化變革的深淵。1930年代許多有志之士從事的鄉村改良試驗，往往從鄉學的建設入手，實際上已經意識到了問題的實質所在。衹是，他們的努力無法使這個已經扭麯變形而且殘破的鄉村世界復原。
　　幾千年來，中國經歷過多次的經濟和社會的轉型，也經歷過無數次的戰亂和破壞。農村總是保持着自己的彈性，往往能夠很快地從破壞中恢復，在變化中適應，其強大的組織力和整合力，不能不歸功於鄉村世界獨特的文化狀態，那種大傳統小傳統水乳交融的結構，那耕讀難分的傳統，那生生不息的禮俗傳承。在中國農村，紳士和農夫沒有截然不可逾越的界綫，上層文化也難以離開下層文化而獨自生存，反之亦然。中國的現代化也許是必然的，但這種大規模異質文化輸入背景下的現代化，似乎必定要導致中國鄉村文化的破敗。從某種意義上說，在整個現代化的過程中，西方的屬性是城市，而東方則是鄉村，城市必然要吞噬鄉村。
　　新政已經過去了將近百年，但當年教育改革的過程卻並沒有因江山的易代而中止它的步伐。西式的教育，從開始的不倫不類逐漸變得有模有樣。但是教育的每一次進步，往往都以損害農村為代價。
　　也許，出路衹有一個，那就是徹底消滅農民，像美國一樣，衹有農場主，沒有農民。可是，在中國，行得通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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