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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评传 》 駡最多的人和最多人駡的人--李敖 Most people curse curse most people - Li Ao 》
五、為文學開窗(1)
陳纔生 Chen Caisheng
1965年6月5日,李敖在論戰的硝煙中,突然遊興大發,乘車南下,來到了臺灣著名的風景區——高雄大貝湖。離開了喧囂的鬧市,望長天一色,湖光猗旎,李敖完全陶醉在大貝湖的湖光山色之中了。遊玩途中,街頭小攤上出售的一本書引起他的註意,這便是當時正走俏一時的瓊瑤的長篇小說《窗外》。 嚮往戰鬥的李敖,又找到了一個新的目標。 50年代和60年代初的臺灣文壇,正是“戰鬥文藝”猖獗的年代。國民黨當局為了“反共復國”的政治需要,在文化界對新聞出版業進行全面的嚴厲控製,出臺了一套箝製言論的法規,取締具有革命傾嚮的,特別是“五四”以來大陸的大部分新文學作品,通過建立文藝團體(如“中華文藝奬金委員會”、“中國文藝協會”等)、出版“反共”文藝刊物(如《文藝創作》、《幼獅文藝》等)、頒發文藝奬金、製定文藝政策、開展“國軍”文藝運動等手段,推行所謂的“戰鬥文藝”,在文藝作品中提倡所謂“反共救國”的“戰鬥精神”,“反共”文學泛濫一時。在“反共”文學的主潮中,一些作傢逐漸看穿了國民黨“光復大陸”的神話,“身在異鄉為異客”的焦灼和重返大陸傢園之夢的破滅,使他們普遍患上了“懷鄉病”。鄉愁小說、鄉愁詩、鄉愁散文應運而生。他們寫鄉野傳聞,憶故人舊事,狀漂泊淪落之景,抒尋根歸源之情,這種民族情、祖國情、鄉土情亦成為當時文壇的一個重要現象。由於這種中性文學對當時的政治觸犯較少,遂有了一塊生存之地。瓊瑤正是在這種中性文學中成長壯大的一位作傢。 瓊瑤,原名陳,筆名瓊瑤、心如、鳳凰等。湖南衡陽人。生於1938年4月。1949年隨傢遷往臺灣。她出生於一個知識分子家庭,從小受到良好的傢教,9歲時在上海《大公報》兒童版發表文章《可憐的小青》。16歲在臺灣《晨光》雜志發表短篇小說《雲影》,讀高中時已發表作品二百餘篇。1963年,她的第一部自傳式長篇小說《窗外》出版,一舉成名。隨之又有《六個夢》、《煙雨》、《幸運草》、《菟絲花》、《幾度夕陽紅》等長篇問世,在港臺地區引起轟動。60年代中期,是一個“瓊瑤熱”的時代。 瓊瑤是一位比較成功的言情小說傢,美化人生的愛情理想是她作品的主旋律。她小說中的愛情觀、婚姻觀、家庭觀的基本傾嚮是追求真情流瀉的愛、忠貞不渝的愛、有文化有教養有道德的愛。她主張戀愛自由、婚姻自主、個性解放,以及家庭的民主和睦。這種溫情軟調的文學正好適應60年代臺灣社會新興中産階層的需要。面對緊張激烈的社會競爭,面對人際關係的冷漠和疏離,人們尋求着心理上的逃避和平衡,尤其是那些正值青春初萌而又面臨升學或就業壓力的少男少女,更是企盼在文學作品中尋找他們憧憬中的愛情王國。此時,多情善感的瓊瑤為讀者編織了一件件夢的衣裳,在煙雨和愛的浮雲中進行愛的旅行。但也不可否認,由於她生活天地的狹窄,作品取材缺乏廣度,思考領域缺乏深度,對讀者很難産生永久的歷史震撼力。 面對文壇的種種現狀,在文化思想的第一綫搏殺的李敖十分不滿。他認為目前的臺灣文壇就像一間沒有窗的暗室,“人們摸到的,衹是斷爛朝報;呼吸到的,衹是烏煙瘴氣;聽到的,衹是鬼哭狼號”。他將臺灣文壇的作傢劃為十派:即新八股派、新之乎者也派、舊的嗎了呢派、新鴛鴦蝴蝶派、表妹派、新劍俠派、新活見鬼派、廣播劇派、古裝派、新閨秀派。他認為此類文學“缺乏營養、缺乏氣魄、缺乏不受精神虐待的自由,也缺乏一盞真正的‘智慧的燈’”。①因此,他除了在暗室中要“自造光芒”,號召人們“嚮積極、嚮上、面對現實的西方振作精神學習”②之外,還要反擊,對這種文壇怪象和粗製濫造的文學進行猛烈抨擊。在文學亂象之中,他要找一個切入點,找一個靶子,但這個目標一直未確定下來。 此時,由於王尚勤的離去,李敖“李代桃僵”,又結識了美國海軍情報中心的秘書吳海蒂,海蒂被電影《窗外》的導演看中,飾演劇中的女主角江雁容。在她的多次推薦下,李敖有了讀一讀《窗外》的念頭。大貝湖遊覽期間,他在旅館裏挑燈夜讀,通宵達旦。看着被自己批註得亂七八糟的《窗外》,他認為自己的切入點找到了,靶子確定了,他决定以此書為個案,對臺灣文壇的陳腐風氣開刀。於是,一篇文章的雛形在他的腦海中形成。 李敖與瓊瑤並不認識,就在他寫作這篇文章期間,兩人才有了第一次交往。那是1964年的6月中旬,他應聶華苓、潘琦君、徐鐘佩、張明、張蘭熙、華嚴等女作傢邀請,在華嚴傢中吃飯,在這裏,他認識了在文壇嶄露頭角的瓊瑤。瓊瑤親切和善的面孔,成熟優雅的舉止,沉穩智慧的談吐,給李敖留下了比較深刻的印象,但對她的作品,李敖依然不敢恭維。他在極短的時間裏,寫下了長達兩萬餘字的長文《沒有窗,哪有“窗外”》,發表在1965年7月1日出版的《文星》雜志第93期。在該期的“編輯室報告”裏作者寫道: 瓊瑤女士,以她的軟弱的心靈,混沌不清的思想,老得掉盡大牙了的觀念,藉她的一本又一本的小說,哭哭啼啼地把我們年輕的一代帶入一個可怕的噩夢。《窗外》這本書,就是一個顯例,可是這本書卻一版又一版的重印,甚至還要拍成電影,繼續擴大它對青年們的麻醉。 我們認為,“暴得大名”的瓊瑤女士是應該醒醒了,一個作傢,如果僅僅以“媚世”的作品來取悅群衆,這種做法是卑下的,不可取的。在此時此地,拿筆桿的人必須面對現實,嚮愚蠢、軟弱和盲目挑戰,絶不能再躲在煙雨濛濛的象牙塔裏去做他的六個夢。① 《窗外》寫的是一個18歲的高中女生江雁容與她44歲的老師康南戀愛的故事。李敖認為這部小說所宣揚的觀念對社會青少年是一種誤導。作品中的人物依然是傳統觀念的奴隸,他們並沒有認清什麽是愛情的本質,真正的愛情是自由的,是“媽媽管不着”的。“愛情不是‘永恆的’,可是盲目的人卻拼命教它永恆;愛情不是‘專一的’,可是盲目的人卻拼命教它專一。結果煩惱、煩惱、烏煙瘴氣的煩惱!”今日的青年少年,就是在這樣的暗室中被熏陶、被圍困,他們憑藉作傢們為他們營造的所謂“窗”,望到的無非是這種烏煙瘴氣的迷霧。“‘如果青年的夢和希望’竟是花呀、草呀、月亮呀、‘淡淡的哀愁’呀、媽媽的話呀、罪惡感呀、傳統的性觀念呀、皺眉呀、無助呀、吟詩呀、蒼白呀……這一套的話,那麽這本《窗外》的作者,顯然是這些‘夢和希望的代言人’。豈止是代言人,她還是他們的偶像,她的書是他們的經典。她在傳統的集中營裏面,為軟弱的一代編織了新文網,使他們更僵化了思想,走嚮了做順民之路。這些‘罪狀’,又豈是善良的瓊瑤想象得到的嗎?”李敖認為,瓊瑤是在用“媚世”的寫作來取得讀者的“共鳴”,這是與作傢的身份不相稱的。真正的作傢應該能敲打出一種聲音,使“人同此論”,而不是隨波逐流,降格取媚。群衆需要的是陽剛、笑臉與活力,而不是軟弱的眼淚與苦惱的痕跡。他應該知道,“這個世界,除了花草月亮和膽怯的愛情以外,還有煤礦中的苦工、有冤獄中的死囚、有整年沒有床睡的三輪車夫和整年睡在床上的要動手術才能接客的小雛妓……她該知道,這些大衆的生活與題材,是今日從事文學寫作者所應發展的新方向。從事這種題材的寫作,它的意義比一部個人的愛情小故事要大得多。一部斯多威的《黑奴籲天錄》,可以引起一個南北戰爭;一部屠格涅夫的《獵人筆記》,可以誘發一次農奴解放。真正偉大的文學作品,一定在動脈深處,流動着群衆的血液。在思想上,它不代表改革,也會代表反叛。” 文章發表後,立即在社會上引起“原子彈的效果”。在官方媒體上,《中華日報》副刊於1965年7月21日、26日發表王集叢的文章《“反派”小生》和《先天性的毛病》,指出李敖是專門和人擡杠、唱反調的“反派”,這同樣是一種“媚世”的作派。並對李敖的愛情觀展開批評。1965年8月,《中華日報》又登出鳳兮的文章《作傢走出小世界》,認為李敖之文是在“鑽牛角尖”,李敖勸告瓊瑤應寫的雛妓之類,在臺灣衹是“癬疥之疾”、“秋毫之末”,真正重大的課題應該是“反攻大陸”、“恢復大陸同胞已經失去的自由”。11月1日,《幼獅文藝》又發表隱地的文章《狂妄與偏激》,認為李敖“目空一切”、“狂妄偏激”、令人“生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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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新華出版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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